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1912.9-2000.7)原名關澤霈，廣東省陽江人。擅長中國畫。1933年畢業於廣州市師範學校後任小學教師，1936年到中山大學聽“嶺南派”高劍父授課並進“春睡畫院”學習。歷任華南文藝學院教授兼美術部副部長，中南美專教授兼副校長，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副院長，第三屆、四屆、五屆、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參加主席團，第二屆、三屆、四屆全國文聯委員，中國美協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顧問等職。關山月始終堅持深入生活，勤奮創作。五六十年代常到工廠、礦山，70年代越天山、上井岡山、登黃山、重遊青海湖、再訪莫高窟、西出陽關、南入巴蜀、暢遊三峽，又一次“行萬里路”。多次在國內外舉辦個展，出版有多種個人專集。1991年捐資中國美協設立“關山月中國畫教學創作基金”，捐贈作品建立深圳“關山月美術館”。
我曾經天真地想過，抗戰勝利了，一切都會好起來，誰知國民黨反動派每下愈況，越來越不像話。接收人員不管人民大眾的死活，只顧大發“劫收”財。勝利後，我到過許多被光復的大城市，都是滿目瘡痍的一派破敗景象。我看見日軍留下的骨瘦如柴的戰馬，接收後因沒有油水，無人看管而滿街亂竄，我因此畫過一張揭露性的漫畫。這些昔日飽受日寇蹂躪的城市，接收到國民黨手裡同樣一塌糊塗，人民仍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乞丐滿街，餓殍遍野;美國在我們的街道上辦起了的所謂“平價膳堂”，我們的同胞排著長龍到膳堂買粥吃，不少人就暈倒在長龍隊伍裡，我也曾畫過這樣題材的畫。我是一個畫家，對於現實的悲慘和幻想的破滅，不能漫不經心，漠不關心。我的市立藝專當教授得來的工資，是“金元券”，天天貶值，一天貶值幾次，最後貶值到買不到任何東西。於是我參加了“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向炮口要飯吃”。我參加過抬屍遊行，曾到中山大學慰問過受迫害的學生和教授。這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發展得很快，我們開始天天關心著解放軍的勝利消息，當大軍渡過長江天險，我們暗地興高采烈，切盼著廣州早日得到解放。有一天，使我吃驚的是，我忽然接到一封匿名的恐嚇信——信上畫著一支手槍和幾顆子彈。我看勢頭不對，就悄悄地出走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仍然沒有放下畫筆，這時畫的既不是塞北風光，也不是南洋情調，我嘗試著在報紙上發表一些香港平民的生活速寫或不滿現實的漫畫，和在《大公報》上連續登載我繪製的谷柳《蝦球傳》的連環圖。在香港，我開始接觸革命文藝理論著作，得到啟蒙，同時開始萌生投身於革命文藝隊伍的自覺。我試畫的那些普及作品，多少反映了自己當時藝術思想正在起著新變化。
廣州瀕臨解放之際，北京正在籌備召開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南方美術界的代表有李鐵夫和我兩人，但當時由於交通阻斷，我們未能出席參加。不幾天廣州也解放了，在香港的許多進步美術工作者為迎接廣州解放，就在九龍文協樓上集體繪製了毛同志的巨幅畫像。畫像甫成，港九線也恢復通車，我參加第一批迴穗的文藝界隊伍，回到廣州。我們把巨幅毛同志畫像高懸愛群大廈正面，從頂層直垂樓下，十分壯觀奪目。此際人人心情澎湃，笑逐顏開，都為第一次做了國家的主人翁而自豪。
是的，中國人民解放了，我也得到了解放。我再不是一個賣畫的流浪漢，再不是一個生活毫無保障，政治毫無地位的窮畫人。從此我們有自己的國家，有人民的政府，更重要的是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的文藝事業，我個人的繪畫生涯，從此也換了新天。
細續毛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明白革命文藝工作者是革命機器的螺絲釘的道理。毛同志的文藝方向，文藝思想，使我覺得很光輝，很新鮮。有了毛同志提出的革命文藝方針作為行動的指南，創作的方向，今後的藝術實踐就有了明確的目標。這使我頓時如魚得水，如鳥歸林，深深感到自己能成為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有多麼自豪，多麼幸福，其意義有多麼重大!雖然這些都僅僅是理論上的認識，但由於我在舊的時代經過長期的折騰和磨難，而今通過今昔對照，新舊相比，就不能不使我相信共產黨，相信毛同志，聽黨和毛同志的話，沿著新路走向新的生活!
解放前，我曾經把藝術看作自己的生命，除非病倒，從來不願放下自己的畫筆，所謂“執著半生人笑我，商量終日水親山”，這是過去的自我寫照。但解放後，為了真正從螺絲釘做起，也為了誠心誠意執行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當黨和人民政府號召文藝工作者到農村去參加土地改革的時候，我也毫不遲疑地堅決投入了這場空前偉大的運動。毛同志勉勵革命的文藝家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為此，我放下了畫筆達三年之久，甚至暫時和藝術絕了緣，希望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土改鬥爭，以期認真改造自己的舊世界觀，包括舊藝術觀。我認識到，投身到火熱的鬥爭中而不這樣做，將與人民群眾格格不入，將難解決文藝為人民服務這個帶根本性的方向問題。
土改結束，我隨中南美專遷校到了武昌，參加了學校的行政領導工作，還兼任了附設中學的校長。這時，我才考慮到自己的業務荒疏問題，生怕久而久之改了行，於是向組織提出自己想同時擔任中國畫課(那時“中國畫”叫“彩墨畫”)的教職。因為我這樣估計，只有參加教學實踐，才能經常有機會和同學們一起上山下鄉，才能改造思想，深入生活，課餘搞些習作。真的，像我這樣在舊社會泡大的知識分子，單是從來不參加體力勞動這一點，已經弄成五穀不分，四體不勤。在土改運動中我就深有體會，到生活鬥爭中去有極大的收穫，和工農勞苦大眾接觸越多，共同語言也越多，才會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才有可能反映他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在舊社會，我雖然也走過許多地方，接觸了自然和社會，交往過各色人等，但基本上是為了畫畫和養畫。現在，方向、目的和範圍都大不相同了，在黨組織的關懷照顧下，我覺得很溫暖，很充實，很幸福;康莊大道一馬平川，美好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國家需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共產黨指向哪裡，我就朝那方向。我就這樣走了十七年黨所指引的路。
這十七年，我曾在華南人民文藝學院當過總務主任。在三年土改運動中一直充任人民法庭副庭長。在美專，我參加了領導和教學工作。社會活動一向比較多，1955年我隨團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1956年出訪過波蘭;1959年為《中國近百年繪畫展》在國外舉行，到法國、瑞士、比利時、荷蘭跑了半年;由於我爭取參加教學實踐，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來臨。這十七年，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要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加上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在我個人身上，同樣也反映成為改造舊思想，投身新建設的歷史過程。其間儘管受過極左的路線和思潮的干擾和影響，但生活長河這重要的一段的主流卻洶湧澎湃地衝刷和推動著我，使我這顆水珠跟隨著大江東去，投進了大海的洪濤中。
“十年浩劫”一來，所謂“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國的文化搞得蕩然無存，把知識分子害得無一倖免。我入了真牛欄三年，進過假幹校三載，這六年時光不但寸畫未畫，連性命也幾乎嗚呼哀哉。我從事藝術活動以來，只有這段時間真的被白白糟蹋掉。這真叫人痛心，並且痛定思痛——黨和國家的命運，與人民畫筆的命運，竟如此休慼與共，攸關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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