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經濟正處於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最糟糕的狀態。豐田、日產、佳能、夏普、松下、NEC、日立和TDK等大公司的青年失業率和裁員人數正在急劇上升。
加班到死
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迫使許多日本企業重新考慮它們的就業政策，裁減了數萬名員工，並將成本高昂的全職員工替換為沒有福利或工作保障的低收入臨時工。那些簽訂了長期合同的“工薪族”因為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廉價的新人搶走，不得不拼命加班。加班和壓力導致的過勞死，以及抑鬱症誘發的自殺死亡，已經成為日本近幾十年的社會問題。
32歲的中原秀太(Syota Nakahara)曾是一名系統工程師，8年來一直飽受加班、睡眠不足和壓力帶來的抑鬱症的折磨。他把自己的工作條件描述為“死亡行軍”——為了實現不現實的目標而過度勞累。“我曾經從早上8點40分到凌晨3點工作了近兩年。我看不清周圍的風景，我說不出今天是什麼日子，也說不出是哪個季節。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公司的入口和我桌上的電腦。我聽不到周圍的聲音，我的視野非常狹窄和模糊。我甚至聽不到老闆的聲音。”
2004年2月11日上午，58歲的南保晃一（Koichi Nanbu）戴上與妻子在特殊場合才會佩戴的手錶，來到火車站臥軌自殺，從那裡他可以看到他和妻子新婚時住過的公寓。他口袋裡的紙條上寫滿了潦草的道歉。“我不能再工作了。”“我不知道為什麼。給公司帶來這麼多麻煩，我真的很抱歉。”他的遺孀、67歲的南部節子(Setsuko Nanbu)說，很多人在自殺遺書中道歉。“我想他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但他太痛苦了，他覺得死亡是唯一的解脫方式。”
Masayoshi Shimamura在一家汽車公司做了26年的銷售員。他與抑鬱症抗爭了6年，但最終因不堪工作重負而自殺。事後，公司不支付退休金，並聲稱他“對公司經濟造成了損害”，“他們威脅要懲罰我們，這太殘忍了。我們剛剛失去了所愛的人，不知道如何度過每一天。”50歲的妻子島村秀子說。圖中島村秀子用手機展示了她已故丈夫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上面著：謝謝你做的一切，對不起！”
日本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自1997年以來，平均每年有3萬多人自殺。如果一個人臥軌，火車公司可以因服務中斷而要求罰款。如果一個人跳樓，物業公司通常會收“保潔費”。對於他們來說，也許死亡是唯一的解脫方式，但活人要承受剩下的一切。對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成員來說，孤獨、內疚和遺憾如果可以通過時間來平息，撫養子女和債務的現實壓力是無論如何都躲不掉的。
網吧難民
網吧在日本已經存在了近20年，但最近一些網吧開始為客人提供價格合理的小型私人隔間。根據衛生、勞動和福利部2007年的一項調查，每天有60900人在網吧睡覺，大約有5400人住在咖啡館裡。在這些長期居民中，有2200人失業，2700人是臨時工。
26歲的Fumiya是一名保安，他已經住在網吧裡十個月了。網吧的租金約合每個月750美元，想在東京租一套公寓大約需要1.3萬美元。Fumiya想成為一名正式工，這樣他就可以穩定下來。隨著年齡增長，非正式工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正式工和臨時工之間的工資差距越來越大。
42歲的酒井正幸(Tadayuki Sakai)回憶起向老闆遞交辭呈的情景時，笑容滿面。他在一家信用卡公司做了20年的正式員工。“我感覺好極了!”“這樣太好了!”
酒井先生過去一年至少有三、四個月要加班近200個小時。“我沒有時間回家。我在辦公室小睡了一會兒，醒來後又繼續工作。然而，酒井先生表現出抑鬱跡象後，公司的內科醫生告訴他要少工作，他的老闆開始散佈謠言，說他是個“神經病”、懦夫。
這些小型私人隔間價格便宜，淋浴、洗衣服務和存儲空間一應俱全。
當酒井先生準備離開網吧時，他會把隨身物品整齊地放在他的座位上，一雙黑色皮鞋，兩件襯衫，一條領帶，一件灰色西裝，一個揹包和一個公文包。這就是他的全部。
在他的公司裡，被人扇耳光或大喊大叫等欺凌和騷擾是家常便飯。他並沒有提前退休或被裁員，而是被慢慢地從高管職位降到了行政職位，薪酬縮水一大半。“你不斷被降職或被置於邊緣職位，直到你感到不得不辭職。”
他對日本和日本企業文化感到絕望，希望移居海外。“我再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我不需要繼續留在日本。我能指望的只有我自己。”
女招待
日本的就業市場是由男性主導的，只有約10%的女性擔任著管理職位，而在美國這一比例是43%。對於年輕的女性來說，“女招待”是一條更賺錢、更獨立的職業道路。
21歲的阿雅說，她想辭職，但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因為她高中沒畢業。 16歲時，阿雅的父母離婚了，她不想成為家庭的負擔，於是輟學做了“女招待”。
“女招待”在酒吧或俱樂部服務男性顧客們，但通常只是調情而不是涉及性。據日本警察廳統計，日本約有7萬家機構為男性提供“女招待”服務。儘管1986年通過了《機會平等法》(Equal Opportunity Law)，但日本女性往往只能從事低薪、沒有前途的工作或臨時工作。只有65%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有工作，而且女性的工資比男性低三分之一。
高盛日本(Goldman Sachs Japan)董事總經理松井凱蒂(Kathy Matsui)表示，日本女性就業率較低，“對國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經濟損失”。
21歲的可可·愛知(Cocoa Aiuchi)想成為一名家庭主婦，但她不想嫁給一個像她的顧客一樣富有的男人。“有錢的人會欺騙我。”當我年輕漂亮的時候，他可能很珍惜我，但是一旦我的保質期到了，他就會把我像垃圾一樣扔掉。
24歲的凱倫·花冢(Karen Hanazuka)年收入超過30萬美元。相比之下，全職工作的日本女性平均年薪為3.7萬美元。但是隻有極少數的女招待能賺到這麼多錢。
“女招待”是“青春飯”，而且她們大都有健康問題，如由於熬夜和酗酒導致的肝病和酒精中毒。當她們變“老”時，做家庭主婦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不過由於越來越多的男性做臨時工、工資停滯不前，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後也要重新找工作掙錢。
被拋棄的老人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在建築工地幹活的日結工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年紀太大無法工作，也不能領取福利。
大阪的一個社區，曾是日本最大的日結工聚居地。如今，這裡居住著大約2.5萬名老年人，大部分是退休工人，其中1300人無家可歸。酗酒、暴屍街頭、自殺、結核病盛行。
沒有家庭的紐帶，老人們被迅速變化的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停滯不前的國家拋棄。他們在孤獨中活著和死去。
75歲的平山明(Akira Hirayama)拿著一張他妻子的照片，她一週前死於心臟病。
上崎以前被稱為“勞工鎮”。今天，它被稱為“福利鎮”——老年人的垃圾場，像上崎這樣的城鎮正處於毀滅的邊緣。
這裡的工人平均年齡是58歲，65歲才是有資格獲得政府救助。“他們被夾在中間。做這份工作呢，年紀太大，但要得到政府救助，年紀又不到。沒有工作，無處可去，沒有人可以依靠。有些人只有自殺。我理解這種感覺，65歲的三宅康夫(Yasuo Miyake)說。
“每天都生死攸關。”天冷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凍死。他們喝廉價的清酒，躺下，死去。
日本大阪，人們在教堂排隊領取救濟食物。
在上崎，人們排隊領取慈善機構提供的免費午餐。
銀髮罪犯，監獄為家
老無所依怎麼辦？很多日本的高齡老人選擇故意犯罪，進監獄養老。這不是不可思議的事，相比在貧困和孤獨中煎熬，甚至死後爛在家裡沒人收屍，放棄自由，忍受“為老不尊”的羞恥，能在監獄裡過上“餓了有飯吃，病了有人治”的晚年生活，不失為一種最好的選擇。
作為世界上老齡化人口最多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7.3%)，日本的監獄中，幾乎每5名女性就有1名是高齡犯人。她們的罪名都很輕——90%是在商店裡偷一件衣服、一塊三明治等等。她們中有一半以上獨居，40%的人要麼沒有家人，要麼很少和親戚來往。
F女士，89歲
偷了大米，草莓，感冒藥
第二次進監獄，判處一年半
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子
“我一個人靠救濟生活。我以前和我女兒的家人住在一起，用我所有的積蓄照顧一個暴虐的女婿。”
女士N，80歲
偷了平裝書，炸丸子，電扇
第三次進監獄，被判處3年零2個月
有丈夫，兩個兒子，六個孫子
“我每天都獨自一人，我覺得非常孤獨。丈夫給了我很多錢，人們總是說我有多幸運，但錢不是我想要的。”
“13年前我第一次入店行竊，偷了一本平裝小說。可愛的警官盤問我。我覺得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傾聽。最後，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我知道你很孤獨，但請不要再這樣了。’”
“我不能告訴你我是多麼喜歡在監獄工廠裡工作。有一天，當別人稱讚我工作效率高、一絲不苟時，我感受到了工作的樂趣。我後悔我從來沒有工作過。否則，我的生活會完全不同。”“我享受在監獄裡的生活。周圍總是有人，我在這裡不會感到孤獨。”
女士T，80歲
偷了鱈魚籽，種子，一個煎鍋
第四次進監獄，被判處兩年半
有一個丈夫，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安分守己，滿腦子想的都是努力工作。我在一家橡膠廠工作了20年，然後在一家醫院當護工。雖然手頭緊，但我們還得供兒子上大學……丈夫六年前中風了，從那以後一直臥床不起。他還患有痴呆和妄想症，我需要照顧他。”
“第一次入獄時，我70歲。當我在商店行竊時，我錢包裡是有錢的。然後我想到了我的生活，我不想回家，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監獄裡唯一的去處。”
“在監獄裡，我的生活輕鬆多了。我可以做我自己，呼吸，儘管是暫時的。我兒子告訴我，我有病，應該進精神病院，去那裡放鬆一下。但我覺得我沒病，是我的焦慮驅使我偷竊。”
對於高齡老人來說，監獄才是家。監獄裡的看管對老人們噓寒問暖，幫她們換洗尿布……老人們在吃飯時噎到，看管會馬上衝過來輕拍她們的背。就算死了，也會舉行隆重弔唁。
這是最悲涼和無奈的選擇。如果哪天老人們連動都動不了，沒法偷東西進監獄了，怎麼辦？如果哪天監獄設置了收監的年齡限制，不要他們了，怎麼辦？
閱讀更多 馮褲子愛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