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寄生史”

2019年由奉俊昊導演的《寄生蟲》榮獲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他是第一個獲得戛納金棕櫚獎的韓國人。

《寄生蟲》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不僅在韓國獲得好評,在國際上也是被認可。這部電影主要以批判韓國社會分層作為主要的內容,真實的展現了韓國人的生存處境和生活狀態。這部電影在主題表達上表達出的是間接諷刺的寓意;並且採用荒誕喜劇的敘事藝術,;在鏡語特徵上使用人本主義的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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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一種對於世界的認知方式,它強調人的主體性、主觀能動性以及與整個自然和社會的有機聯繫,反對唯心主義的臆想、空論,堅持唯物主義的客觀原則。

因此,現實主義強調事物的真實面貌,在自然與真實的前提下表現出的矛盾和問題,通過這些問題來展現出,人性的險惡以及社會的現實,因為這兩個方面往往是現實主義系列電影的落腳點。

一、間接諷刺的意義

羅傑·加洛蒂在撰寫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中曾提出:“一切真正的藝術品都表現在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種形式。”電影是人類重要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具有挖掘信息和傳遞價值觀念的重要作用。《寄生蟲》體現了由傳統文化逐漸變得中心化的突出特點。在思想混沌撕裂的衝突之中,資本暴力來吞噬傳統文化導致逐漸催生出越來越多的社會邊緣人物。

《寄生蟲》在主題上的表達更偏向於社會的貧富差距,將“寄生蟲”物化,這個概念貫穿本影片全身,把當前社會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和突出矛盾通過間接的敘述方法反映出來,具有諷刺性。

導演奉俊昊在採訪中提到“寄生蟲”的概念時認為:“不同階級之間難以平等共存,導致下位者不得不寄生於上位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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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基宇”一家人,他們作為社會底層的窮人,並不安於現狀,而且他們正嘗試改變現存在的階級屬性,像寄生蟲一樣進入樸社長的家中,躍升到富人的階層,這種生存狀態被諷刺為“寄生蟲”。

影片中使用了很多的“階梯”符號,“樓梯”這是對社會階層的間接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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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雨夜社長一家回來以後,金基澤一家三人紛紛往家中跑,而回家的路程卻是先跑下一個斜坡,走過一段長長的階梯,穿過隧道再進入一個階梯,才能到達“窮人”所居住的街道最終進入半地下室。把真實的歷史語境與現實的社會問題融入到文本之中,從而實現二者的耦合,把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和韓國社會發展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深度的呈現出來,整部影片都充斥著大量的間接諷刺意味。

二、荒誕喜劇的敘事藝術

有學者指出:“荒誕現實主義用誇張的手段書寫世界的荒誕與錯亂,呈現世界的本質,最終迴歸對現實的批判。”

韓國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在創作風格上相對成熟,強化了在現實上的反映,在藝術的表現形式上更加完整。《寄生蟲》是“荒誕喜劇”的敘事藝術。

在《寄生蟲》裡,一些荒誕境遇的設計和各種誇張的情節渲染出了現實中生存的荒誕和錯亂,通過喜劇性的衝突加深了人們對社會底層人群的認知。影片也使用了大量的黑色幽默,讓觀眾重新審視不同階層的群體,不同的生活狀態。

比如影片中一個幽默性的鏡頭就是基宇兄妹二人蹲坐在出租房內舉起手機蹭Wi-Fi信號,在視聽鏡頭的凸顯下,讓觀眾對這種生存環境感到荒誕;另外,基宇一家通過一人帶一人的方式逐漸進入樸社長家,最後全家人都陸陸續續的進入豪宅,通過誇張的手段為影片喜劇式的敘事藝術做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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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鏡語特徵——人文主義的修飾方法

魯道夫·阿恩海姆認為:“表現型是所有知覺範疇中最有意思的一個範疇,而所有其他的知覺範疇最終也是通過喚起視知覺張力來增加作品的表現型。”

電影中的現實主義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不僅在於題材的現實性,而且在於電影創作的藝術手段和電影的表現形式是如何實現了現實主義的屬性。所以,電影鏡頭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表達方式,能夠起到文化導向和傳遞的作用。

《寄生蟲》是“人本主義的宣洩”的鏡語特徵。

人本主義的典型代表是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類有五大需求:生理、安全、歸屬和愛、尊重以及自我實現。

只有在滿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基礎上,人類才會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所以,如果沒有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人類在其他方面的需求也無法保障。

在影片《寄生蟲》中,基宇一家靠著疊紙盒勉強維持生計,生存條件比較差,他們想要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又想不勞而獲,所以想到寄生於樸社長家中。而樸社長是富人家庭,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滿足。

這兩個群體不同的生活細節形成了對比,他們在自己的生存道路上有著不同的目標和需求。最終失敗的基宇一家也讓觀眾有了更多的反思,也許正是人本主義所強調的,雖然人會有不同的需求層次,但每個需求的實現與滿足都應該是個體建立在勤奮、踏實、努力的基礎之上,才能改變生存狀態和需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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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韓國人特有的“社會階層分化”的心理特徵是被漫長的民族苦難史和凸顯的階層差異逐漸侵華腐蝕的,在奉式的電影鏡頭下,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社會階層固化所帶來的疼痛,在黑色幽默中逐漸的催化、裂變。這部作品,使人們重新審視和回應了韓國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並且凸顯出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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