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既然向別人做出承諾，就應該一言九鼎，擲地有聲，板上釘釘，不能變卦；否則，便會遭到別人的非議和詬病。然而，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世稱蘇東坡）曾經有一次爽約失信，卻留下好的口碑，受到老百姓的歡迎。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再度來到西湖邊上，出任杭州知州。那年“飢疫並作”（大旱歉收和瘟疫），《宋史》記載說，飢餓和瘟疫肆虐瘋狂，造成百姓死傷人數巨增。他心急如焚，一方面上書朝廷，請求減免稅賦賜給度牒（可出售以補府庫不足），用度牒換來的米賑濟災民。一方面積極想辦法控制瘟疫，沒想到收效甚微。見此情景，蘇軾整天鬱悶於色，茶飯不思。“那年你在黃州時不是也碰到過類似疾病嗎？”一個下屬提醒說。
他眼前一亮！
原來，蘇軾在黃州任職時，結識眉山的一個叫眉谷的朋友，手裡有治療瘟疫的“聖散子方”。這個人對凝結著自己心血的藥方視若生命，連親生兒子也不肯傳授技藝。蘇軾三番五次向他索要配方，都遭到眉谷拒絕，次數多了才勉強應允，但提出一個條件，就是不得外傳；且讓蘇軾指著江水盟誓。蘇軾無奈只得答應了，但心裡卻非常彆扭，藥方不就是為了治好更多的病人嗎？倘若孤芳自賞，束之高閣，那還有啥意義呢？價錢低而療效高的藥方應該傳給更多的人才有價值。“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到這，蘇軾就把這個藥方傳給了當地名醫龐安時，讓其記錄在他的著作《傷寒百病論》，到了明朝嘉靖年間，聖散子方又單獨成書流傳至今。
一撬打千斤。為了治療瘟疫，蘇軾令人在街頭大量熬煮加了聖散子方的米粥，救活了不少民眾。為了感激他的恩德，杭州老百姓除了把蘇軾在西湖修築的那段大堤叫“蘇堤”之外，家家還掛著他的畫像，且“飲食必祝”，那虔誠和敬仰發自肺腑，感人至深。
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應該全面辯證地去看才是。如果說蘇軾按照承諾，不外傳藥方是講誠信的話，那充其量是小誠信。而向外傳藥方呢？從表面看，似乎是犯了出爾反爾的大忌，但這卻是一種大誠信——那就是心繫無數老百姓的身體健康，不忘為蒼生黎民謀利益的火熱情懷。由此可見，丟掉的是小誠信，得到的是大誠信，這種“丟卒保車”的明智選擇，蘊藏著蘇軾這位文學家的大氣魄，大格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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