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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兒童的教育，皇室子弟、地主階級以及貧農都是比一樣的。而每個朝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學而優則仕”為地主階級培養人才的教育宗旨始終不變，學生入學的主要目的就是應科舉、求功名、光宗耀祖。
一下分幾點說明古代的教育觀以及差異
1、王室子弟教育
統治階級從制度層面考慮，他們考慮後臺的教育問題設立了“師氏”這個官職。“以三德教國子”——師氏用中庸之徳，仁義之徳和孝徳來教育皇室子弟以及諸侯子弟。
2、地主教育
商周時期的“六藝”：禮、樂、射、御、書、算，就是貴族子弟必修科目。漢朝在則是把讀書和做官聯繫起來，教育方針是“尊孔讀經”。隋朝則是科舉制度興起，學校逐漸成為科舉的附庸。到了唐宋元時期，主要宣傳儒家思想和封建道德
3、貧農教育
在古代貧農是不存在正統的教育的，這是時代的悲哀。高舉進士，更加微乎其微。
大五的歷史故事
中國的教育觀可謂博大精深，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由此我們可以獲得諸多有益的啟示，領悟出許多幼兒的教育道理，我認為古代教育觀可以理解為，易經教育觀、主要以倫理道德為中心，家庭教育，教的是做人之道、私塾教育、教的是聖人之道、學徒教育、教謀生之道。古代教育主要以一種精神為核心
溪仔x
每個時間段的教育不同。 一，現代教育：現代教育都是九年義務教育，經濟富裕條件好的就去國外留學，經濟實力不行的就去讀公立學校，國內經濟富裕點的去私立學校介紹教育。 二，古代教育：有錢的去私塾，沒錢的自己學習。
小城故事62
很榮幸回答這個問題。
我是一名鄉鎮街道的幼兒園老師，關於問題中說的的中國古代兒童的教育觀是什麼？封建社會是我國古代學前教育發展的時期，對於兒童的教育觀有:
1、教兒宜早：按中國古代傳統愈早愈好,要本著"早喻教"的原則。
2、教子義方：主要意思是父母要從道義上,從做一個正派人的根本方向上,為子女指出道路。
3、信而勿誑：父母教育子女,要以身作則。
4、潛移默化：人的思想、性格受環境的影響和周圍人的感染,會在不知不覺中起作用。
5、量資循序：教育兒童不能求之過急,要根據兒童的才能,逐步將教育加深加寬,要順應兒童才能的發展,及時地給以教育。
6、有教有愛：父母愛子女乃人之常情,但對孩子既要愛又要教,既要慈又要嚴,愛與教結合,慈與嚴相濟,這樣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謝謝！希望我的回答能有所幫助。
喵小羅老師
試述中國古代教育的形式和主要內容
1、 虞庠之學：
《孟子》：“設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黃紹箕（清）： “古者之教，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
2、 學校的原始形態：
庠：飼養家畜――儲存穀物，又名“米廩”，由老人看管並照看和教育少年兒童
校：木囚。木頭圍成的養馬之所，後演變為習武、比武之所。
夏代的學校，有“序”、“校”兩種，都非常重視軍事教育。
3、商代的學校
禮樂教育、宗教祭奠禮儀、射
商代已有了成熟系統的文字以及成文的典冊，商代還出現了“瞽宗”這種學校形式。習禮、習武是商代學校的主要教育內容。習禮的內容主要是學習祭祀和樂歌，習武的內容主要是習射，也學習其它綜合性的禮儀行為。天文、曆法方面已有很大進步，算學也已成為學校教學的內容。
4、周代的學校
“學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徵。主要體現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制規章、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用的禮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無緣接觸到。在“學在官府”體制下，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較為完善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
西周學校已有較完備的制度，從設置上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學，一類是鄉學。
西周學校以“六藝”為基本教育內容。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又有“大藝”、“小藝”之分，禮、樂、射、御作為大藝，是大學的課程，書、數作為小藝，主要是小學的課程。西周的“禮”教，主要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行為規範、操作技能及個人素養的訓練，是貴族子弟必須具備的。"樂"包括聲樂、器樂和舞蹈。西周有樂德之教，樂語之教和樂舞之教。“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射”指射箭，“御”指駕車。"書"指寫字，"數"指算術。
5、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 官學教育衰廢，私學興起。以孔子、墨子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識分子就以新的辦學形式，聚徒講學，從而成為創辦私學、傳播學術文化的先驅。（原因：一是學術的擴散與下移; 二是新興的"士"階層的出現）
1）“士”階層的出現
（1）武士：俠士、力士等
（2）文士：賢良、商賈、方士、隱士等
（3）低級官吏
2）教育的大眾化、平民化
3）官學與私學分離
6、官學
1）漢代的太學
（1）教師：博士（詩、書、禮、易、《春秋》）
（2）學生：博士弟子
漢代中央官學主要是太學，設在京城長安。老師：博士；學生：博士弟子。地方官學按行政區劃設立，在郡國稱為學，在縣稱為校，在鄉稱庠，在聚稱序；其學、校分別設經師一人，庠、序各設孝經師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學教育。
兩漢教育以儒學經典為教材，主張教育要明經修行。其教育設施、教育思想和漢代的選舉制度是互相配合的。
2）明清時期的國子監：明清學校，中央有國子監及宗學（貴族學校），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邊疆及特殊地方還有衛學（軍事學校）。地方各學校互不隸屬，皆有送學生到國子監的資格。
7、私學
1）私學的發展：孔、墨之學；百家爭鳴；稷下之學（稷下學宮建於戰國時齊國的都城臨淄的稷門之下，它是齊國統治者設立的國家養士機構，憑藉國家的財力、物力養士，綿延達一個半世紀之久，幾乎集中了當時各家各派的學者。稷下學宮雖系齊國官辦，但它實際上又是許多私學的集合體。其特色主要有： 其一，"不治而議論"，即士人並不擔任具體的官職，一般不承擔行政事務，以備統治者諮詢，日常則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因此，稷下學宮實際上起到的是"智囊團"的作用。 其二，自由辯論。稷下學宮採取的是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政策，各家學派在稷下學宮都佔據了一定地位，他們要使自己的學說得到公認，不得不通過公開的辯論，以理服人，這就活躍了思想，繁榮了學術。在學宮所召開的"期會"中，不僅全校教師和四方遊士可自由參加，學生也可參加駁難辯論，這種在學術上師生之間的民主平等，有助於擴大眼界，也有利於人才的成長，並對解放和活躍學生思想起了極大的作用。 其三，學無常師。稷下學宮的教學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學中，學生們可以自由聽講，實行遊學自由的方針。當時前來稷下學宮的，既有個別遊學，也有集團遊學的情況。可以隨時請求加入，也隨時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學生來到稷下學宮後，則不限於跟一個先生，其它先生講學也可以聽講請教，這種靈活的教學制度，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學說，打破了學術流派的侷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學宮相互批評，又相互吸收，促進了學術發展。 其四，在學生管理上，稷下學宮制定了歷史上第一個學生守則——《弟子職》，全文載於《管子》，從尊敬師長到敬德修業，從飲食起居到衣著儀表，從課堂授課到課後複習均有嚴格規定。從《弟子職》可以看出稷下學宮對學生管理的總體特點，體現了教學的目的性、計劃性和組織性。這一學則流傳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私學的發達：教育儒學化與儒學私學化、私學的含義、私學的形式（授徒講學、書院、家族教育）、私學的作用：普及儒家經典、科舉人才發源地
3）古代著名書院
宋代：嶽麓、白鹿洞、嵩陽、應天府、茅山、石鼓、華林、雷塘
明代：紫陽、東林書院
4）私學的歷史：顧名思義，私學即私人辦的學校。中國古代私學始於春秋時期，史書記載，最早的是春秋中葉鄭國的鄧析所創辦，講授他自己的著作《竹刑》，專教訟訴之法。同時鄭國的伯豐子也開辦私學。這些是在孔子私學之前。當時規模最大的是孔子私學，還有少正卯的私學名聲也很大，曾把孔子的學生吸引過去。到春秋未期，私學更加興盛，最有名的是儒、墨兩家，當時號稱“顯學”。戰國時期，私人講學之風大盛，孟子“從者數百人”，以闡明人倫為教學目的；荀子先後授徒於齊、秦、楚國著書講學，培養出李斯、韓非這些當時屬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墨傢俬學是個嚴格而有紀律的政治團體和學派，要求學生具有刻苦、耐勞、服從和捨己為人的精神，並重視生產勞動和科技知識教育。以老聃和莊周為代表的道家學派，其後期吸收了許多法家、兵家及儒家的思想，子夏在西河講學，弟子300多人，李悝、吳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學生。
到漢代，私學分兩部分，一是以啟蒙教育為主的書館或學館，先教認字，可讀《孝經》和《論語》；一是傳授經學的精舍。精舍一般由當時精通儒學的名家所建，一些經師鴻儒，所教授的門生弟子多達數千甚至上萬人，其講學已初具學術討論與研究性質。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興廢無常，私學相對得以發展。名儒聚徒講學，常有幾百人或幾千人聽講。如雷次宗在廬山，顧歡在天台山，沈德威在太學當博士，回家還要授課講學，許多貴族、士子也紛紛到此受業解惑。北魏時期的徐道明講學20餘年，學生先後多至萬人。
隋唐時期官學興盛，私學也隨之發達。如隋朝大儒王通、曹憲，唐代顏師古、孔穎達、尹知章、韓愈等都曾在私學中教授學生，許多名儒隱居山水勝地，開學館、設書院，當為宋代書院大興的起源。
宋代私學教育和啟蒙教育都得到了充分發展。經過北宋三次興學，南宋官學有名無實，許多學者致力於私學。這一時期的啟蒙教育已形成相對穩定的教學內容，《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等啟蒙教材大都為宋人編撰或改訂。
遼、金、元各朝代私學也很活躍，其原因是統治階層發生了不同民族的更迭，各民族都迫切需要加速培養本民族的治國人才，而戰亂的頻繁，使得官學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私學才得以興盛，其形式有私塾、家塾、經館、家學等。明清時代的私學，繼宋、元以後仍興盛不衰，形式也無大區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以後的私學中產生了一批書院，宋代得到發展後明清時代即向官學轉化，這不能不說是私學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之一。
鄉村版強哥
以德為先。中國傳統文化格外強調道德和倫理。儒家經典著作《大學》開篇就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周易》裡也講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子認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政治。在古代傳統社會，官員的政治標準，首先應是道德上的賢人，然後才是政治上的執政者，即所謂“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左傳》中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把官員的道德修養排在了第一位。在這種文化影響下，中國古代正統的知識分子大多希望通過居官從政這一途徑來濟世益民，把從政實踐中為聖為賢作為人生的至高目的。在今天的幹部教育培養中，我們仍然要強調“德”的重要性，要把黨員幹部的道德修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黨員幹部成為新時期道德上的楷模，進而來推動全社會良好風尚的形成。
歷史爛番茄
中國古聖先賢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中國的文字是智慧的符號，這符號表達的意趣非常濃厚，孝道中的孝字可以說代表了整個的教育，古人就從小把這個觀念灌輸給小孩子。
我們來看這個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間沒有代溝，不但父子是一體?父親上面還有父親，一直追到無始；兒子再往下還有兒子，人生代代無窮矣；過去無始，未來無終，是一個整體。對兒童進行“孝”的教育，首先要求兒童從小養成不違父母意志，服從父母絕對權威的習慣，還要求兒童自小養成敬奉雙親的習慣。東漢時的黃香可以說是實行這種孝行的典範，“香九齡，能溫席。”據說黃香9歲時，對父親非常孝順，寒冬時能用自己的體溫為父親暖被窩。因此他就被列為古代廿四孝之一，成了封建社會兒童學習的榜樣。注意從小培養兒童孝順雙親的品德，是我國古代尊老孝親傳統道德意識的體現，同時，以此作為兒童道德意識形成的起步，亦符合兒童道德形成的規律。如果說孝是用以維繫縱的家庭關係，占主導地位，那麼悌則是用以強化橫的家庭關係，居輔助地位。
對幼兒進行悌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孩童自幼兄弟友愛，為兄者愛護弟弟，為弟者敬愛兄長。據說東漢時大文學家孔融4歲時，就能把大的梨子讓給兄長吃，而自取小的。這則“孔融讓梨”的故事在封建社會曾廣為流傳，並在學前家庭教育中作為進行悌的教育的典型事例而屢被用。家庭教育中強調悌德的培養，目的是為了使兄弟和睦，家族興旺，個人日後能在社會上立身。《魏書?吐谷渾列傳》中還記載了一則故事：吐谷渾國的國王阿豺有20個兒子，他在病危時便把兒子們叫到面前，說道：“你們各人拿我一枝箭，在地上折斷。”他的兒子都把箭折斷了。隨後他又對其母弟說：“你取19枝箭來，合在一起把它折斷。”他的母弟怎麼也折不斷。阿豺便說：“你們明白嗎?單獨一枝箭容易折斷，把多枝箭並在一起就很難折斷了。只有你們同心協力，然後國家才能夠鞏固。”這則故事正是寓意著兄弟團結才有力量的道理。
二、對兒童思想教育的重點是提倡崇儉我國古代是個農業大國，農村的穩定決定著朝廷的安危。農業生產艱辛，豐收來之不易，就象唐詩中所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珍惜糧食，崇尚儉樸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封建社會中。父輩創下的家業，小輩坐享其成，難知其中的艱辛。“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如果不使自己的子弟養成儉樸的生活習慣，他們就有可能成為敗家之子，這也是許多家庭重視對兒童進行崇儉教育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使兒童樹立崇儉的觀念，封建社會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家庭中經常教導兒童儉樸是一種美德，奢侈則是最大的罪惡。明末清初的朱柏廬在其家教名篇《朱子家訓》中也曾要求子女：“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為了培養兒童的儉樸生活習慣，對於幼兒的飲食與衣著，古人主張不能過於講究，如《禮記?曲禮》中曾規定：“童子不衣裘裳。”這不僅是因其過暖不利於兒童發育，更主要的是因其華貴不利於兒童養成崇儉的習性。
三、給予兒童誠信的教育誠信就是誠實無欺。明人李贄說：“夫童心者，真心也。”幼兒的天性純潔美好，“絕假純真”，然而由於不正確的影響或幼兒自身因自誇或懼過之故，有時也會說謊，這是日後欺詐之心生長的萌芽，長此以往，其“童心”將逐漸失卻，要衛護此誠實無欺的“童心”，使之不失，長輩首先應該從正面進行教育。而由於幼兒年幼無知，難辨是非，長輩又應以自身誠實的行為來引導幼兒，《禮記?典禮上》中說：“幼子常規毋誑。”春秋時期的曾參在這一方面，曾為人們作出了榜樣。據《韓非子?外儲說上》中記載：有一天，曾參的妻子要上街去買東西，小兒哭嚷著也要跟媽媽一同去，曾妻便哄孩子說：“你留在家裡，媽媽回來殺豬給你吃。”等到妻子購貨回家後，曾參便要捉豬殺之，其妻趕快制止他說：“我剛才只不過和孩子說著玩罷了，你怎麼真的要殺豬?”曾參則說服妻子：“小孩是不能欺騙的。小孩年幼無知，只會學父母的樣子，聽父母的教誨。”如今你說話不算數，哄騙孩子，實際上是在教孩子說謊。為母者欺騙了孩子，其子便會覺得母親的話不可信，以後再對他進行教育，就不會有效果了。”於是曾參最後還是把豬殺了。
四、古代對兒童的思想教育注意培養為善理念善，在封建社會主要是指合乎道義、合乎禮儀的事。古代學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使兒童養成行善去惡的觀念，經常教育兒童除在家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外，在外凡是合乎道義的利人之事告應為之、由於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大善事，故許多家長都非常重視教育幼兒行小善成小惡，積小善以成大德。三國時的劉備曾遺詔教訓後主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西漢的賈誼在《新書》中還曾記載了這樣一則古人教子為善的故事：春秋時期的孫叔敖，幼時在外玩耍，見到一條兩頭蛇，回家後向母親哭訴：“我聽說看見兩頭蛇的人必死，今我見到一條兩頭蛇，恐怕我活不了多久。”母親問他蛇在哪兒，他說：“我怕別人又看見它，已將它打死埋掉了。”母親說：“你不必擔憂，凡積善行善的人，老天爺會予以保護的。”古人重視教育幼兒為善積德，積小德成大德，這無疑是很可取的。現在，讓我們超越時空，從《禮記》上領略中國古代的教育場面和讀書之樂：童予七歲的時候，離開父母跟著老師，只有節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師學什麼呢?學灑掃應對。換一句話說，他所學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學校裡面能夠侍奉老師、侍奉學長，回家去自然就會孝順父母。尊敬兄弟姊妹，這是倫理道德的教育。老師往往帶著學生遊山玩水，領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遊歸來，他的課程也講授完畢。而現在讀書的情形卻太苦了!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高中，課業較為沉重。而所學的也僅僅是技藝和謀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學問第二、技藝和謀生之道是最末的。我們今天把教學的重點喪失掉了，所教的僅是技術，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喪失掉了，哀哉可悲!今天，我們借古鑑今的意義何在?許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對於固有的文化應當繼承恢復，取其精華。對於中國古聖先賢的教訓應當再認識、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藝、經驗經過幾千年的濃縮沉澱，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國家、民族、社會強盛之本。在教育上，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歷史時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學方法仍然有許多可取之處。我們應當繼承發揚，讓優秀的文化為新的時代做出新的貢獻。
太祖趙匡胤
我國古代兒童觀是圍繞對人性的認識展開的，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認為，人具有基本道德的萌芽，即善端，包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兒童的發展就是讓這些本來存在的萌芽能夠生長。孟子主張注重教育內容對兒童的影響，其目的是引發兒童固有的良知、良能。以荀子為代表的性惡論認為，人對物的欲求是人性，而人性是惡的。荀子這種對人性的看法，導致了他注重教育對兒童的改造和外塑功能。由於上述觀點對善惡的肯定與否定過於絕對化，難以解釋現實中人的發展差異複雜多樣的事實，韓愈等又提出了性三等論。韓愈認為，“學而愈明”為上等，“可導而上下”的為中等，而下等品性的人，只有用刑罰來控制他們的行為。
夢以暖樹時陰涼1981
受邀回答：我只是在書中閱知，古代的教書育人，主要以德，善，美為主。
孔子是中國古代的偉大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對中國教育發展助於深刻影響，他的思想集中在兒童教育之中，深討人的本性，讓兒童深刻教育，懂得德，善，美的重要性！
郭淑珍8
中國古代的教育觀主要是儒家教育觀，因為她教育的都是儒家思想。
先秦時期的典籍《周易》中就提到"物生必蒙，古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智也，物智不可不養"的早期教育思想。
漢代著名賈誼的早期教育思想，以及宋明時期的朱熹、王守仁等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幼兒教育等等。
《三字經》裡的"人之初，性本善"就告訴我們兒童最初的本性是善良的。
《易經》中關於教育的論述十分豐富。我們可以把它概稱為《易經》的教育觀。後世許多重要教育觀點都可以從《易經》中找到其發端或萌芽狀態。弄清其間的源流關係，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教育思想傳統的形成，對於進一步發揚這種優良傳統，具有重要的意義。 不過，由於《易經》之成書，距今年代久遠，文字生澀難懂，各家詮釋不一；《易傳》的作者及年代，莫衷一是；再加之本人才疏學淺，因而在理解上難免發生偏頗或錯訛之處，誠望多多批評指正。 2.《易經》教育觀與中國古代教育思想 2.1 “物生必蒙”——“教學為先”思想的發端。 我國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為之開先河的應當是《易經》。一般認為，我國最早論述教育重要地位的是《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但初涉《易經》就會發現，其“教學為先”的思想早已赫然在目，比《學記》早了數百年之久。《易經》重點論述教育問題的是“蒙卦”，排在六十四卦的第四位，即在 “乾”（天）、“坤”（地）和“屯”（萬物始生）三卦之後，而在“需”（營養）、“訟”（法制）和“師”（軍隊）等卦之前。這就給了教育一個特殊的地位。《易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萬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臺灣孫振聲先生把“蒙”卦的卦名訓為“蒙，矇昧、啟蒙、教育”（注：孫振聲《白話易經》，（臺）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頁。）是非常合乎實際的。否則，《彖傳》之“蒙以養正”就十分費解了。據此，孫先生說：“當萬物生成之後，接著來的是幼維矇昧的時期，教育就成為當務之急。”（注：孫振聲《白話易經》，（臺）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頁。）天生萬物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啟蒙、教育，這不就是“教學為先”的意思嗎？所以，可以認為我國重視教育的傳統發端於《易經》，而非《學記》。不過，《易經》強調的是教育的人文價值，而《學記》強調的是教育的社會政治價值。因而說重視教育的傳統發端於《易經》，並不否認《學記》“教學為先”思想的學術價值。 2.2 “童蒙求我”——重視學生的主體作用 《易經》“蒙”卦的卦辭說：“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周振甫先生譯為：“不是我求矇昧的童子（學習），（而是）矇昧的童子求我（施教）。”（注：周振甫《周易譯註》，中華書局，1994，第25頁。）《易經》把教育看作學生自身的需要，可以說是抓住了教與學的關係的本質，不管兒童是否意識到這種需要，都不影響這種本質關係。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注：《論語·述而》。）荀子說：“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①。傲非也，＠①非也，君子如響矣。”（注：《荀子·勸學》。）《禮記·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些論述都與“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一致而成書於《易經》卦、爻辭之後，可見《易經》在這一觀點上對後世的影響。以前，有人認為上述觀點有消極等待的意思。這是一種表面的認識。如果把學生看作學習的主體，就可發現其中包涵的“不干擾學生主體作用”的積極意義。 2.3 “蒙以養正”——中國特色的教育概念的精髓 “蒙以養正”出自《易經·彖傳》，其意譯為：“啟蒙（教育）是為了培養正道。”（注：孫振聲《白話易經》，（臺）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頁。）這一界定開創了從教育作用定義教育概念的先河，可說是抓住了教育的精髓。《中庸》之“修道之謂教”，《學記》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說文解字》之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等等，與“蒙以養正”的思想一脈相承。它比外國曆史上對教育的界定，如“教育即生長”，要貼切得多。 “蒙以養正”作為培養學生善端的教育思想的共同淵源，不論是孟子的“我養我浩然之氣”（注：《孟子 ·公孫丑》。），還是荀子的“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注：《荀子·性惡》。），都是“蒙以養正” 的具體體現。所不同的是前者從“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注：《孟子·告子上》。）的性善論出發，而後者則是從“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注：《荀子·性惡》。）的性惡論出發。截然對立的性善論和性惡論能殊途同歸地得出共同結論，與“蒙以養正”的淵源是分不開的。 2.4 “包蒙，吉”——有教無類，面向全體學生 “包蒙，吉。”是“蒙”卦“九二”的爻辭。直譯為：“能夠容納所有矇昧的童子，是吉祥的。”陳夢雷先生的《周易淺述》從卦象及爻象的角度解釋說：“九二陽剛統治群陰，當發矇之任。然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唯剛而得中，故能有所包容而吉也。”（注：轉引自周振甫《周易譯註》，中華書局，1994，第27頁。）這就是說，學生的材質不一，不能一概而論，教師採取包容全體學生的態度，就會是吉祥的。這種包容的思想不僅見於“蒙”卦，在其他卦的卦、爻辭及易傳中也多處可見。如“師”卦大象傳有“君子以容民畜眾。”“泰”卦九二爻辭“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臨”卦大象傳“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等等。“包荒”即包容汙垢。包蒙作為教育原則似乎令人費解。但其中含有深刻的辯證法思想。能否做到“包荒”則是能否做到“有教無類”的關鍵。老子說：“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注：老子《道德經·七十八》。）可說是對“包荒”的精闢闡釋。能夠做到包容學生的缺點，能夠喜歡有缺點的學生，才能真正做到面向全體學生。對比孔子說的“自行束ｘｉū＠②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論語·述而》。）和子貢讚揚孔子的“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③栝之側多枉木。”（注：《荀子·法行》。）就會發現，孔子的“有教無類”絕不會與其“讀《易》，韋編三絕”毫無關係。 2.5 “振民育德”——開創重視德育的優良傳統 “德”是《易經》中使用最廣泛的範疇，天有天德，地有地德，人有人德，“德”與“規律具有同樣的地位。正是從這種“泛德主義”出發，得出了重視德育的結論。《易經》中涉及德的卦，數以十計。在《易經》中，“德”的含義比較廣泛，但在《易傳》中則給其以確切的道德含義。《繫辭下傳》有“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還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這樣就把這些卦的卦名賦予道德的意義。易傳還把道德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任務。如“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大象傳），“蒙以養正”，“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卦大象傳），“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卦大象傳），“君子以振民育德”（“蠱”卦大象傳）等命題，在易傳中隨處可見。如果像《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的話，則孔子大大發揚了《易經》重視德育的思想，這也是功不可沒的。 2.6 “小懲大戒”——適度懲罰的教育原則 在中國教育史上，《易經》首先肯定了懲罰的教育作用。但同時要求運用適度。 “蒙”卦初六：“發矇，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由於對“刑”、“桎梏”、“法”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譯文上分歧很大。臺灣孫振聲先生把“刑”訓為“懲罰”，“桎梏”訓為“約束”，“法”訓為“法則”或“規範”，比較合乎實際。因為在《易經》經文成書的年代，即奴隸社會初期，“刑”只是一種普遍的懲罰手段，而非依法專門對罪犯懲罰的手段。“法”也不能理解為現代的 “法律”。此外的“刑”只是一種“教刑”即懲罰學生的手段。《尚書·堯典》有“鞭作官刑，撲作教刑”的記載，可資佐證。據此，上文可譯為：“兒童在發矇時期，利用懲罰是有利的；如果脫去約束，是不利的。” “懲罰是為了樹立一定的行為規範。”“噬嗑”卦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意即帶上腳鐐磨破了腳趾，沒有害處；因為可以使他不再犯錯誤。《繫辭上傳》對此解釋說：“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易經》這種“小懲大戒”的觀點，無疑有其積極的教育意義。但是，“過猶不及”，過分運用懲罰，則會適得其反。自《學記》之“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論述起，把懲罰和教師的權威結合起來，崇尚懲罰的教育思想流傳後世，是值得我們警戒的。 3.結語 本文的論述，主要揭示了《易經》的教育觀與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邏輯聯繫，或者說是從邏輯的角度分析了二者的承繼關係。但限於作者水平和手頭資料的不足，還無法揭示這種承繼關係的歷史線索和具體演變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文的價值。但是，有了這種揭示總比沒有這種揭示要進了一步。它起碼可以作為一種假說指引我們去尋求史料來驗證，仍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另外，對於博大精深的《易經》教育觀而言，本文僅只能掛一漏萬和僅及皮毛。作者當以此激勵自己，繼續進行研究和探索。
簡述朱熹的兒童教育觀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
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鑑於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
他對我國古代長期積累起來的教學經驗與理論，做了一番歸納、整理、總結、改造工夫，使之系統化了。其中很多是發人深思的見解，是值得我們借鑑的遺產。
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業、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重視觀察實證：“曆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提出要更好地研究曆法，需要有好的觀測儀器進行觀察、檢驗。朱熹曾詳細地描述了自己設想的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
他設想設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部，隨著球體的轉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極星出地之度，趙君雲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嶽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
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成的夾角，並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嶽臺的關係以證明大地的運動，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據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於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