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基礎設施建設浪潮每每和經濟危機結伴而來，無論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基建作為激發經濟增長動力的逆週期調控工具，作用不容小覷，爭議也從未停止。
相同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後，基建問題再次引發大討論；不同的是，這次的討論多了個“新”，基建不只是傳統“鐵公基”，更包括全新的數字基礎設施；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和此前的基建爭議不同，這次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商界對打造“新基建”達成了空前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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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共識的形成，來源於抗擊疫情的全民實踐，無論是網上購物、線上辦公、雲上學習，還是碼上管理、AI診斷、數字防疫，阿里等數字平臺企業向全社會開放的數字化能力，成為了這場疫情下生活、抗疫、復工須臾不可離的新基礎設施。
抗疫成為中國全民參與的一堂“新基建”公開課。 基礎設施這一概念誕生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法國，最初指修路之前鋪設的路基。1887年這一單詞被引入英語，劍橋辭典的釋義為：一個國家或組織賴以高效運作的基礎系統和服務。
疫情之下，人流和交通阻斷，令傳統基礎設施難以提供社會高效運作的基礎性服務，這倒逼全社會共同找到能夠提供這種基礎系統和服務的新方案。
對中國超過8.5億移動消費者來說，他們需要能通過電商平臺源源不斷獲得日用品、外賣配送；對中國3億慢性病患者來說，他們需要及時問診併線上開藥；對中國2.76億在校學生來說，他們需要穩定的在線平臺來複課。
對佔中國企業數超九成、提供超八成就業、創造超六成GDP的中小企業來說，他們需要及時的資金支持、有效的線上銷售支持、便捷的復工支持、精準的供應鏈匹配。
對同時要打贏抗疫和復工兩場戰役的廣大基層政府來說，他們需要藉助大數據和二維碼等新科技手段，來進行疫情動態跟蹤和人員流動管理。
結果有目共睹，在最短時間內，居民、企業、政府迅速實現了數字化的“火線轉型”，全社會獲得了渡過疫情難關的關鍵性新能力，而這完全有賴於有別於“鐵公基”的全新基礎設施。
每一分看得到的能力背後，都有十分看不到的技術來支撐。比如大家都看到，阿里巴巴作為數字經濟的先行者，在此次疫情期間，輸出了覆蓋上述生活、生產、治理三大維度的絕大多數數字化能力；而在這些能力背後，則是阿里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彈性擴容、圖計算、圖像識別、語義識別等數字技術上的經年積澱。
馬雲說：“能夠迎接挑戰的人，能夠戰勝困難的企業，才能夠有未來。”在2003年非典疫情中化危為機的阿里，在新冠疫情中發揮了託底和賦能社會的基礎性作用，這也是其17年來所夯實的數字基礎設施價值的直觀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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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新基建”之“新”，首先在於有別於傳統“鐵公基”的全新基礎設施，如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等，其主線就是數字化。誠如阿里董事會主席張勇所說：“數字基建就是新基建。”
同時，“新基建”之所以區別於“老基建”，不僅在於概念範疇上的“新”，還在於觀念上的“新”；前者是新基建硬件上的“新”，而後者則是新基建軟件上的“新”。在抗疫過程中，這種軟件之新和硬件之新同樣重要。
首先，“老基建”在觀念上是被動態，而“新基建”則是主動態，是以實際需求為導向的主動呼應。“老基建”之所以多年來引發種種爭議，大部分是因為被動態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只要造好“鐵公基”，經濟活動就自然而然隨之發展；基建是因，經濟發展是果。這種觀念大行其道，多年來引發經濟學界的激烈爭論。
而在此次對抗疫情中大放異彩的數字基礎設施，則完全是順應需求而產生；需求是因，新基礎設施是果；新基礎設施主動服務於社會需求，並隨之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
譬如，阿里雲的數字基礎設施最初便誕生於淘寶的交易需求，在本次抗疫過程中，又為企業學校、科研機構、政府部門提供了亟需的關鍵算力。又譬如，全國3億慢性病人疫情期間存在吃藥需求，這也令天貓線上問診和送藥上門的基礎性服務應運而生。
需求已經出現，問題是如何為需求配置必要的基礎設施。在此次抗疫過程中，每一項基於數字基礎設施的創新，無不是主動服務需求。主動性，是“新基建”的基因，正是這種主動性，令“新基建”不會面臨“老基建”的過度投資和浪費等爭議。
其次，“老基建”在觀念上是靜態的，而“新基建”則是動態的；公路、鐵路建完之後，遇到需求變化時，既無法按需擴容、也無法按按需縮減；而“新基建”則具備靈活調動的能力。
在一個日益活躍的經濟體內，經濟要素的流動並不總按規劃進行，這就可能導致靜態基礎設施和動態經濟產出的不匹配。譬如1978年東北三省佔全國經濟的比重近13.98%，而到了2018年則降至6.38%；單論傳統基礎設施，今天的東三省依然不輸於長三角，但產出已不可同日而語。
而“新基建”之新在於及時的調配能力，數字基礎設施是“活”的基礎設施。2月3日以來，僅在釘釘平臺上便有超過1000萬家企業組織的2億員工線上開工，約5000萬學生線上上課。這種流量衝擊類似於春運對傳統“鐵公基”的衝擊。
和傳統基礎設施無法按需擴容不同的是，數字基礎設施存在巨大的瞬時調配能力。為“雙11”保駕護航多年的阿里雲，通過連續擴容10萬臺雲服務器,來為在釘釘上辦公學習的人提供基礎支持。
新基礎設施的這種高效動態調配能力，在本次疫情中比比皆是，AI診斷技術在數天內開發完畢，數字防疫系統在幾天內就覆蓋全國數十個省市，淘寶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幫助消化10萬噸滯銷農產品……
再次，“老基建”在觀念上是自上而下的規劃邏輯，而“新基建”則是自下而上的競爭邏輯；疫情期間的“新基建”大討論已經重新點燃了各地的競爭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來源於何？一種經濟學家較為認可的觀點是“縣域經濟競爭”，即不同地區的互相競爭激發了經濟增長活力。而在抗擊此次疫情過程中，在數字基礎設施賦能下，各地政府也展開了一場治理競賽。
例如，杭州首創健康碼來進行流動人員管理，這一做法目前已覆蓋全國所有城市；江西利用贛服通平臺加速抗疫和復工，數字化抗疫的“江西樣本”引來其他省份紛紛跟進；根據釘釘2月初發布的數字化抗疫排名，增量前五名的城市或許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綏化、三門峽、焦作、淮北、平頂山。
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在這次抗疫中已經實現“數字化覺醒”，他們明白“新基建”不僅是抗疫的“戰時”所需，更加是後疫情時代增強地方經濟發展和治理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數字化新基建的巨大價值，在這次疫情中深入人心。阿里董事會主席張勇說，在2020年疫情過去以後，一定會進入新一輪基建投資，但是一定會從傳統固定資產的基建投資走向新一代數字基礎建設投資。
這一輪“新基建”將改變的不僅是基建硬件，還將改變人們對待和利用基礎設施的態度、觀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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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新基建”之新，還須放到“時代之新”和“全球競爭之新”的更大背景中來理解。
苟日新日日新。在時代的長河裡，基礎設施概念一直在更新，今天的數字基礎設施，就好比20世紀的互聯網，和19世紀的鐵路。事實上，我們今天談論“新基建”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在工業化、信息化、數字化三大浪潮之下，基礎設施如今正走到了第三次迭代的歷史關口。
工業化時代，“鐵公基”是最典型的基礎設施，但工業化時代的基礎設施也一直因新技術和新需求在不斷“量變”：公路、鐵路、橋樑、隧道、油管、機場、港口、電網、供水、排汙系統……
在信息化時代，基礎設施概念實現迭代“質變”。其標誌性事件是1991年底美國國會通過“戈爾法案”，打造美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一舉夯實1990年代美國經濟黃金髮展期的基礎。
這一次迭代，讓美國人率先意識到，基礎設施不光是兩洋鐵路和州際公路網，還包括看不到、摸不著的“信息高速公路”，其所承載的數據傳送和交換的意義不輸於實體公路。
邁入數字化時代，基礎設施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數字技術正在對傳統經濟活動進行“全要素”和“全流程”的改造，從而大幅提升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潛力。張勇曾形象地說，時代正從IT（信息技術）走向DT（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是石油，算力是引擎”。
“時代之新”意味著“新基建”並非僅僅是抗疫的一時之需，而是整個中國經濟在數字化浪潮中必須經歷的歷史性轉型。
數字化轉型並非侷限於個別國家、個別行業，已在全球形成蔚然之勢。經合組織的數字化報告曾總結說，無論是叫“第二機器時代”“第三次浪潮”“工業4.0”還是“社會5.0”，所有這些新概念都意味著“重大改變正在發生”。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處於“數字化新時代的邊緣”。
這意味著，“新基建”之新還意味著“全球競爭之新”；競爭不僅是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內部競爭，也包括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外部競爭，尤其是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
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顯示，全球75%的區塊鏈技術由美中掌握，50%的全球物聯網開支發生在美中，超過75%的雲計算市場在美中，全球70家最大數字平臺90%的市值由美中兩國分享……
雖然美國仍擁有諸多技術優勢，但阿里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認為，中國也有獨特的優勢。他表示，如今是一個技術綜合集成的時代，中國的優勢不僅在於市場規模，更在於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能最快把不成熟技術變為成熟技術的市場。
全球數字化轉型的競賽已經開啟。如果說傳統基礎設施的建設成就，是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收入突破1萬美元的催化劑，那麼“新基建”將是中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贏下數字化轉型先機的勝負手。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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