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校長在遵義的辦公室

1940年元月16日清晨七點半，竺可楨校長從貴陽招待所趕到交通銀行，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秘書長鄭道儒、教育廳廳長張志韓、大夏大學歐元懷等人一道，禮送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赴重慶。其間，竺校長請吳鼎昌主席能於短期內修通遵義至湄潭的公路。

中午十二點一刻，竺校長同理學院胡剛復院長、教育系陳劍翛教授乘四號車赴遵義。下午五點到達丁字口環球旅館，遇見先期抵遵義的工學院李熙謀院長、史地系張其昀主任等，從他們那裡得知陳立夫部長中午在遵義停留，專程去了遵義師範，要求地方上將師範讓給浙大，而師範則遷到深溪水的梧村。

（江公祠）

第二天，竺校長約理學院胡剛復、農學院蔡邦華、師範學院王璡三位院長一同察看浙大在遵義已租定的校舍。眾人先從新城北街古式巷老郵政局起身，就近轉到桃源山上的江公祠，感覺此處建築甚佳，且居高臨下，可俯瞰全城，又與民教館相鄰，是一風景絕佳之處。下山後到何家巷三號何家公館，這裡有房百餘間，可住學生三百餘人。旁邊的何家巷五號，是黔軍周吉善的公館，可用作圖書館。隨後，一行人過中正橋進入老城，沿城牆小街至經歷司到楊柳街，發現一民宅（侯家公館）可作女生宿舍，又折入大寺閣巷的縣立小學，最後到達子尹路一側的遵義師範，這裡共有八間教室，還有禮堂、辦公室、寢室，適合一年級用。

最終，多方協調、權衡，竺可楨校長決定將浙大總辦事處和自己的辦公室暫時設在江公祠，自2月1日起，即開始在這裡辦公，一直到5月5日。

（江公祠）

江公祠是為紀念咸豐年間因保境安民戰死沙場的遵義知縣江炳琳，由遵義士紳在1928年至1930年集資重建的一座祠堂。這在當時的貴州都少見的恢宏建築，有戲樓、正殿、兩廂共40 餘間房屋，雕樑畫棟，蔚為壯觀。浙大與遵義新城街公所協商，以在就近的劉將軍祠新建校舍為條件，協調江公祠內的城成小學遷出。先是將其作為學校的總辦事處，後專設為圖書館，並在大門一側掛上“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的木牌，而另一側的“遵義城成小學”校牌還依稀可見。

竺校長把辦公室設在江公祠後，先是於2月21日召開了第一次行政會，即總第五十六次。五院院長梅光迪、胡剛復、李熙謀、蔡邦華、王璡一個不少地出席。竺校長報告開學準備和在青巖的一年級最近情形，規定作息時間，宣佈二、三、四年級於2月22日在遵義恢復上課。

4月27日，竺校長又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校務會議，即總第三十次。這次會議，討論了教員待遇和行政會議的組織、章則問題。為慎重起見，會議還投票選舉費鞏、張其昀、李熙謀、梅光迪、吳耕民等五人負責章程的草擬。

5月5日是個星期天，一大早竺可楨校長就從寓居的楊柳街碓窩井九號趕到江公祠，參加數學系教授章用的追悼會。章用，字俊之，年輕的數學天才，於西遷途中罹患肺病，於1939年3月從宜山赴香港醫治，同年12月16日病逝。所遺書籍九箱贈予浙大。有教職員四十餘人、學生百餘人參加的追悼會由胡剛復院長主持，竺校長、數學系陳建功、國文系郭斌龢、繆鉞、史地系顧谷宜、農經系梁慶椿、土木系王師羲等章用教授生前友好和學生代表錢克仁先後致辭，緬懷這位英年早逝天才數學家。參觀完章用教授捐贈的部分中外書籍後，竺校長與梅光迪、張其昀、蘇步青、費鞏、王煥鑣等與會人員在會場合影留念。

（章用教授追悼會現場留影）

當天中午，隨浙大總辦事處前往鬧市中心的何家巷，竺可楨校長也將他的辦公室遷到了何家巷四號。儘管江公祠地處風景優美的桃源山，是個讀書做學問的好地方，但就處理行政事務而言，畢竟還是偏了點，有諸多不便。

何家巷四號與三號何家公館比鄰，是面對石門坎街的一幢一正兩廂一樓一底木結構瓦房，房主是在遵義新城街公所負責的士紳俞界凡（聖域）。以往提到浙大在遵義何家巷的辦學，所言都只是三號、五號。還是浙大校史專家馮俊先生提供的一張簡圖，為人們指點了迷津。圖上標明：從右邊正門進來，是一個院壩。院壩兩側兩間小屋分別是保管股、防空股。過道左邊是事務課，右邊是醫務課。進入天井，左右兩廂各三間正房，左邊是總務長辦公室、出納室、會計室；右邊依次為藥品室、無線電室、土木測量室。天井正對的中間堂屋為會客室，左邊前間大一些，是會計室，後間小一點，為文書課；右邊外間為秘書室，而竺校長的辦公室是靠裡的那一小間。

1940年11月30日中午，竺可楨校長從重慶出差回到遵義，稍事休整，很快就趕到辦公室。當天的日記裡，他這樣記載：“下午一點半餘至校中（何家巷四號）。閱往來信件並批文書。”

後來，何家巷四號成了浙大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救濟委員會服務處，其負責人鈕志芳是中共地下黨員，浙大的進步學生還可以在這裡閱讀到《新華日報》等報刊。

再後來，何家巷四號因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道路擴建部分拆除，留下天井、兩廂和後面的正房，作為遵義市副食品公司的門市部，直到九十年代初的城市改造，被全部拆除，留在老遵義的回憶中。

坐落在協臺壩與官井路交匯處的子彈庫，曾經是清末遵義知府袁玉錫“廢科舉，行新學”舉辦的遵義府中學堂。1926年更名為“貴州省立第三中學”，人稱“老三中”，首任校長是著名教育家黃齊生，從“老三中”走出了陳沂、周林、韓念龍等人中龍鳳。紅軍長征時，在學校的大操場上召開過“萬人大會”，宣佈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教室裡駐紮過被稱作“特殊連隊”的幹部休養連。1936年，三中改為遵義師範學校，同年5月，國民政府行營第二軍械總庫佔用了師範校舍，老百姓稱之為“子彈庫”。

浙大西遷來遵時，因在郊區建有分庫，子彈庫存放的槍支彈藥已不多。有時任庫長蘇紹文的協助，竺可楨校長四處奔走，多方協調。先是找縣長劉慕真，又是訪專員高文伯，再是詢省主席吳鼎昌，直至致函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幾經周折，總算得以將浙大的總務處、文學院辦公室、心理學實驗室、氣象測候所、部分教室、員工宿舍等陸續遷入，使之成為浙大的校本部行政中心所在。而竺可楨校長的辦公室，自1941年10月18日從何家巷四號遷來後，一直到1946年5月16日離開，共四年零七個月的時間。

（子彈庫內竺可楨校長辦公室）

除了碓窩井九號寓所，竺可楨校長在浙大西遷遵義辦學七年裡，所呆時間最多的，就是子彈庫裡的這間辦公室啦！

在這裡，竺校長為浙大的生存、發展和崛起，謀劃佈局、事無鉅細、儘量親歷親為。浙大西遷途中召開的320次行政談話會，有256次在遵義召開。而在遵義召開的這些會議，除江公祠、何家巷、柿花園一號有數的若干次外，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彈庫的校長辦公室裡召開。只要不是因公出差，絕大多數都由竺校長主持召開。

在這裡，竺校長關心學生的前途命運，宵衣旰食、嘔心瀝血。1942年元月16日，得知學生即將為“倒孔”要組織遊行的竺校長，清晨六點就趕到辦公室，，同聞訊而來的張紹忠、王璡、梅光迪、李熙謀、諸葛麒等人商量，如何勸阻學生，儘量避免與軍警發生衝突，還派人去找高文伯專員請派軍警維持秩序。為營救被抓走的何友諒、王蕙、潘家蘇、滕維藻等師生，竺校長還多次開會，安排營救計劃、措施。

在這裡，竺校長忙裡偷閒、深入研究。首發於《思想與時代》第34期、復登載於《氣象學報》第28卷1-4期合刊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就是竺校長在1944年5月25日至6月11日，用三個星期時間，白天在辦公室利用空閒構思、草擬，晚上再回寓所加工、修改完成的。

1946年5月16日上午八點，竺可楨校長最後一次來到子彈庫的校長辦公室，將下學期各院系教授、講師、與助教的名額排定，交付秘書俞心湛後，於十點左右離開。至於遵義、湄潭辦學的善後，也託付給了代理校長王國松。

下午三點半，竺校長乘一輛1938年的破郵車，夜宿桐梓，再赴重慶；然後，輾轉南京、上海，於6月11日回到杭州。而再回首，已是十五年以後。

1961年5月，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校長，帶隊考察“南水北調”，從北京飛成都，在四川、貴州考察水利、氣象近一個月。6月15日下午，竺校長專程從貴陽趕到遵義，一路拍下不少照片，還寫下一首落款為“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重到遵義作”的律詩：

一別遵城十五年，重遊舊地如登仙。

紅花崗上千株雪，湘水橋邊萬斛田。

廠礦商場既滿谷，園亭黌舍亦連綿。

播州自古稱窮僻，黔北於今鞭著先。

（竺可楨校長手跡）

用以表達他對黔北大山中遵義這座小城最深的情思、最深的牽掛和最深的眷念，或許還有那麼一絲絲遺憾，一絲絲失落。

1964年9月6日，竺可楨校長在他的日記裡記下這樣一段話：“下午坐睡一小時。夢中彷彿坐車去遵義，至舊子彈庫辦公室，現已恢復為師範學校。與一白髮老翁談，此人似系師範校長，事先已知餘將去，即邀我及同事晚膳。我欲一看我過去辦公的房間，但驟然被驚醒了。”心心念念，情有所倚。晨有所思，午有所夢。年逾古稀的竺校長，一夢遙迢，飛渡關山。讓他始終夢繞魂牽的是“舊子彈庫辦公室”，、難以釋懷的是“過去辦公的房間”。然而，“驟然被驚醒”，即使是在夢中，老校長也未能回到他辦公的房間，哪怕是簡單地停一停、悄悄地看一看、輕輕地站一站......

新冠疫情未完的料峭春寒中，我早早來到空寂無人的可楨橋頭，久久佇立在浙大黔省辦學校舍碑亭一側，默默仰望那高大的銅像，心中切切祝禱：竺可楨校長，您魂兮歸來！

謹以此文紀念浙大西遷遵義辦學八十週年暨竺可楨校長誕辰一百三十週年。

參考文獻：

《竺可楨全集》（第7-1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李杭春著《重走西遷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