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為，政府可以破壞社會信任，卻幾乎不能建設社會信任。我覺得，我和張維迎對此享有很多共識，分歧有沒有還不好說，還要進一步交流才能搞清楚。
他說：“政府的行為對信任的重建很重要，因為政府控制了所有信任形成的制度環境。……政府的權力太大，對政府的約束不夠，人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就會無所適從，就不值得信任……政府的短期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場信任的建立。”他的供給曲線生動地表述了他的思想：當一個社會完全沒有管制時，欺詐流行，不講信譽；隨著政府的監管，企業的信譽也相應增加；政府管制的範圍和強度超過了某個點後，企業又開始不講信譽了；監管越多，企業講信譽的積極性越低。“最後到達一個死角，只有管制，沒有信譽，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政府的管制下進行。這是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危險，也是我最擔憂的問題。”（張維迎著《信息、信任與法律》第17～22頁）
我覺得，這曲線畫的不錯，但是要以社會上存在著民營企業為前提，如果民營企業和其他民間組織完全不存在（我們的社會中曾經就是如此），政府的管制可以帶來秩序、服從和若干東西，但是對社會信任來說則是“寬嚴皆誤”，都生不出社會信任。很多人懷念改革開放前的時代，以為那時有社會信任。我以為那是誤將秩序看作信任了。如果沒有一絲自由合作的空間，還需要信任嗎？
我認為，社會信任來自民間團體。張維迎強調企業對建立社會信任的重要作用，因為經濟活動是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民營企業是最重要的民間團體。
在論述企業與信任的關係中，他說：“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個組織的生命是無限的。如果個人的利益取決於組織的價值，而組織的價值依賴於它的信譽，個人就會注重信譽。如果他只以個人的身份從事交易活動，十有八九他會幹一錘子買賣。但是假定他成立了一個公司，公司的活動並不隨著他退休而終止，他退休之後的生活費用來自出售公司而得到的收入。顯然公司的信譽越好，可變賣的價值就越高……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將一次性博弈轉化為重複博弈的機制，是信譽的載體。……企業使得法律運行的成本大大降低。一方面，有了企業這個信譽載體，大多數交易活動就可以通過信譽機制來支持。另一方面，即使需要法律的介入，司法機關收取證據的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畢竟企業的數量要比個人的數量少得多……但是企業作為信譽的載體必須滿足如下三個條件。第一，企業必須有真正的所有者……如果沒有真正的個人所有者，就不會有人有積極性維護企業的信譽，企業就不可能講信譽。第二，企業必須能被交易……買賣企業實際上就是買賣企業的信譽。第三，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必須自由。如果進入和退出沒有自由，不講信譽的企業不能被有信譽的企業所淘汰，新的企業不能自由進入，就會形成壟斷……靠壟斷帶來的資金生存，就沒有必要講信譽了。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企業普遍不講信譽。”（張維迎著《信息、信任與法律》第42～48頁）
他在書中多次說到，世界上市場交易最繁榮的地方常常就是社會信任最充分的地方，原因即如上述。其論述是深刻和精闢的。他將兩個最重要的因素——群與重複性博弈——有機地糅合在一起。
信息不對稱與連帶關係 信息不對稱是生長欺詐的土壤。怎樣克服信息不對稱呢？本書中“信息、激勵與連帶責任”一文正是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應用當代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分析中國古代的“連坐”制度。作者說：“在早期國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連坐制度屬於一種強而有力的激勵方式。在‘小政府’的前提下，連帶責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對維護‘大一統’的國家，以及社會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信息不對稱怎麼解決？邏輯上的出路異常簡單，就是將觀察和監督的權力交給“對稱”的人，也就是熟悉的人，靠一種制度去保證當事人認真盡職地監督，並下情上達。
這種制度就是保甲制和連坐制，這一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張維迎按照激勵目的、方式的不同，將中國古代的刑事連坐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基於信息連帶的責任，保甲制是其典型。這一制度是由商鞅的“什五制度”（五家為五，十家為什）奠基的。十家之內的群體中，信息基本上是對稱的。選出保甲長，他們有兩個職責：犯罪情況的監督和報告人，公共職能的最低級組織者。但是如果保甲之內的違法行為未能上達的責任僅僅由保甲長來負，保甲制就成了“承包制”了，而承包制只能激勵保甲長個人發現違法行為，其他居民會隱瞞信息。保甲制靠著“連坐”，即集體懲罰，克服了承包制激勵的不足。保甲與連坐，合二而一，促進違法情況上達，解決了上下層的信息不對稱。
第二種是基於行為的連帶責任。比如大多數朝代在舉薦制度中實行連坐。如果後來發現被舉薦人的情況與當初舉薦的情況不符，或者被舉薦人三年之內貪贓枉法，舉薦人都要一同受罰。當然有功也會共享。我進入高校任教時間不長，但已痛感選拔研究生的考試的低效，乃至無效。對考生了解最多的是教育他們多年的老師，這些人的推薦信應該是最有根據的判斷。
但是我們今天最不能相信的大概就是推薦信了。同行評價是信息對稱的，現在同樣難以相信。都是因為我們剝去了我們的祖先最早創造的舉薦中的“連帶責任”。我曾經撰文“有限匿名制芻議”，建議評職稱的選票不搞匿名，而搞“糊名”，唱票時看不到投票人姓名，拆開選票則可以看到投票人姓名；投票後封存選票，解密期滿後可以查看投票人姓名。也就是留下這個信息，休想混水摸魚。保存這個信息，當然是為了建立有實質內容的連帶責任的。
第三種是效用的連帶責任。所謂效用，就是加大威懾力。這也正是連坐的目的之一。一人犯罪，株連三族（其範圍包括父母、妻子、子女）。張維迎為這一制度解釋：目的不是事後懲罰，而是事前威懾，迫使家族內的成員相互監督和負責，不得反叛。他引申孫國祥的觀點：現代學者簡單地判斷統治者是為了私仇，為了報復，為了“斬草除根”來實行連坐的，這顯然是看低了古代統治者的胸懷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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