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海南日報》
3月12日是中國的植樹節。1979年2月，中國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將每年的3月12日定為中國的植樹節。1981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又通過了《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植樹節前後，中國各地都要集中進行植樹造林活動。
中國植樹節的由來
中國的植樹節，因時代的演變，先後作了三次改定。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意識到森林的重要意義和倡導植樹造林的人。1915年在孫中山的倡議下，由農商部總長周自齊呈准大總統，以每年清明節為植樹節，指定地點，選擇樹種，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如期參加，舉行植樹節典禮並從事植樹。
1928年北伐完成後，4月7日由國民黨政府通令全國：“嗣後舊曆清明植樹節應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1929年2月9日農礦部又以部令公佈《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各省植樹暫行條例》16條。而國民政府行政院農礦部長易培基遵照孫中山先生遺訓，積極提倡造林，於1930年2月呈准行政院及國民政府，自3月9日至15日一週間為“造林運動宣傳週”，於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舉行植樹式。北方地區以3月初旬，寒氣未消，還不適於栽樹之故，特規定植樹式仍於3月12日舉行外，造林宣傳運動周延至清明節行之。並由該部公佈《各省各特別市各縣造林運動宣傳週辦大綱》7條，以便全國照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79年2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林業總局局長羅玉川提請審議《森林法（試行草案）》和對“決定以每年3月12日為我國植樹節”進行說明後，大會予以通過。1981年12月13日，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從此，全民義務植樹運動作為一項法律開始在全國實施。次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
其實，我國古代人們也普遍喜歡在清明節前後植樹，清明前後，春陽照臨，春雨飛灑，種植樹苗成活率高，成長快。因此，自古以來，我國就有清明植樹的習慣。也有人還把清明節叫作“植樹節”。
按《歲時百問》的說法：“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淨。故謂之清明。”清明一到，氣溫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故有“清明前後，點瓜種豆”、“植樹造林，莫過清明”的農諺。可見這個節氣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係。
史上名人與植樹
我國從古到今歷來重視植樹造林。《禮記》記載：“孟春之月，盛德在木”。
為建立蜀國立下汗馬功勞的諸葛亮，在病危時給後主劉禪的遺書上寫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種八百株桑樹作為子女生活費的來源，為子女生活作長久安排。一代名相，兩袖清風，死後留給子孫唯有自己栽種的桑樹，令人不勝感慨。
三國時東吳名醫董奉醫術高明，樂善好施。董奉隱居廬山期間，為貧苦百姓看病，從來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癒後按病情輕重，在他住所前後種杏樹，重病者栽五株，輕病者栽一株。幾年光陰，他的房前屋後竟有十萬餘株杏樹。每當杏熟，董奉用來換穀米救濟貧民，人們稱這片杏林為“董仙杏林”，後人遂以“譽滿杏林”稱頌醫家。
唐代詩人白居易愛樹如寶。他被貶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種植花木，並賦詩詠道：“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有買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詩中又說：“江州司馬日，忠州刺史時。栽松遍後院，種柳蔭前墀。”
宋代改革家、詩人王安石對種竹、植桃、栽柳極感興趣，賦有詩句：“乘興吾廬知未厭，故移修竹似延雛”，“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可見他對樹木的熱愛程度。
清末名將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期間，下令軍隊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種柳二十六萬株，人稱“左公柳”，至今仍為西北人民所稱道。清人楊昌溪曾寫詩讚道：“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古代帝王種樹“蠻拼的”
翻閱史冊，不難發現，一些古代帝王在種樹這事上也是“蠻拼的”。早在公元前五帝時代，舜帝便設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這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林業部長”。
世人印象中，秦始皇“焚書坑儒”，但其允許存世刊印的書目中卻有種樹的書籍。不僅如此，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下令在道旁植樹，要求在修建馳道（即今天的國道）時，路旁每隔7米就要種一棵樹，賈山的《至言》一書記載：“秦為鄧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樹以青松”。這估計是中國最早的“綠化帶”了。
一向重視農業生產的漢文帝、漢景帝父子對種樹這事當然也不含糊，曾九次頒佈勸民植樹之詔：“多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而南北朝時的北魏孝文帝，這位以“漢化改革”著稱的鮮卑族皇帝，不僅給百姓分田植樹，連樹的品種、數量及栽種時間都有詳細規定。
隋煬帝在植樹造林上是個有識之士。今人每稱柳樹，總不覺與“楊”並提，卻鮮知此美稱源於隋煬帝。公元605年，他下令開河挖渠，開鑿通濟渠後，他接受大臣虞世基的建議，帶頭在運河兩岸栽植柳樹，並御書賜柳樹姓“楊”。同時，他還大行獎勵之策，詔令民間種植柳樹，“柳一株、賞一縑”，縑就是雙絲的細絹，每種活一棵，就賞細絹一匹，此賞賜實屬不薄。
唐朝規定，凡驛站與驛站之間，都種上道樹。開元年間，還下令各地在通衢兩旁都種上各種樹木，以廕庇行旅。
《宋史·太祖本紀》載：宋太祖課民種樹，夾河兩岸廣種榆、柳護堤。還根據植樹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並下令凡是墾荒植桑棗者，不繳田租。宋太祖還將植樹實績與官員考核直接“掛鉤”，對率領百姓植樹有功的官吏，晉升一級。
相較於趙匡胤的“正面倡導”，元世祖忽必烈的政策可就讓官員們誠惶誠恐了，他也是中國第一個將植樹立法的帝王。他要求各級官吏每年都要上報種樹情況，對於失職或弄虛作假的則按法律論罪。《元史·食貨志》記載，元世祖忽必烈頒佈《農桑之制》十四條，其中規定，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種榆、柳等。同時嚴飭各級官吏督促實施，如失職或審報不實，按律治罪。這樣的規定，旅行家馬可·波羅大為讚賞，並不忘在文章中“點贊”。
明清時代，植樹規模有更大發展。如果有人排“帝王種樹排行榜”的話，明太祖朱元璋當居榜首，朱元璋在推行一系列振興社會經濟文化措施中，就有植樹造林一項。“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這位“放牛皇帝”很有經濟頭腦，一上任就大力發展“經果林”，“令天下廣植。凡民戶有田者，須種桑麻、慄棗各二百株”。對利用空地植樹的實行免稅，而對不完成植樹任務者懲罰，對砍伐樹木者治罪。在他推動下，大明朝種樹成風，全國種樹規模在10億株以上，僅南京鐘山一帶就種了50餘萬棵梧桐樹、棕櫚樹，他自己也由此獲得了“種樹皇帝”的雅號。
清朝前期，也要求地方官員勸諭百姓植樹，禁止非時採伐和牛羊踐踏及盜竊之害。鴉片戰爭後，一批有識之士提倡維新，光緒皇帝曾詔諭發展農林事業，興辦農林教育。
孟春之月好種樹，植樹風俗一直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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