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有什麼意義?

1940年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的一個音樂廳,演唱了這首歌,第二年他還灌製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歌。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由美國國務院批准的一套盟軍凱旋之歌曲目中,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表中國的作品而列入其中。

1949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但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有人建議歌詞修改一下。

張奚若、梁思成先生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後,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一致頌揚,應採用作國歌。

毛澤東和周恩來贊成“安不忘危”的思想,何況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經歷各種艱難困苦。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澤東拍板同意歌詞不改。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即將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

1982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其正式定為國歌。


為什麼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有什麼意義?

擴展資料:

詞曲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1934年秋,田漢為該片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最後一節詩稿被選為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歌詞寫完後不久,田漢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

1935年2月,導演許幸之接手《風雲兒女》的拍攝,不久後,去監獄裡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菸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當時,聶耳正準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歌曲譜曲,並承諾到日本以後,儘快寄回歌稿。

聶耳在收到歌詞後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後,完成了曲譜的定稿,並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之後,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從而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歌曲命名

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從而把該曲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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