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
林贤治先生也正是如此这般诠释了自己的生命旅途。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执笔化作利刃，义无反顾去当挑破黑暗的人。穿透云层的第一抹阳光往往最有力量。或许我们作为观者，永远无法知晓那熹微的阳光于他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是怎样的心灵救赎。从始至终，这是他孤身一人的抗争，是凉薄的自我审判。
但这总归也能给读者带来启示与共鸣，毕竟完满总是难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渊要渡，有自己的仗要打。
林贤治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提到许多文学家都崇拜与自己风格相反的人，我想林贤治先生也当在此列。
他无数次表达了对那类现实、质朴文字的喜爱，尽管他的文章总是典雅工整而失之质朴；他推崇乃至偏爱那些为劳苦大众受难的英雄们，虽然他的观点总是过于普世而缺乏英雄们的锋锐；他歌颂苦难，然而那苦难又让人不免疑惑：如一个信徒描绘耶稣受难，不去说他被钉在柱上的四肢，只单拿他头上的荆棘之冠做文章。他的目光所及，并不是那些切肤之痛，大片的伤口往往会麻痹痛觉，他只着眼那些微末的角落，就如同手上的倒刺，嘴上的死皮，微小到不被注意，却能让人痛到颤抖，并且这类疼痛能轻易地钻入你心中细密的缝隙，却又让人难以言表。
林贤治先生对现实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他既承认现实的粗粝，反对“穿燕尾服的人”“没有挨过饿的人”，可是他对现实那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朝圣似的态度，又折射出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挨饿所能表现出的全部敬佩。他平淡的外表下，实则有着一颗信徒般虔诚却又谦卑的心。
他笔下，现实的折辱与其说是冷眼、屈服、肮脏、不堪，倒不如说是一场盛大的精神加冕。他像是一个向来避世的苦行僧，以苦为乐，而他的佛，只存在于他的心中。他好像只是在向前走，其实从未停止过追求。当然，苦难可以为人加冕，大可以感受苦难，但不必膜拜它，因为苦难本身并不是冕冠。
而他敬畏苦难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深知苦难之涩处。他仿佛总是平淡从容，就连描写这痛苦忧伤之时，也兼带着几分疏离的冷淡。可若是再一细想，他并不是在以俯视的角度评判苦难，他也从来不是什么“没有挨过饿的人”，充其量只是“没有饿死的人”，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似乎是得到了微末垂怜的幸运者。但同时不要忘了，他秉持着怎样的信条？我想书中已经足够明确“不自由，毋宁死”。他从文革中走来，无论是从物质的受限还是精神的折磨观来，他都绝对算不上一个远离苦难的人。苦难不因对比而贬值，也不能以大小来论。他的淡定从容，不是因为他“没有挨过饿”冷眼旁观量化苦难，而是因为他早已将这疼痛内化为力量，去谱写诗篇，去描绘世事，去感受并表达世间各种形态，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不曾知晓这些的人们。
他也是背负千钧之人，也是淌过深渊逆旅的归来者。心中的阴影，久积的沉疴，他选择转身直面，切肤挫骨又如何？他自从悲痛中凝练出墨笔利刃，书写自己的生命篇章。
但我想说的不是只是这些。
前文中如此多的“但是”“却”只是想反映一组矛盾：或许他想调和文学面对实际那不可承受之轻来迎合生活不可承受之重，但是这轻重的划分反倒显得束手束脚。
他在文中将艺术划分为两类，而这划分又带来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文艺界当真存在两个缪斯——一个田园牧歌，一个风霜严苦吗？
这两者又该以何种姿态并存，它们面临的是相得益彰，亦或是对立溃散？
正如真纯的理想主义者因相信天堂而显得脱离实际，可又因要把天堂搬到人间而与务实派不谋而合。或许，理想与务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就如浓翠与淡青，总归于绿色。
理想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反向模仿。而这“反向”所造成的对立，为理想存在之合理性做了辩护。无论是揭露丑恶还是歌颂美好，都是为了加快现实向理想进军的速度。
现实本是一块空地，因宝剑出鞘才在上面投射了阴影。抽出的宝剑劈开了缪斯，可当宝剑重新收起，两个缪斯最终回归于一体。
这是一种必然的和谐，但它又因为人的阶段性与复杂性而磨难重重，荆棘遍布。人的作用始终是不可忽视的。
——深邃的灵魂比峡谷还深。
因此，林贤治先生毫不吝啬的展现对人道关怀的重视，如薇拉、葛兰西、柯枝惠勒，他们的爱是有着热腾腾的温度的，以轻快却又坚定的姿态，在极致的光明与黑暗中穿梭，播撒希望的同时，也不逃避对阴影的展现，揭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但是“旷代”中，除了现实与理想的泾渭分明，怎么就没有人性本身的迷茫与混沌？这旷代太久，仅是朝夕，就以足够让人内心阵痛难言。关怀的背后，我们难道不需要冒犯来提醒我们：生命不仅只有向上攀越的价值，他的底下还有对这些价值的怀疑的深渊。我们固然要攀上一切从上面来的东西，但底下的东西也并非完全无用，这无疑给我们提示：关怀人，不仅要关怀一个个体的最后归宿，还应关怀全人类的终极命运，人性中的混沌晦涩，同样也冠着真实之名。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归到一个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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