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其主要活动是在仁宗当政的四十余年间。他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考中进士，全力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曾在多个地方任职，位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中人、“宋学”开创者之一，也是取得多方面成就的著名学者:散文家、诗人、词人、经学家、史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他创作撰写了大量著作，对北宋及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比较他的政治与文学功绩，称他为著名文坛领袖、文学家更为适当。

欧阳修时代文学状况

欧阳修生活在北宋初、中期之交，当时文坛仍处于晚唐五代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统治的状态。晚唐五代文风的形成，又是中唐古文运动衰落的直接结果。因此，要想真正厘清欧阳修时代文学发展的脉络，须从中唐古文运动谈起。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本是适应中唐社会改革需要而成，意在以文学作武器，努力为现实政治、国家中兴而奔走呼号的举措。到了晚唐，大唐帝国风雨飘摇，统治集团因无力控制局势而变得麻木不仁，得过且过、贪图享乐之风盛行。社会安定及进行改革的氛围不复存在，文学改革也就失去了必要条件，与腐朽颓废社会风气相适宜的，当然是浮艳华靡的形式主义文风。

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韩愈

2.追随者曲解，骈体文再度兴起：

同时，韩、柳身后的追随者，大多片面理解“陈言务去”、“辞必己出”，一味好异尚奇。如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就说:“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而对韩愈提倡的“文从字顺”，并未放在心上。于是，韩门弟子的创作，由追求奇异而流于怪僻晦涩，形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古文运动成果尽被断送。骈体文又重新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流风延及整个五代时期。

3.宋朝建立之初的文学概况：

赵宋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知名文人，多来自五代诸国的宫廷及上层社会集团，其创作与晚唐五代几无差别。另一方面，由于最高统治者(宋太祖)公开提倡享乐，整个社会上行下效，追求物欲成为时尚，这样的社会风气，

从太祖至真宗朝，“时文”(骈体文、四六文)占据文坛，雕章琢句、浮华浅滥之风盛行: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骈体文代表作《哀江南赋》

“盖古道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取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无自知之明，守之不予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

由此，可知“时文”势力之强劲。

4.宋朝的文化复兴：

当然，也有人以韩愈柳宗元散文为号召，大力提倡古文。柳开曾经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穆修对韩、柳佩服至极:

“呜呼!天予者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石介主要着眼于反对当时流行的“时文”，态度十分坚决:

“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实，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

石介书法《与长宫执事礼》

他宣称自己

“学为文，必本仁义，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诱势逐，宁就于死，曾不肯为”，并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

不过，这些作家在提倡、创作古文的过程中，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元人马端临曾引用南宋叶适的话说:“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文鉴》所存《来贤亭记》(柳)、《河南尉厅壁记》(张)、《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穆)、《待月亭记》(刘)诸篇，可见时以偶俪工巧为尚，而我以断散拙鄙为高。自齐梁以来，言古文者无不如此”。可见，叶适对柳开等人以“断散拙鄙为高”的所谓“古文”，用来对抗“偶俪工巧为尚”之“时文”的作法，是不以为然的。因此，在宋初时期，“古文”的影响力不及“时文”。

5.庆历新政对文化的影响：

到了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1023—1032、1041—1049)，随着政治改革的萌动，文坛上开始出现了变化。此时主持政治改革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他因推行“庆历新政”而名重一时。历来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文学与之呼应、为之服务。

欧阳修书法

于是，一大批对文坛现状早已不满、渴望改变文风的有识之士，在响应政治改革的同时掀起了一场文学革新运动(亦称“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文坛统帅的位置，引领着文学(特别是散文)革新运动走向胜利。对于他的功绩，人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褒扬:

“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这些文字，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欧阳修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他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于他对自己所处的文坛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且适时地把握住了良好机遇，从而引导文学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后世记载欧阳修

诗文革新成功的基本保障

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究其原因，下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基本保障。

1.首先，欧阳修提出了一套切合实际、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用以指导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这些理论主张，或与韩愈近似，或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例如，“道盛文至”，出自《答吴充秀才书》: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这是欧阳修对作家思想与创作、作品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看法。它与韩愈的“文以明道”非常接近，都是强调“道”(内容)对“文”(形式)的决定作用，注重二者的协调统一。只是着眼点不同:韩愈着重阐明的是如何摆正文与道的位置;欧阳修则是将二者并提，重在说明“文”的优劣取决于为文者“道”的水平，提醒作家不应只着意于“文”而忽视“道”的修养、不可为文而文。

又如，“中实文辉”，是欧阳修对文学创作与作家思想修养关系的看法，与韩愈的“气盛言宜”十分接近。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指出:

“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答祖择之书》的表述更加明确:“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意思是说只有加强作家的儒学修养，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才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更好地发挥文章的社会功能。

韩愈《送孟东野序》

再如，“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看法。意思是说:作家在抱负得不到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仕途失意、生活坎坷的情况下，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的见解，揭示了“作诗”与“命穷”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穷者的诗之所以精工，主要是他能把郁积于胸中的忧思感情，寄托在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事物之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产生一种讽喻、怨刺的作用(散文及其他文学体式也是如此)。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韩愈“不平则鸣”(见《送孟东野序》)观点的启发。

此外，欧阳修在诸如继承与创新(吸收各家之长)、语言的运用(继承“文从字顺”提倡平易)等方面，也与韩愈相近。

总而言之，欧阳修是继承了主要由韩愈提出的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观点，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发展，从而为宋代的诗文革新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欧阳修《醉翁亭记》

2.其次，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印证了理论、提供了示范。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多方面的优秀成果。散文创作，成就最为突出，《朋党论》、《醉翁亭记》等是尽人皆知的名篇。诗歌如《食糟民》《边户》等，同情人民疾苦，抨击时政，现实性强;抒情诗《戏答元珍》《画眉鸟》等，明丽流畅、清新可喜，其诗以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界定了宋诗的特点。欧阳修的词与晏殊齐名，并称“晏欧”，其词上承南唐(尤其是冯延巳)，下启苏轼、秦观，在宋代词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词作如《踏莎行》(侯馆梅残)、《朝中措·平山堂》等，题材有所拓展，格调清丽俊朗，为宋词开辟出新的境界。

3.再次，欧阳修成功地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得益于一大批志同道合者的积极支持。在散文方面，主要有曾巩、王安石和“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诗歌方面则有梅尧臣、苏舜钦。梅尧臣与苏舜钦齐名，并称“苏梅”，在反对西昆流弊和诗文革新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欧阳修将其比作自己的“左右骖”。他们都注重现实，关心民瘼，而创作风格略有差别:梅尧臣观察细致，诗风“闲远古淡”;苏舜钦笔力豪隽、颇肯气势。

欧阳修后世纪念

结论：

欧阳修在宋代文坛的地位，相当于唐代文坛的韩愈。作为改变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他善于继承前人成果、站在巨人肩头上进行创新。由于善继承，所以丰厚扎实;由于能创新，故而新颖高大。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文坛领袖，他的成就不亚于韩愈，而影响则比韩愈更加广泛与深远。

《宋史》

《欧阳修散文集》

《宋史纪事本末》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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