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袁世凱的屠刀，義和團轉給直隸後與當地義和團聯手。1900年5月，義和團起義分為東線和西線兩條通往北京和天津，這使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勢力非常不滿，特別是後者。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也為了自己的安全，裕祿任直隸總督（約1844-1900年），清末大臣，滿族正白旗人，重倫之子，湖北省省長。請注意，曾任直隸總督的榮祿和除了名字相似之外的裕祿是沒有血緣關係的。義和團被派部隊鎮壓，但沒有成功。
清政府雖然殺掉了許多義和團兄弟，包括幾位師兄和兩位師兄，但義和團始終高舉著“興清滅洋”的旗幟。
在哪裡能找到這樣一支堅固而忠誠的軍隊啊？因此，關於拳手是“被消滅”還是“被安撫”，清政府內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消滅的主要倡導者是直隸總督裕祿和湖廣總督張之洞。他們的觀點是，如果允許義和團發展，必然會損害帝國主義的利益。如果列強以此為藉口進行武裝干涉，事情就會變得複雜，進一步動搖清朝的統治。
倡導招安者包括軍機部部長兼刑部部長趙樹橋、尹和奈英、順天府，以及山東省前省長張汝梅、於賢。趙樹橋和何乃英所謂的綏靖，實際上是利用義和團對付帝國主義。最好是兩敗俱傷，只要不是我的清朝。這顯然是“鷸蚌相爭謀利”戰略的直接運用，但沒有考慮鷸蚌吃了蛤蜊後可能啄瞎漁民眼睛的風險。長期從事基層工作的張如梅和於賢的論據顯然需要更多的力量。
根據自己鎮壓義和團的實際情況，他們認為山東人的風氣很強，山東人與教會的矛盾無法調和，武力鎮壓不是長久之計。這個時候越是這樣，越是不能把胳膊肘向外轉，就越要注意聲援人民。這一觀點得到許多部長的贊同。皇室史學家黃桂煌在紀念館中說：“
自德人佔據膠澳，教焰益張，宵小恃為護符，藉端擾害鄉里，民間不堪其苦，以致釁端屢起。地方官不論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訴無門，保全無術，不得已自為團練，藉以捍衛身家，……蓋刀會、拳會與團練相表裡，犯法則為匪，安分則為民。”建議對義和團“善為安撫”，以“收為干城之用”。
上述兩種觀點在客觀上是合理的，慈禧太后一直糾結於這兩種選擇之間。一方面，她不敢當眾與列強撕破臉；另一方面，她也是一個極其愛面子的老太婆。清朝又遭到帝國主義的踐踏，她極為不安。如果義和團起義真的能給下面的列強一個教訓，那以後和先輩們見面就有點炫耀的資本了。
真正讓慈禧決定與列強決裂的，是一場家事。1898年維新運動後，慈禧對光緒皇帝的“背叛”和“不服從”極為失望，想放棄光緒，建立一個新的皇帝。當然，慈禧也知道，廢除皇帝並不像撤換幹部那麼簡單。有太多的利益牽涉其中。於是，經過全面調查和慎重考慮，她最終選擇了一位比較滿意的儲君，愛新覺羅·溥儁。
溥儁有幾個獨特的條件值得慈禧去看。首先，他的父親端郡王載漪是嘉慶皇帝的孫子，母親是慈禧的侄女。兩人的關係未出五服。最後，他不老（15歲）而且容易控制。在上述條件的保證下，慈禧自信地認為，只要她願意，換皇帝應該比換幹部容易。
1899年12月24日，慈禧太后懿旨接替溥儁入繼穆宗同治帝為嗣，賞頭品頂戴，號“大阿哥”。如果一切順利，按照慈禧的計劃，光緒禪讓儀式將於明年春天舉行。但她沒想到的是，不僅朝廷內部大臣反對，各國大臣也反對，拒絕進宮慶祝。在各國大臣看來，皇帝不是階級幹部，不能儘快換人。無論如何，我們只承認光緒皇帝。
計劃受挫後，剛毅、載漪等一批頑固分子義憤填膺，慈禧怒不可遏。在慈禧看來，廢除皇帝只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內政。是從哪方面牽扯到大國的？老虎沒有掌權。他真的把我當病貓對待。
想要面子的慈禧終於在列強和義和團之間做出了大膽的嘗試。
1900年1月，清政府發佈了一份上諭說，“最近，全國各地的一些教友都捲入了宗教案件。有人說他們是土匪，建議鎮壓和取締他們。我們中央對大清人民採取負責任的態度，多次召開會議深入研究。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會眾”和“匪徒”的定義是不同的，只是字的形狀不同。匪徒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因素，而會眾只是一群練習自衛技能的人。地方政府必須認真甄別，不聽信任何謠言。今後，如果再發生一起宗教案件，只看是不是土匪所為。如果不是，就讓他們自己解決，以免被人說我們是偏袒的。”
所以義和團最終得到了官方的默許（而不是公開的認可）義和團的春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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