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城喜歡看中外電影。但是看來看去，都是些愚蠢的東西，阿城有些喪氣。
1986年的一個春天，榮念曾（香港戲劇導演）邀請阿城去他那裡，說《童年往事》值得看看，阿城騎著自行車就去了。
影片開始是畫外音，好像是個男人揉著眼睛自言自語。阿城很喜歡這種感覺，有如在鄉下歇晌，懵懵然聽到甚麼人漫聲漫氣。
無意瞥見的畫面，令阿城危坐，
“從來沒有看到過拍得這麼好的少年人打架。人奔過來，街邊的老頭依然扳著腿吃食，人又奔過去，轉過街角，消失，復出現，攝影機並沒有殷勤地推拉搖化。”阿城心裡慘叫一聲：苦也，我說在北京這幾年怎麼總是於心慼慼，大師原來在臺灣。
身為作家，阿城深知少年“情”難寫。
“少年人的精力，就是這樣藉口良多，毫不吝嗇。”“揮霍卻不知是揮霍，愛惜而無經驗愛惜。好像河邊自家的果子，以為隨時可取，可憐果子竟落水漂走。又如家中坐久了的木凳，卻忽然遍尋不著。”
如此難拿捏的情愫，被這位臺灣導演不動聲色地勾畫了出來，他就是侯孝賢。
同年夏天，阿城與侯孝賢在香港，第一次見面。儘管雙方彼此看不清面孔，阿城還是立刻認出了侯孝賢的聲音。
那正是《童年往事》裡半夢半醒的旁白。
人物簡介：侯孝賢，1947年4月8日出生於廣東，1948年移居臺灣。電影導演、監製及編劇，臺灣電影代表人物之一
1
1947年夏天，侯孝賢的父親受友人邀請在臺中任職。二戰期間臺灣有日本殖民地建設，轟炸的地方並不多，還有自來水。父親覺得不錯，於是託人把全家從廣東梅縣接去臺灣，當時侯孝賢只有4個月。
從小父親跟他少有親近，因為父親患有肺結核，怕傳染給他。唯一一次侯孝賢在院子一邊看書一邊唱歌，被父親用手指骨，客家話叫“骨戳”，敲了一下。
很多年後他還會感覺到父親這一記力氣。
每個月父親只有六百二十塊的工資，要養奶奶、舅舅、大大小小八個人。50年代的臺灣經濟並不好，每家按戶口領糧食。領不到糧食，就要吃醃的蘿蔔葉，也很苦。
母親脖子上有一個疤，很長的疤。侯孝賢聽姐姐講那是自殺、割喉留下的。還有一次，是母親去海邊，慢慢走到海里想被大浪捲走，結果也沒死。
侯孝賢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感覺到有異樣的氣氛，所以有意無意地選擇逃避，出去野。
一年級時，侯孝賢偷拿了母親五塊錢買糖果，糖果很便宜才四毛多。侯孝賢把剩下的錢藏起來，被母親問是不是拿了家裡的錢，犟嘴，被母親打，被父親罰不許吃飯，對著門跪。
祖母很疼他，對父親這種處置極不樂意，也獨自向隅扒飯。
祖母常常會神秘地塞給他錢，然後很鄭重地邀請他陪她回大陸：
“同我轉去大陸吶，阿哈咕，這條路一直行，行到河壩過梅江村，就回老家了”。
他跟著祖母走著那條回大陸的路，但其實不過是出門往北走了走。走到別人家的番石榴園，待一待吃吃番石榴園就回來了。侯孝賢太小離開故鄉，沒什麼感覺。但是奶奶就不一樣了，總惦記著走回故鄉。
到了黃昏，侯孝賢領著祖母回到家，祖母還在嘟囔著“怎麼總也走不到吶”。
母親正在把雞肉剁得碎碎的，放時鍋裡蒸汁，那是要給父親吃的。屋裡很安靜，屋外是孩子們的歡樂聲。父親閉目躺在屋裡，窗外透進黃昏的天光和塵色，以及塵世各種聲音，縹緲又清晰。姐姐壓低了嗓子叫弟弟們不要吵，“爸在休息”。
侯孝賢回頭看，父親正透著日式玻璃望著孩子們。就那樣平靜地望著，有一種悠遠的悲哀。
十三歲念初一時，父親去世。
那天晚飯後——啪嗒，屋中一暗停電了。寂黑的屋中，突然傳來沉重的拍擊，固執而絕望的拍擊——是一口痰堵住了他。
屋子一亮，電來了，姐姐發現躺在靠椅上的父親，用手狠狠地拍擊椅子藤把，眼睛朝上翻白。祖母奔過去掐他的人中，侯孝賢跑去請醫生，等回來時，母親站在屋外，僵硬地拱著背像嘔吐一樣乾嚎。祖母煎了一塊荷包蛋掩在父親嘴巴上。侯孝賢不明白那是習俗還是怕父親會傳染？
父親離世後，母親靠人幫忙找到當護士的工作。姐姐哥哥沒辦法選別的大學，只能讀師範學校，那裡全部的費用都由公家負責。
侯孝賢隱約感覺我要怎麼當一個男人了。
2
“當對一件事情似懂非懂時，內心似乎知曉答案，卻又不明確，這就需要你去尋找，此刻，你內心的能量是最大的，它會不自覺地噴薄而出。”
打架，是雄性激素噴薄的最簡單的方式，特別是幫別人打抱不平。
有一次，他跟人正在城隍廟巷子賭牌，兩個小夥伴找到他，氣色極壞來告狀：
“剛被人家推我咧！我說你當心點，我叫我朋友阿孝仔揍你，媽他上前就跟我打起來，講你的名字也沒用啦。”
“幹，講我的名字沒有用！”
扔下牌掉頭走出巷子，找到那個人，上前抓住，翻過來就一耳光。這一耳光就結下了樑子，那人隨後帶大哥來約戰“哪裡碰到哪裡算。”
雙方約在兩天後，城隍廟口。
十幾個常混的兄弟，帶了磨得尖尖頭的鐵管，還有真的武士刀，準備火拼。沒想到遭埋伏，他們就一邊打一邊退，烏漆墨黑的就看火花直冒。後來遇到警察來抓，“轟”一下四處跑掉，
警察抓不到他們，侯孝賢還覺得很好笑。
又有一次，侯孝賢去黃埔軍校新村打架，也是為班上一個同學。侯孝賢打到把那個自行車的橫杆拆下來打，打完以後去到那個同學家。同學媽媽一聽他父親的名字，講他父親翻譯過事業教程，厚厚的兩大本，很有名氣。又說，他人很正直，清廉，自己非常尊重他。
侯孝賢剛剛打人回來，聽到她講這種話，那種感受是非常鮮明的。他對父親一無所知，到今天要從別人口裡知道父親的偉大跟平凡，他覺得很高興，又很悵然，像一股熱流湧過。
他在那一刻知道——“我不可能再繼續壞了”。
3
不打架的時候，侯孝賢來鑽電影院，這和他真正搞電影沒什麼關係，他從來沒想過自己後來會拍電影。那時候的心態是“你不讓我進去看，我就偏要進去看”。
他家旁邊是一個戲院，以前演布袋戲，侯孝賢特別喜歡看的劇叫《張生煮海》。
每次結束前十分鐘左右會開門，小孩在那邊等，叫“撿戲尾巴”。後來開始演電影，侯孝賢就會抓人的衣服，叫“阿伯，阿伯，取我進去！”十三四歲就開始爬牆。鳳山戲院的牆比較矮，上面有鐵絲網，把它剪了，爬進去。東亞戲院有樓梯的，旁邊有個廁所，有一個網子，剪破進去。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會撿人家丟的票根，侯孝賢有個朋友叫阿雄的，認識撕票的人。看完出來的時候在剪票桶裡抓一把回去黏。沿著線接起來，就拿這個混進去。年齡大一點後會去高雄看，騎腳踏車去，香港的《火燒紅蓮寺》這種；奇奇怪怪的很多，看得最多的是日本的，邵氏的，愛情文藝片。
看多了愛情電影，苛爾蒙被釋放了。
十六歲的侯孝賢，喜歡上一個女孩，那女孩長的有點像日本明星巖下志麻——就是小津安二郎《秋刀魚之味》裡的女兒。
當他為愛情很苦惱的時刻，便坐在窗臺上對外面下雨天高唱《無聊的人生》——
“不能啊不能啊不能再活下去，請你就來原諒啊，無聊的人生，不能啊不能啊不能再活下去......”
發音有如收破銅爛鐵的販子在沿街叫賣，唱了一街又一街，唱得屋裡屋外淫雨漫漫。
除了唱歌就是發痴。
他每天在火車站痴痴地等她放學，然後遠遠跟在後面，直跟到她家。又不敢上前講話，就只能在女孩家門前那條窄巷，騎過來騎過去，正著騎倒著騎。
有一天，隔著圍牆，寫了字條包石頭丟到他們家。不巧，正好砸到女孩媽媽額頭。
女孩媽媽沒責罵他，先溫和地說“你現在好好唸書”，然後比劃著額頭，說“差點打到。”明明打中卻說差點打中，侯孝賢初次感到女性非常溫柔的一面。
4
臺灣的陽明山，有竹子有海芋，侯孝賢在那裡服兵役。
身為憲兵，執勤特殊，有大把的空閒時間，他前所未有地看了大量電影，有時候一天看四場。有一天放的是英國片《十字路口》。泰晤士河兩岸，這邊是有錢人，那邊是工廠區；有個工廠區的男的，偷了一部車和有錢區的女孩出去玩，被抓。有錢區的女孩去監牢看他，因為很愛他，問他完全不需要車，為什麼偷，他說不為什麼，因為我需要。
侯孝賢看這部片子很感動，說不清是什麼樣的情感衝擊。當下就在日記本上寫，要花十年時間進入電影這個行業。退伍後，侯孝賢報考大學，申請的五個專業都是電影的，第一個專業也就是藝專的影劇科錄取了他。
時間會讓野性未改的男孩變得從容不迫，也會讓執著夢想的男孩變得夢想成真。
大一的時候，學校教的是化妝，根本沒用。他跑去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的電影科研書。只翻了個序頁，看到最後一句寫：
“這本書全部看清楚明白了，你還不能成為一個導演，因為導演是一個天才。”
侯孝賢把書一扔，“那我還看這幹嘛！”。
5
但，也許他偏偏就是個天才。
《心有千千結》是他不動聲色地開場。那時候他第一次當場記，在此之前他一次都沒實際做過！只是在大二的時候，聽了導師曾連榮講課，講假想線，他能一下子聽得明明白白。還能清清楚楚地教同班同學。
拍攝現場，他感覺假想線有問題，於是畫給副導演李融之看，李融之看著他問：“你什麼地方學的？”侯孝賢答：“學校啊！”
侯孝賢本來想說的是：直覺。
法國電影人米歇爾·付東所說的一段話特別適合評論侯孝賢的電影：他的作品質疑了所有的電影元素，也和歐洲所傳下的小說和戲劇藝術傳統決裂，這是它似乎置身於現代電影問題的核心。
他拍攝電影的方法是靠本能，他讓故事成為自然流淌的狀態。他在拍《童年往事》以前沒有接觸外國電影技術，也沒有接觸過那麼多電影大師——在很多人說他的電影像小津安二郎之後，他才去看小津的電影。
和他合作多年的編劇朱天文這樣說：“他是土法煉鋼出來的，他在不知道電影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就自然拍出電影。他不懂任何電影理論，而且看大師電影都會睡覺，像費里尼的電影或是雷奈的《廣島之戀》，他都會看著打瞌睡。”
“所以等到和國外學電影回來的導演聚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本土派”才知道原來電影裡的拍攝技巧，這個是什麼、那個是什麼。”
可是，知道了反而不會拍了。
那時候兩人準備合作《風櫃來的人》，故事是朱天文寫的。作家阿城評價朱天文的劇本——“有無窮細節，又有剛柔相濟之美”，可侯孝賢不曉得如何下手去拍。
朱天文隨手把《從文自傳》拿去給侯孝賢看，後來回想這件事，也找不出原因，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做，很詭異的一件事。
朱天文沒指望一本書能改變什麼，但對侯孝賢來說，這是一部幫他確定了自己影像風格的覺醒作品，《風櫃來的人》如他自己所說“用天的眼光來看待發生的所有事情。”
侯孝賢就是用這個天的眼光來看他自己的少年時候，在拍攝的過程中他不停地讓攝影師“遠，遠，遠”——他要鏡前放得遠一點，人物都活動在一個大遠景裡。然後是冷 ，“冷 ，冷 ，冷”和“遠，遠，遠”的鏡頭。
他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在知道與不知道之間，微妙地平衡了土法煉鋼和新刺激下次的產物，激發了他的成長。
6
“天道無親”的鏡頭語言從此在他的影響世界裡紮下了根。這也是成就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長鏡頭風格大師之一的毫不起眼的起步。
《風櫃來的人》是來自小漁村風櫃的四個年輕人的青春成長經歷。
在開場的八個鏡頭中，無人看管四處閒逛的小孩子，推搡腳踹尋釁打架的年輕人，靜坐一隅曬著太陽的老年人，村邊的車站牌，駛來的公車，遠處的海船，破舊的撞球室.....他們的過去現在未來在我們眼前緩緩展現，這是他們的來處。
在結尾侯孝賢再次用慢慢切換的六個鏡頭，
集市上絡繹不絕的人群，各種小販和顧客，沉浸在自己的交易裡，無暇分神於那個站在凳子上高聲叫賣的少年仔。是的，他沒有什麼特別的，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日光之下並不新鮮。淹沒在人海，泯然於眾人，這是他們的歸宿。
侯孝賢的鏡頭暗示，像這樣的人生經驗成千上萬，每一個都稀鬆平常，但是每個都獨一無二。
沒有人比他人更特別，他們夾雜在人群，被裹挾著前行，且其去未知。鏡頭並不流連於此，而是快速切換，城市裡的高樓大路自帶冷漠和疏離，彷彿張開血盆大口。因為悲傷不需渲染，生活還得繼續。這是侯孝賢式的“青春殘酷物語”。
“這個世界會呼吸。它生機盎然，我就是要採用有限的視角，抓住生活的碎片，變成夢一般的記憶流。”
侯孝賢的電影節奏很慢，但很有黏性，它會把曾觸動你的片段膠著在識海中，將你的記憶慢慢纏繞，偷偷篡改，從而成為你生命情感的一部分。
這種長鏡頭給了演員更多表演呼吸空間，但同時也最浪費膠片。
當他為《早安臺北》創作劇本的時候，他和陳坤厚組共同作品《我踏浪而來》中，耗費了三萬五千英尺的膠片，而那個時候沒人敢超過三萬英尺。
拍攝《在那河畔青草青》時，他們使用的膠片在四萬到五萬英尺之間，很多人認為是鋪張浪費，而侯孝賢則認為這樣能讓演員身處其境，自由創作。這並非是他有意識的美學策略，而是他要求更好的表演無心插柳的產物。
其實，這樣拍不討好，侯孝賢比誰都知道，但他仍舊過不去自己這一關。
“把自己的生活放進電影裡，才能往真實上走。我才不管票房！”
被好萊塢大片慣壞了胃口的觀眾來說，這樣的誠實讓人覺得有點迂，不夠酷。膠片的顆粒感影響體驗，4：3的畫面好像被切壞了，連配樂都沒有，蟲鳴風聲都比臺詞多。
如今電影界推陳出新的頻率似乎比肩時尚界，風潮常變，許多大腕級導演在他人的目光、觀眾的期待和現實的考量之下，唯恐落後於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地去追逐新的拍攝方式。哪怕是隻有一場戲一句對白的人物，也非得將之建構得清清楚楚。
時間飛快向前，互聯網時代降臨，一切變得張牙舞爪，侯孝賢擅長的膠片、溫潤和緩慢變得不合時宜了。
他略帶孤獨地念叨著：“現在沒人這麼拍電影了，但我只會這樣拍電影”
7
“人人都知道你是誰的時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誰。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所以我還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該幹什麼。”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提過“張生煮海”，故事內容說古代有個張羽的人，為了求得被龍王囚入海底的龍女妻子，張羽在海邊想要煮幹海水。仙人見了同情便授以仙法，鍋水熱一度，海水熱一度，頃刻音海水沸騰起來，龍宮震動，龍王只得推女出海，張羽攜妻而歸。
朱天文說：“侯孝賢拍電影，像張羽煮海之痴執，一口鍋子一把火，他以為自己也可以把大海煮幹。”
1989年9月，當侯孝賢導演的《悲情世界》榮獲威尼斯金獅獎時，賈樟柯正在山西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讀到這條消息。讀完《悲情世界》的介紹，“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那是侯孝賢通過一個林姓家庭命運，將臺灣人民反抗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
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
那天，黃昏時分一個人騎自行車回家，在人來車往中看遠山靜默，心沉下來時竟然有種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間的感覺。賈樟柯把侯孝賢這個名字記在了心裡。
他說，“孝賢”二字總讓我聯想起縣城那些衰敗院落的門匾上，諸如“耕讀之家”、“溫良恭儉”的古人題字。我隱約覺得在侯孝賢的身上，在他的電影裡一定還保留著繁體字的魅力。
賈樟柯的感覺在看過他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後越發得到印證。最歎為觀止的是《海上花》開場長達七八分鐘的鏡頭。一群晚清男女圍桌而坐，喝酒抽菸，猜拳行令，攝影機在人群中微微移動，好時光便在談笑中溜走。
華麗至腐朽，日常到驚心動魄，那些凋零的女人，日子千篇一律，內心卻四季輪迴。
賈樟柯萬分迷惑，搞不懂為什麼只有侯孝賢能這樣準確拍出中國人的前世今生。他開始翻閱所有關於侯孝賢的書籍，他看到侯孝賢說的這樣一句話——
“讀完《從文自傳》我很感動，書中客觀而不誇大的觀點讓人感覺，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把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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