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出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於神宗熙寧五年(1072)，其主要活動是在仁宗當政的四十餘年間。他於仁宗天聖八年(1030)考中進士，全力支持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曾在多個地方任職，位至參知政事(副宰相)。

歐陽修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袖、“唐宋八大家”中人、“宋學”開創者之一，也是取得多方面成就的著名學者:散文家、詩人、詞人、經學家、史學家、目錄學家、金石學家。他創作撰寫了大量著作，對北宋及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果比較他的政治與文學功績，稱他為著名文壇領袖、文學家更為適當。

歐陽修時代文學狀況

歐陽修生活在北宋初、中期之交，當時文壇仍處於晚唐五代以來形式主義文風統治的狀態。晚唐五代文風的形成，又是中唐古文運動衰落的直接結果。因此，要想真正釐清歐陽修時代文學發展的脈絡，須從中唐古文運動談起。

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本是適應中唐社會改革需要而成，意在以文學作武器，努力為現實政治、國家中興而奔走呼號的舉措。到了晚唐，大唐帝國風雨飄搖，統治集團因無力控制局勢而變得麻木不仁，得過且過、貪圖享樂之風盛行。社會安定及進行改革的氛圍不復存在，文學改革也就失去了必要條件，與腐朽頹廢社會風氣相適宜的，當然是浮豔華靡的形式主義文風。

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韓愈

2.追隨者曲解，駢體文再度興起：

同時，韓、柳身後的追隨者，大多片面理解“陳言務去”、“辭必己出”，一味好異尚奇。如韓愈的學生皇甫湜就說:“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而對韓愈提倡的“文從字順”，並未放在心上。於是，韓門弟子的創作，由追求奇異而流於怪僻晦澀，形成一種新的形式主義，古文運動成果盡被斷送。駢體文又重新佔據了文壇的統治地位，流風延及整個五代時期。

3.宋朝建立之初的文學概況：

趙宋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由於當時的知名文人，多來自五代諸國的宮廷及上層社會集團，其創作與晚唐五代幾無差別。另一方面，由於最高統治者(宋太祖)公開提倡享樂，整個社會上行下效，追求物慾成為時尚，這樣的社會風氣，

從太祖至真宗朝，“時文”(駢體文、四六文)佔據文壇，雕章琢句、浮華淺濫之風盛行: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駢體文代表作《哀江南賦》

“蓋古道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取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予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

由此，可知“時文”勢力之強勁。

4.宋朝的文化復興：

當然，也有人以韓愈柳宗元散文為號召，大力提倡古文。柳開曾經宣稱:“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穆修對韓、柳佩服至極:

“嗚呼!天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餘所敢知也。”

石介主要著眼於反對當時流行的“時文”，態度十分堅決:

“今之為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實，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彷彿者。”

石介書法《與長宮執事禮》

他宣稱自己

“學為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誘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為”，並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

不過，這些作家在提倡、創作古文的過程中，未免有矯枉過正之嫌。

元人馬端臨曾引用南宋葉適的話說:“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鍾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可見，葉適對柳開等人以“斷散拙鄙為高”的所謂“古文”，用來對抗“偶儷工巧為尚”之“時文”的作法，是不以為然的。因此，在宋初時期，“古文”的影響力不及“時文”。

5.慶曆新政對文化的影響：

到了仁宗天聖至慶曆年間(1023—1032、1041—1049)，隨著政治改革的萌動，文壇上開始出現了變化。此時主持政治改革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他因推行“慶曆新政”而名重一時。歷來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文學與之呼應、為之服務。

歐陽修書法

於是，一大批對文壇現狀早已不滿、渴望改變文風的有識之士，在響應政治改革的同時掀起了一場文學革新運動(亦稱“詩文革新運動”)。歐陽修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登上了文壇統帥的位置，引領著文學(特別是散文)革新運動走向勝利。對於他的功績，人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褒揚:

“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繼之，始大振”。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文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

這些文字，從不同方面說明了歐陽修在文壇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他之所以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而言，在於他對自己所處的文壇具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並且適時地把握住了良好機遇，從而引導文學向著正確方向發展。

後世記載歐陽修

詩文革新成功的基本保障

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取得了最終勝利。究其原因，下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基本保障。

1.首先，歐陽修提出了一套切合實際、比較完整的文學理論，用以指導詩文革新與創作實踐。這些理論主張，或與韓愈近似，或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例如，“道盛文至”，出自《答吳充秀才書》:

“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盛者文不難而自至也。”這是歐陽修對作家思想與創作、作品形式與內容關係的看法。它與韓愈的“文以明道”非常接近，都是強調“道”(內容)對“文”(形式)的決定作用，注重二者的協調統一。只是著眼點不同:韓愈著重闡明的是如何擺正文與道的位置;歐陽修則是將二者並提，重在說明“文”的優劣取決於為文者“道”的水平，提醒作家不應只著意於“文”而忽視“道”的修養、不可為文而文。

又如，“中實文輝”，是歐陽修對文學創作與作家思想修養關係的看法，與韓愈的“氣盛言宜”十分接近。他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中指出:

“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

《答祖擇之書》的表述更加明確:“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意思是說只有加強作家的儒學修養，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才能增強文章的感染力，更好地發揮文章的社會功能。

韓愈《送孟東野序》

再如，“窮而後工”，是歐陽修對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關係的看法。意思是說:作家在抱負得不到施展、理想不能實現、仕途失意、生活坎坷的情況下，能夠創作出優秀的作品。

他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的見解，揭示了“作詩”與“命窮”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窮者的詩之所以精工，主要是他能把鬱積於胸中的憂思感情，寄託在山水草木、花鳥蟲魚等自然事物之中，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產生一種諷喻、怨刺的作用(散文及其他文學體式也是如此)。這一觀點，顯然是受到韓愈“不平則鳴”(見《送孟東野序》)觀點的啟發。

此外，歐陽修在諸如繼承與創新(吸收各家之長)、語言的運用(繼承“文從字順”提倡平易)等方面，也與韓愈相近。

總而言之，歐陽修是繼承了主要由韓愈提出的唐代古文運動的理論觀點，並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加以改造、發展，從而為宋代的詩文革新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指明瞭正確的方向。

歐陽修《醉翁亭記》

2.其次，歐陽修在創作實踐上印證了理論、提供了示範。歐陽修的文學創作，取得了多方面的優秀成果。散文創作，成就最為突出，《朋黨論》、《醉翁亭記》等是盡人皆知的名篇。詩歌如《食糟民》《邊戶》等，同情人民疾苦，抨擊時政，現實性強;抒情詩《戲答元珍》《畫眉鳥》等，明麗流暢、清新可喜，其詩以議論化、散文化的傾向，界定了宋詩的特點。歐陽修的詞與晏殊齊名，並稱“晏歐”，其詞上承南唐(尤其是馮延巳)，下啟蘇軾、秦觀，在宋代詞史上具有承上啟下作用。詞作如《踏莎行》(侯館梅殘)、《朝中措·平山堂》等，題材有所拓展，格調清麗俊朗，為宋詞開闢出新的境界。

3.再次，歐陽修成功地領導詩文革新運動，得益於一大批志同道合者的積極支持。在散文方面，主要有曾鞏、王安石和“三蘇”(蘇洵、蘇軾、蘇轍);詩歌方面則有梅堯臣、蘇舜欽。梅堯臣與蘇舜欽齊名，並稱“蘇梅”，在反對西昆流弊和詩文革新方面，起過重要作用，歐陽修將其比作自己的“左右驂”。他們都注重現實，關心民瘼，而創作風格略有差別:梅堯臣觀察細緻，詩風“閒遠古淡”;蘇舜欽筆力豪雋、頗肯氣勢。

歐陽修後世紀念

結論：

歐陽修在宋代文壇的地位，相當於唐代文壇的韓愈。作為改變一代風氣的文壇領袖，他善於繼承前人成果、站在巨人肩頭上進行創新。由於善繼承，所以豐厚紮實;由於能創新，故而新穎高大。作為一位繼往開來的文壇領袖，他的成就不亞於韓愈，而影響則比韓愈更加廣泛與深遠。

《宋史》

《歐陽修散文集》

《宋史紀事本末》

《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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