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是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也是中唐復古文學思潮影響下的重要詩人。中國詩歌發展到盛唐，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技巧，都達到了一個顛峰。這給中唐詩人造成了“盛極難繼”的局面。面對這種困境，中唐詩人在困苦彷徨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出路。而孟郊獨闢蹊徑，致力於詩歌的復古，且能以古為新，復中求變。他在創作中全方位繼承了前代詩歌創作的優秀傳統，並融入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自己的審美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對中晚唐詩歌及宋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他的詩歌創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復古”的傾向。

古心自鞭的人格精神

孟郊，韓孟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也是復古文學思潮影響下的重要詩人，他的詩歌創作對當時以及後世詩壇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縱觀其一生際遇，則“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少而失父，中年喪妻，老而失子，人生種種難堪的境遇齊齊降於一身。自古詩人往往命運多舛，孟郊猶為顯著。但客觀上這卻促使他在詩歌創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成為唐代甚至整個中國詩歌發展史中寒士文學的一個重要典範。韓愈認為他的詩歌“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送孟東野序》），這種“不懈而及於古”之成就的獲得，與其內在的氣質賦性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崇古好古、古心自鞭的性格特徵和人生價值取向，對於其詩歌創作的趣味好尚、思想內容以及藝術表現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1. 對孟郊個性評價的時代差異性

對於孟郊的個性氣質的準確把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源於詩人精神世界的複雜與多元性，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在於不同時代之間對孟郊的評價存在著鮮明的差異。在唐代，當時很多知交如韓愈、李翱、李觀以及韓孟詩派其他詩人都對其賦性行誼有很高評價，認為其耿介孤直，不合流俗，溫婉仁厚，高潔好古，是很可貴的。但是自宋代以來，歷代詩論家多根據其表現酸寒愁苦的詩句，認為其為人賦性狹隘，窘促不伸，陋於聞道。

如歐陽修《六一詩話》曰：“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

蘇轍曰：“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慼慼之憂，是以卒窮而死。”

嚴羽《滄浪詩話》曰：“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侷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

吳處厚《青箱雜記》雲：“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隘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孟郊自礙耳。”

宋以後的歷代詩論家對孟郊的氣質性情有很多非議，尤其是蘇軾的“寒蟲”之譏和元好問的“詩囚”之誚，影響深遠。更有論者根據其“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詩句，認為他糾結於個人功名，“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邪”（金·蔡正孫《詩林廣記》）。如果說“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快意真的反映孟郊氣度狹隘的話，又怎與《遊子吟》一樣成為傳誦千古的名篇呢？唐代文人絕大多數都是通過科舉之路走向仕途的，尤其對於寒士出身的人來講更是如此，為此皓首窮經者大有人在。以孟郊三試方得一第，且已年過不惑來看，這無疑是生平第一快事，因此很自然就有了這首生平第一快詩。這種久旱逢甘霖的難以遏止的喜悅之情與常人是一樣的，只不過孟郊抒發的更加酣暢罷了。再說《贈崔純亮》一詩中“

李肇《國史補》卷下雲：“元和已後……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文如其人，孟郊個性中的確有“矯激”的一面。所謂“矯”，含有矯枉、糾正與改變的意思。“矯激”即指因內心憤激不平，意圖對不平有所矯正而又含有過分、偏激的意思。韓愈《送孟東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孟郊的矯激不是憑空產生的，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社會現實和自身境遇的憤激不平。這種性格特徵在當時寒士階層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很多知交眼中是很值得理解甚至讚賞的，但是到了宋人及後世很多詩論家眼中，卻變成了“賦性褊隘”、“器宇不宏”。今日看來，這其中的是非褒貶很難簡單地論定，因為孟郊個性養成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價值取向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必然造成各自評價的差異。

孟郊身處中唐衰世，社會政治、道德觀念、文化好尚與人際交往等諸多方面都與盛唐有很大的落差。安史之亂以來，大唐帝國從未擺脫過戰亂紛爭的局面，戰亂的結束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逐漸衰亡的命運。外族入侵與藩鎮割據使唐王朝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社會的變動導致了朝廷財政的緊張和百姓生活的困苦，也使文人的心態呈現出與盛唐相異的甚至是對立的新變特徵，逐漸趨向世俗化。就連以“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的韋應物在勸誡侄子讀書時也說：“ 衣豈寒御，蔬食非飢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塌，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當時文人的整體的心理狀態可見一斑。這種心態一直延續，成為整個中唐的一個特徵。後來的元白詩派以尚俗、崇實、務盡為特點，也是與中唐新的社會風尚相結合的一種結果。他們對儒家傳統詩教的發揚是以功利思想為指導的。

可以說，中唐詩人受到現實社會風氣的很大薰染，他們一方面沒有忘記儒家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因此紛紛湧向科舉大門，希望有所作為；另一方面，他們更關心世俗的名利。然而寒士階層中很有一些文人，為人正直守道，自負奇才卻因政治黑暗而始終沒有機會伸展，到處受挫，倍感壓抑，再加之個人生活境遇的困頓，心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反映在詩歌創作中就是以率真的方式來宣洩這種失衡的心理。因此對世道人心多有不平之鳴，也很容易相互理解甚至讚賞這種不平之鳴。

孟郊即是如此，生性與世俗格格不入，始終堅守著儒家“古道”，對現實社會的很多不良風氣表示不滿，希望通過自身的言行對世俗有所抗拒甚至改變，因此無論是立身處世還是在創作中，都帶上了一層“矯激”的色彩。從個性上講，孟郊的“矯激”代表著一種對世俗社會的對抗，對理想與操守的堅持，因此受到寒士階層及當世很多有志於古道者的讚賞。從創作上講，孟郊的“矯激”代表著一種超越流俗、激烈直率的風格，有別於傳統的溫柔敦厚之美，因此也受到元和後很多不滿現狀的詩人的追摹。

但是宋人卻認為孟郊的“矯激”是侷促狹隘，這與不同時代崇尚的不同人生態度和詩風有關。宋代文人士大夫以氣節相高而追求雄奇，此時的大部分詩人都具有高遠超邁的情感氣勢和人格力量。他們一方面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心國計民生；一方面追求內在的超越，具有高出世俗的胸襟和灑脫自如、閒曠自適的氣度。即使遭遇不幸也不願過分偏激，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而是努力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自我超脫。比如蘇軾在寫《讀孟郊詩》時，正是元豐元年知徐州任上，此時蘇軾因政見不合而仕途蹭蹬，但他仍然襟懷曠達，在精神與創作上著意追求超邁。

因此，孟郊對於內心不平之氣和憤激之情的直率的、不加節制的、甚至是過分的抒發，自然是不受其青睞的了。所以，以他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而將孟郊比作“寒蟲”便不難理解了。還有個實例也很能說明當時詩人對寒苦之音的排斥，與蘇軾同時的王令，“偉節高行，特立於時……詩學韓孟，而詩度高遠”。他在《還東野詩》中寫到：“旁人笑我苦若是，何為竟此故字紙？童子請求願去燒，此詩苦澀讀不喜。吾聞旁人笑，嘆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藏之不敢示。奈何天下俱若然，吾與東野安得不泯焉！”描寫他殷勤地護持孟詩，為孟詩和自己學孟不為世人所理解而憤懣不平的情景，形象地反映了流俗對“苦澀”之音的排斥。唐人與宋人所崇尚的人生態度和詩風差異若此，那麼蘇軾及後人的批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總之，唐人與宋人對孟郊個性的看法是基於兩種不同的評價體系的。唐人尤其是寒士階層和有志於復古道者對孟郊的“矯激”加以理解甚至讚賞，是因為他們身處同一歷史文化背景，彼此有著真實的交往和相似的境遇與心理狀態，而且很多都是懷有不平之思的作者，比如韓愈、李觀、張籍、盧仝等，因此對孟郊的詩歌能以“作者”的角度去感悟和評價，不會覺得有太多過分矯激之處，而且即便是矯激，也是值得理解甚至學習的。宋人則不同，由於隔著時代，其社會背景、文化修養和趣味好尚等都與唐人有很大不同。以此為基礎閱讀孟郊的詩歌，就不能象唐人那樣再以“作者”的眼光去理解和感悟，而是以“讀者”的眼光去分析和品評，是一種有距離感的接受。因此孟郊的矯激很容易就演變為窘促狹隘了。

誠然，以孟郊這樣的人生經歷，詩歌中多有悲苦痠痛之音是在所難免的。但這決不是其作品所吟詠的全部，也不是其人生境界，賦性行誼的全部，孟郊全集五百餘首詩作，細讀下來就會發現，其性格絕非矯激偏狹可以概括的。孟郊一生致力於詩歌創作，為了恢復古風，創造了大量個性洋溢的作品。這種審美好尚與趣味的選擇是與其獨特的個性分不開的。

2. 耿介拙率，不合流俗

孟郊個性孤直耿介，有時竟至於樸訥方拙的境地。這在其性格中應算最為鮮明瞭。《舊唐書》卷一百六十稱其：“性孤僻寡合”，《新唐書》卷一七六亦稱其“性介，少諧合”。這兩處都是傳中唯一描述其個性的語句，可見孟郊的孤介耿直是非常突出的。韓愈在《貞曜先生墓誌銘》中寫道：“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雖然沒有直言其耿介，但是“長而愈騫”、“可畏而親”等卻道出了他雖然和藹可親，卻也嚴肅而令人敬畏。《唐才子傳》卷五謂孟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可知，東野的耿介甚至到了“拙”的境地，這與他一生困厄的遭際是互為因果的。

孟郊在創作中亦多次自嘆方拙，如“自嘆方拙身，忽隨輕薄輪”（《灞上輕薄行》），“宦途事非遠，拙者取自悚”（《初於洛中選》）“方全君子拙，恥學小人明。”（《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云》），“困之養群彥，養拙固難齊”（《寄院中諸公》）。對於自己的耿介方拙，孟郊採取的是一種自嘲的態度，表面上哀嘆，實則深以自己能堅持原則為是，所以才說要“全”君子之“拙”，要“養拙”。孟郊的耿介孤直還有著個性上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 、任性率真，不擅矯飾

孟郊內心純真，不事虛偽。人多識其愁苦自囚，很少論其任性率真者。說到任性率真，人們大概首先會想到東晉的陶淵明，而孟郊集子當中就有很多陶公的影子：或欽慕其人格，或摹擬其詩境，或化用其詩句，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因為二人在性情上有很大相似之處。所謂自然率真者，遇喜則喜，遇悲則悲，行止任性而為，言辭任性而發。這一點在關係其一生悲歡起落的科舉考試中表現的尤其明顯。落第之後則雲：“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以切膚之痛來比喻心靈的創傷，下筆狠重，真摯感人。當其及第則雲：“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志氣洋溢、喜不自勝之態又躍然紙上。喜怒哀樂，皆毫不掩飾。王夫之曾評曰：“孟郊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化者也。”雖然意在貶損其氣度窘促，不能自持，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孟郊純任自然，不擅矯飾的個性。關於這一點 ，還是金·王若虛在《滹南詩話》中看得更加明白：“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蔭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①孟郊之寒，在別人看來是值得詬病的，但在王氏看來，卻是“得詩之正理”的表現，因為它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蘇軾《讀孟郊詩》其二曰：“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也側面反襯出孟郊詩的真率。只有感情真摯，發自肺腑，詩歌才能具有恆久的生命力。這種本性上的任性率真，表現於外在必定是耿介古拙的立身方式。正因如此，陶潛甘願“守拙歸園田”，而東野亦“方全君子拙”，二者都是用外在的“拙”來涵養和保護內心的“真”。

二、不合流俗

孟郊懷抱儒家理想，對現實社會人生和自身生命價值都有著較高的期待。但事實是當他走上世路，觸目所及都是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世途的奔競，讓他對世俗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厭倦與反感，因而時常顯示出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不苟合、不苟取的態度，對一切世俗的人、事、審美趣味和詩歌文章，採取疏離、否定甚至咒罵的態度。如果說耿介古拙是心理上一種與生俱來的真性情的流露，那麼寡合則是心理上對現實生活和世俗社會的一種逆向反抗和排斥。對此，當世許多知交都曾予以褒揚：

李觀《上樑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曰：“凡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之也。”又曰：“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其孟子文奇，其行貞……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突出了孟郊的性格之“靜”與行為之“貞”。 韓愈《薦士》詩曰：“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灶”、“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　”。突出了孟郊遵從規矩卻被流俗所嘲。 張籍《贈別孟郊》詩曰：“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苦節知貧賤，所知賴友生。”突出其立身苦節、堅守原則。

以上三則引文共同說明了一個事實：孟郊身處衰俗，卻能超拔流俗，行事規矩不阿，立身光明正大，也正因此才受到世俗社會的排擠和誤解，鮮有知音。因此其內心與“俗”的衝突是非常激烈的。孟郊詩中的“俗”字出現的頻率是相當高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否定和批駁的對象，是一種異己的力量，與其固守的道德操守常常是尖銳對立的。這種矛盾是那樣的不可調和，如：

《上達溪舍人》“萬俗皆走圓，一身猶學方。常恐眾毀至，春葉成秋黃”，以世俗的圓滑與自身之方拙對比，構成強烈衝突，並在衝突中深感惶恐。《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云》“守淡遺眾俗，養屙念餘生。方全君子拙，恥學小人明”，以“君子拙”與“小人明”對比，強調自己守淡遺俗的志節。《上張徐州詩》“顧己誠拙訥，幹名已蹉跎……一不改方圓，破質為琢磨”，本性既然拙訥，仍堅持不改方圓，只能在圓滑機巧的世界裡倍感蹉跎了。這類詩句還有很多，如“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寓言》），“我有出俗韻，勞君嫉惡腸”（《哭李觀》）等等。在對待官場榮祿的態度上這種傾向也很明顯，嘗謂：“浮俗官是貴，君子道所珍”（《送孟寂赴舉》）。韓愈《孟生詩》亦曰：“卻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參差。”東野曾熱心仕進，期望成就一番功業，但卻決不願意象小人那樣阿諛權貴，屈從流俗，以此來換取榮名。可見，孟郊在現實生活中立身行事的原則與世俗世界的衝突是非常劇烈的，而這種外在的“古”與“俗”的對立，根本上源於內心之“古”與“俗”的對立。

總之，孟郊一生窮愁悲苦，遭遇十分不幸。這一方面與社會大環境及個人命途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他耿介古拙、任性率真、不苟世俗的精神品格。種種的不滿，自然也包括瀰漫於當時詩壇的不良風氣。郊嘗自言：“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懊惱》），所謂的“惡詩”，大抵是指那些具有時尚氣息的、內容空虛浮泛、風格平滑若纖弱的應制詩歌，這樣的“惡詩”在世俗權貴那裡是大受歡迎的，而孟郊不苟合不苟取的態度卻使他對此心生厭惡，自覺與之疏離，轉而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古代，在對古詩的學習與取法中創造自己認同的“好詩”，儘管這好詩的遭遇是空手而歸，沉淪草野的。

3. 高潔好古，古心自鞭

如上文所分析的，孟郊內心中“古”與“俗”的衝突是非常劇烈的，體現在他立身行事的方方面面，而他復古的詩歌創作也與其崇古好古的精神追求緊密相關的。唯其好古之深，才能醉心於古詩創作，在中唐復古主義詩歌創作的潮流中特然獨立，鮮有人及。本節我們著重探討一下孟郊崇古好古的精神氣質。

韓愈《與孟東野書》雲：“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心悲。”再看韓愈《孟生詩》雲：“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 10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又《答孟郊詩》：“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韓愈與孟郊可謂千古知音，他對孟郊的推崇常常到了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步。如其《醉留東野》詩甚至這樣描述自己對孟郊的仰慕之情：“

一、傳統文人士大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現實關懷

孟郊作為時人，轉而喜古好古，必定是不滿於時的。他所處的時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宦官專權，朝廷黨爭，政治局面複雜惡劣，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世風澆薄，人心不古。對此，具有儒家正統價值觀念的寒士是痛苦卻又無可奈何的。只能在創作中表達心中的不滿，由此激起對古代理想社會模式與法則、古聖人與古先賢的無限嚮往之情，既然在現實中無力拯救什麼，只好在詩歌創作中呼喚古風、力倡古道、歌頌古人，以此來稍稍寬慰內心的社會使命感和道義之思。 孟郊在詩集中多次提及孔孟、屈原、卞和等古代聖人賢士，包括常人很少寫到的古代諫諍之臣比干。其《吊比干墓》雲：“殷辛帝天下，厭為天下尊。乾網既一斷，賢愚無二門。佞是福身本，忠是喪己源。餓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比干所處的殷末，國君昏聵，國勢傾危，但他不肯 11放棄作為人臣所應承擔的責任和道義，最後以忠諫而亡身。孟郊的境遇使他不必也不能如比干那樣以死相爭，但所處時代一樣是道衰俗薄的，也一樣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忠愛之心，因此這首詩表面上是詠古，實則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是感於藩鎮作亂、貴戚顯達、賢愚錯置的現實而作的。通過對比干的憑弔，表達自己的君臣之思，抱以無限的崇敬和感嘆，並以此來鞭策自己。

此外，對於近世有儒家聖賢風範的人，孟郊更是不吝筆墨加以頌揚，這在《吊元魯山》十首中有充分的體現。元魯山，名德秀，新舊《唐書》皆有傳。《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載：“河南人，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家貧……求為魯山令……天寶十三載卒，時年五十九，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孟郊與元魯山基本生不同時，而一連作詩十首以吊之，篇篇深摯沉痛，多有感慨寄寓。這與元魯山深具古代儒士的風範是分不開的。試看：

其三曰：“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不申。”

其二曰：“奔競立詭節，凌侮爭怪輝。五帝坐銷鑠，萬類隨衰微。以茲見魯山，道蹇無所依。”

其一曰：“食名皆霸言，食力乃堯農。君子恥新態，魯山與古終。”

其七曰：“誰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力運既艱難，德符方合莫。”

在上述幾則引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一條線索：天地道蹇——魯山道蹇無依——魯山與古終——力運教化洗浮薄。此處的“天地”是指國運與時運。社會現實的混亂無序，倫常道義的喪失，致使君子法天行身之道無法實行。失望之餘，激起好古之思而寧願與古為徒，盡其所能傳承古代的政治教化，所以《舊唐書》本傳稱其：“性純樸，無緣飾，動師古道。”

東野與魯山雖然生不同時，但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是相繼的。元魯山的個性、際遇和立身處世原則與東野有很多相似之處，他敦教化、振倫常，力挽古道的做法也是孟郊所向往的。雖然始終沒有機會象元魯山一樣以德政教化一方之民，但卻同樣因道蹇而激起好古之思，把強烈的責任感和現實關懷投諸筆端，創作了大量呼喚古道的作品，以此警醒世道人心。雖然各自的方式不同，卻都不曾放棄儒家傳統文人士大夫的責任感和良知，這也是孟郊一再推崇元魯山的原因。

二、懷古好古作為心靈寄託以慰內心孤寂

崇古好古是孟郊一生的思想行為準則，是其孤傲之源，憤激之因，也是其寂寞之依。東野自負奇才而始終懷才不遇，還倍受世俗社會的冷落與排斥，其內心的孤寂可想而知。的確，孟郊在現實生活中常有一種深刻的寂寞感。“孤”、“獨”的字眼在他作品中的出現頻率是相當高的。試看：“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長安旅情》）、“孤韻恥春俗，餘響逸零紛”（《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獨淚起殘夜，孤吟望初晨”（《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孤懷吐明月，眾毀鑠黃金”（《連州吟三章》）等等。孟郊的“孤”，在現實生活中，是種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內心感受上，不僅是孤獨、寂寞，更有一種“直”在其中，有一種“孤芳自賞”的傲骨挺立其中。

但是對於傳統儒家思想文化薰陶下的文人士大夫來講，道不行固然可以獨善其身，但是在精神上終究不能無所信，無所立，無所求，不能失去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因此孟郊追求古道，寄託無法實現的理想，藉此安慰孤苦寂寞的心靈，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歸宿感來彌補缺憾，調節內心的失衡狀態。試看下列詩句：

“我有古心意，為君空摧頹”（《峽哀》），“君子沉古禮，如讒魚吞鉤”（《魏博田興尚書聽 之命不立非夫人詩》），“擬古投松坐，就明開紙疏”（《題林校書花嚴寺書窗》，“貞弦含古風，直松凌高岑”（《遣興》），“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崔從事鄖以直隳職》），“衣敝得古風，居山無俗病”（《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在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孟郊的心境是比較寧靜豁然的，因為這些古禮、古風、古人都給他的內心帶來了很大的撫慰。

再看《勸善吟醉會中贈郭行餘》：“……自悲咄咄感，變作煩惱翁。煩惱不可欺，古劍澀亦雄。知君方少年，少年懷古風。藏書與屋脊，不借與凡聲。我願拜少年，師之學崇崇。縱它笑為矯，矯善亦可宗。”這無疑是一首任性率真的詩，賦性狹隘之人是很難寫出的。詩中的“瘦郭”雖然年少，但是讀古書，懷古風，東野一見傾心。於是不世俗成見，引為忘年之交，甘願以之為師，言語間充滿熱切的期待和豪爽之氣。表面上看是東野發現了同道而喜出望外，實際上是“瘦郭”身上的古道古風深深慰藉了他的孤寂之心，他珍視“瘦郭”，實則是珍視心中的理想。

再看《秋懷》第十四：“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劍亦折，失 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淚，當時落漼漼。詩老失古心，至盡寒皓皓。古骨無濁肉，古衣如蘚苔。勸君勉忍古，忍古銷塵埃。”此處“忍古”意為擔荷古道。將“失古志易摧”與“忍古銷塵埃”兩相對照，可知孟郊之所以忍古而不失古，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志向無由實現，再也不能失去心靈上的信仰和理想的寄託之所了，否則志意就會蕩然無存。而“忍古”則可洗去世俗的塵埃，稍可彌補內心的寂寞。

如前文所引，韓愈曾慨嘆孟郊“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孟郊亦自言：“忍為對松柏，自鞭殘朽躬。自鞭亦何益，知教非所崇”（《憶江南弟》）。孟郊雖抗拒流俗，卻終究難矯流俗之弊，因此這種對抗有很深的悲劇性。但即便世路艱辛，知曉政教德化者不被推崇，仍固守自己的人格操守，不斷以古道古心自我鞭策和勉勵。孟郊耿直孤介、不趨流俗、高潔好古、古心自鞭的個性決定了他與當時許多文人的不同，決定了他對世風強烈的不滿，當然也決定了他對大曆以來浮泛低迷的詩風不滿。體現在詩歌創作中，就是自覺繼承和學習古體古風。孟郊詩“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的高古特徵，根本上原於孟郊“古貌古心”的人格精神，反過來，其高古自鞭的人格精神也因其詩歌高古的藝術特徵而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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