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西影路70 號，踏入西部電影集團的主樓最先看到的是正中“美好的家園，輝煌的事業，幸福的人生”的口號，殘存著國有企業特殊的氣氛，而一轉頭就能看到一張張曾激動成千上萬人的海報，《人生》、《野山》、《老井》、《紅高粱》••••••順著狹窄的樓梯旋轉而上，來到第四層，歷史陳列室的門“框當”開啟，讓人眼前發亮的是那一列一列上百個各式各樣的獎盃——在最中心的位置是一座金熊——那是1988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獲得的柏林電影節大獎，同行的西影人一再想記者強調“這裡擺出來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在47年的發展歷程中，這裡一共出產了近270部電影，獲得了幾乎同樣數量的獎盃。
從正面看這座四層小樓有著光澤的流線型裝飾，而繞到後面就會發現經歷風雨的1958年老磚的底色。從西安電影製片廠到西部電影集團，47年曆史重疊在這座小樓裡。或許65歲的吳天明是最有資格給我們講述這座建築歷史的人，從1960年到1989年，他在這裡工作了29年，其中6年是作為廠長，他的任內獲得的獎盃佔據了西影陳列室的主要位置，那些創作者在今天依舊是耀眼的陣容：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滕文驥、周曉文、何平……而到了1990年代，這些影視界的精英集中到了北京，他們開始利用海內外的民營資本拍攝影片，而西影和其他國有電影廠一樣陷入困境，“改革”成為每一任廠長最常說的字眼。這不僅是一個電影廠的改變，還是一個國家的改變。
西影衰落了嗎？
1980年代的輝煌和現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個變化是：1980年代各地的導演都是紛紛來到西安拍片，而到了1990年代不僅成名的第五代導演遠離開了西部，西影廠的自己人也出門“北漂”，今天在電影界大名鼎鼎的顧長衛、滕文驥、黃建新、米家慶、何平都曾經是西影人，他們現在都生活在北京。
現任西部電影集團副總裁的孫毅安說，自己每次到北京的北太平莊附近——那是北京電影人最集中的區域，總是能碰見西影的人，“走著走著就是一個，隨行的朋友還奇怪我怎麼能認識這麼多人”。孫毅安估計在北京的西影人有二三百之多，“當年在西影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技術骨幹，現在多數都在北京發展，拍電影、電視、廣告，什麼都有，我在許多影視片的片頭字幕都能看到熟悉的名字”。以編劇出名的孫毅安說自己１９９０年代初也曾經漂過一段，“在西影最困難的時候，招待所、攝影棚都人去樓空，各奔出路了”。
與此同時，最近十多年來西影拍攝的影片很少獲得《老井》、《紅高粱》那樣的關注，因此很容易讓人想到西影衰落的話題，但是孫毅安反對簡單地說西影衰落了，“即使要說西影的衰落，也要看到國有電影廠都出現的困境，整個個電影環境都不景氣。如果說１９９０年代初這些人開始北漂時還有些悲壯，那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這是新的社會環境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因為時代不同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國很多事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西影為代表的地方上鬆動了，當時的導演自然想去找西影廠長吳天明，但是當１９９０年代全面改革，市場化以後，北京的優勢真正體現出來，人才自然會向那裡集中。這不是一個廠子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結構改變了”。
西影的著名編劇蘆葦也表示今昔對比之下“西影的變化很正常，因為以前它是在那種體制下建立的，靠的是分配、國家計劃、國有企業，現在當社會環境改變的，而本地的人才、制度跟不上，自然就會衰落，這其中你很難靠個人挽救什麼。”
計劃下的電影
追尋西影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因素交疊、衝突、解體和重生的時代背景。就像其他所有的工廠一樣，這是一個根據中央指令建立的新的電影廠，從1955年就開始籌備，1958年8月23日在大雁塔東邊三百米遠的一塊地方正式宣告成立。退休職工丁書信回憶說自己1959年初進廠的時候，看到的還是大片的麥子地、玉米地，颳起風來路上就成土飛揚，右邊是還在建設的廠子，左邊只有三座孤零零的家屬樓。從事後勤的丁書信是在本地招收的工人，而負責創作和管理的多是長春電影製片廠調來的幹部和技術人員。
1960年進入西影的吳天明感受的則是一波波運動的影響，“當時都是有計劃的，文化部電影局下達影片生產任務，陝西省文化局下達每年的“工業生產計劃”，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論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頭有命令毫無列外的傳達到職工，文化部每年都召開各種會議，這都對電影廠有直接的影響。”西影在革命鬥爭和新社會建設者的題材之外拍攝的戲曲片受到歡迎，而文化部在1962年特別強調“注意題材比例，戲曲片不能過多”。但是最能代表他們水平的還是1963年根據《桃花扇》改編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在1964年這部片子遭到政治批判，文革中更被稱為“反革命復辟的宣言”，導演孫敬因此蒙冤12年。
當時的體制壓抑了幾乎所有創作者的激情，和吳天明這樣從廠內成長起來的人相比，那些從電影學院科班畢業分配來的人的感受更為強烈。顏學恕、滕文驥、周曉文等等都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分配到西安電影製片廠，接連的政治運動讓他們沒有拍片的機會，直到1978年以後才得以釋放能量。
第五代崛起的土壤
自稱智商中等的吳天明1983年１０月８日被陝西省委組織部正式任命為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他說早先自己正在外地拍外景，有朋友告訴了他這個消息，而廠裡的領導沒有一個打電話告訴自己這個消息——有些人無法接受他從一個導演“坐直升飛機”升到廠長位子。所以當他拍完回廠的時候，一位迎接的廠領導張口只說了一個字“吳——”就卡住了，“他覺得說天明不太尊敬，而說廠長吧又不情願。”
1983年正是中國體制改革加速的一年，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吳天明能夠被任命說明他是一個方方面面都能認可的人：他的父親是陝西的革命老幹部，曾經陪西影廠老廠長在文革中挨鬥，而在業務上他也因為1979年與滕文驥聯合執導《生活的顫音》和獨立執導的《沒有航標的河流》引起關注。
第五代最初的冒頭和西影沒有多大關係，1981年廣西電影製片長的張軍釗已經先行一步，1984年他導演的《一個和八個》和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吳子牛導演的《喋血黑谷》、田壯壯導演的《獵場扎撒》相繼面世。這些影片在電影觀念的探索上引起電影界的熱烈反響。正是此時，吳天明成為了西影的新廠長。吳天明自稱當時還是個“愣頭青”，不知道怎麼“當官”，已故的小說家路遙教他 “開頭一個月你不要說話，就是聽他們說，讓彙報的人從心理上產生壓力，自然就會把你當廠長了”。所以他沒有說，只是一個車間一個車間聽他們怎麼講。就這樣聽了一個月，然後他開了１５分鐘的全廠大會，這個愛罵人的新廠長鎮住了場面。
“我當時倒沒有想到支持第五代什麼的，就是想把西影廠搞上去，我不搞論資排輩，誰能幹就上”。而其他電影廠多數還是論資排輩，創作的條條框框也多。所以第五代騷動起來，他們紛紛帶著自己珍愛的劇本、想法來到西影廠。吳天明回憶當時西影的招待所裡經常能看到四五撥人，“導演、編劇、演員，經常都把招待所住滿。”當時還有集體創作的氣氛，有了本子就會主動把劇本送到你跟前，在導演之間互相傳，互相提意見。西影的編制外人員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為西影拍片，而長內的黃建新、周曉文也躍躍欲試。
1984年以後，西影開始發力，黃建新的《黑炮事件》、張藝謀的《紅高粱》、陳凱歌的《孩子王》、田壯壯的《盜馬賊》等相繼誕生，讓西影廠在全國揚眉吐氣。
張藝謀的《紅高粱》誕生是第五代電影的一個轉折點。吳天明和張藝謀於１９８５年在北京第一次見面，他不僅讓張藝謀在自己導演的《老井》中擔任主角，還讓張藝謀獨立導演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紅高粱》。當時編制在廣西的張藝謀只能住在西安籍的妻子肖華（後離婚）家，吳不僅把肖華招入西影圖書館，又分給他們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當時這是特事特辦。而張藝謀籌拍《紅高粱》的時候，劇本上遭到非議，上面讓先修改劇本，這個時候也是吳天明決定先去種外景所需的高粱，由於正式程序來不及，吳就到下屬分廠的小金庫裡借錢。
當時在創作上的熱烈氣氛給很多人深刻印象，那時還是小字輩的蘆葦回憶起當年來強調說很難想象當年的氣氛。他說自己只和吳見過一次面，大約１９８７年的一天，突然有電話叫他到吳的辦公室，原來吳聽說他編了兩個劇本，吳問他具體有什麼想法，他說自己想寫西北題材，吳當場就批給他５００塊錢去體驗生活。“整個談話不到二十分鐘，我就揣著這５００塊錢到甘肅的鄉下待了好幾個月，雖然回來以後沒有寫出本子，但是我後來編劇《黃河謠》都是從這時候積累的生活”。
到了2005年，眾多導演在第一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獎的評選中把導演終身成就獎給了65歲的吳天明，這不僅僅是對他導演成就的肯定，還是目前掌握導演協會的第五代導演給予他的一個集體感謝：沒有他，第五代也許就不會是這種面貌。
1980年代的電影廠長
“改革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事實上，中國電影廠的改革實驗和其他國有企業一樣，從1980年就開始了，１９８４年７月，在西影廠成為廠長負責制試點單位以後，吳天明馬上召開了具有震撼性的一次全廠大會，當場免除大部分部門負責人職務，宣佈新的臨時負責人名單。吳天明回憶:“當然，有罵孃的，有去省裡上告的，我家曾經接到一個匿名電話，上來就罵操你媽，我也不客氣就回罵操你媽的媽”，我還在全廠大會上說了這個電話的事情，“我吳天明乾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電話罵我，要是你今天站出來就是條漢子，否則我就操你奶奶”。
今天的人很難想象當時廠長的職責，幾乎大小事務都要顧及，分房子、長工資乃至下屬的人際關係。電影創作方面牽涉的層面也遠遠超出今天人的想象。1986年４月西影導演顏學恕導演的《野山》被第6屆金雞獎評委會評為最佳故事片，根據當時暫露頭角的作家賈平凹小說改編的這部電影表現農村改革後經濟、觀念方面的變化，不料引起高層的關注，當時有領導專門就此進行討論，認為《野山》與我國民族特性差距甚大，與當前農村改革政策也不相符，導致這一評選結果壓了幾個月後才公佈。
1985年以後三年是西影最輝煌的時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紅高粱》接連獲得國內外的電影大獎，陝西省委三次舉行千人慶功大會表彰西影。當時西影輸出影片佔全國輸出總部數25%，居全國之首。當時有人形容“中國電影是從西安電影製片廠走向世界”，以至吳天明在外地出差的時候經常看到有影院把其他廠的片子冒充是西影的來宣傳。
吳天明提到，19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了市場的概念，“因為要賣拷貝，賣多賣少不一樣”，他形容說自己當時是三條腿走路，一方面支持第五代拍攝所謂的探索片，這些片子多數都是賠錢的，可是在國內外影響大，其次就是拍攝方方面面都認可的片子，他自己拍攝的《沒有航標的河流》、《人生》、《老井》就是典型，可以說是當時的主流電影，第三就是受市場歡迎的片子，當時的《東陵大盜》、《黃河大俠》、《大刀王五》、《瘋狂的代價》都風行一時。當時周曉文執導的處女作《他們正年輕》因為題材敏感的原因沒有送審。到了1988年，他的《瘋狂的代價》則賣出了兩百多拷貝，成為西影最賣座的電影之一，那裡面少女的稍微裸體鏡頭，在當時還引起爭議。
體制改革的呼聲在那個時候就出現了，1987年吳天明曾經講到必須進行發行體制改革，“打破中影公司一統天下的局面”，當時的中影公司總經理胡健聽說後帶領自己公司的人當場退出西影的大型酒會，成為電影界議論的話題——直到1993年，廣電部才頒佈文件宣佈中影公司不再統購統銷。
也是在1988年，西影以外的幾家電影製片廠出現嚴重負債，而國內學界也開始關注“娛樂片”的創作。到1989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主管電影的副部長陳昊蘇提出“娛樂片主體論”，引起理論界爭論。不久，陳昊蘇被調離廣電部。
改革的雙重敘事
西影廠的衰落從１９８９年開始。如果說一開始吳天明滯留美國、第五代導演進入沉寂期是特殊原因的話，隨後而來的就是整個電影市場的低落。西部電影集團副總裁孫毅安說：“在最低潮的時候，可以說很多電影廠都到了拍一部賠一部的地步”。
一方面電視劇市場在驚人的膨脹，電影觀眾數量在縮減，另一方面電影觀眾的選擇也多起來，電影廠之間的競爭在加劇，1993年開始的引進 “10部大片”計劃讓內地觀眾有機會欣賞到最新的國外大片，然後就是民營投資的崛起，以及繁多的盜版影碟的出現。
為了生存，西影人轉行去拍電視劇、廣告，或是做文化公司等。在電影方面，除了偶而有一些主流片獲得獎勵，更多的是和民營資本、港臺合拍電影，其中不少都是賣廠標——因為只有電影廠有出品權，只要給電影廠錢，一部電影就可以打上西影的標誌出品。然而，熟悉內情的人說“在各個電影廠都開始出賣廠標的情況下，廠標的價錢從最早的一個50萬一路跌到5萬。”
為應對這種困境，1993年起廣電部幾乎每年都推出改革措施，依照原有體制慣性運行的西影不得不開始一次次的裂變。１９９０年上任的第四任廠長李旭東在五年任期內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內部改革和減少虧損上，一個主要方向就是搞“多種經營”，涉足第三產業，而這些實驗的成果並不顯著，他曾在回憶文章中不無痛苦的總結“西影最大的弱項是管理滯後，最大的教訓是經營上的失誤”。１９９６年被任命為廠長的張丕民上任後採取了更多改革步驟，如適應全員勞動合同制、策劃成立西影股份公司等。也是在他任內，把西影南側的
拍攝基地秦王宮進行了“土地置換”，現在那裡正在有一個房地產公司正在建設新樓盤。
一位以內部退養方式下臺的中層不無憤怒地說：“什麼改革，幾任領導就是賣地掙錢，沒有人管職工死活”，他把西影人分成三類：“最有本事的都去北京了，有門道的自己去拍電視劇、電影，第二種就是現在廠裡上班的人，還有退休早的人也不用愁；最難過的是這十年來下崗、內退的人，房子、兒女怎麼辦”。現在，他和很多人關心的是正在修的５號樓的狀況，因為這是他們的子女內部集資修建的住宅，因為土地屬於西影價格會比外面便宜一些。但是今年初集資戶認為房子建造使用的材料有嚴重問題，已經和集團基建辦和施工單位發生多次爭執，產業了很多傳言，在家屬區的大門口還可以看到集資戶自己貼出的反映材料。
整個西影現在一共有1700多人，離退休的有1000左右，還有300左右早已經在北京等地發展，因此正式上班的400多人。在西影家屬區開著一個食品廳的楊秀芬說到１９９０年代最困難的時候還心有餘悸，她提到１９９０年代曾有人因為下崗而自殺。她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是西影職工，一個攝影，一個道具，“現在有活幹算好了，大兒子老實，活少，二兒子人會來事，活就多一些”。
從西安電影製片廠到西部電影集團
現在到西影路70號，原來性質的西安電影製片廠已經不復存在，只能看到“西部電影集團”的金字招牌。
電影製作上最大的變化是，２０００年５月西影廠聯合上海西城實業有限公司、西安天慧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等8家企業組建的中國電影界首家股份制生產企業——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西安電影製片廠”也從一個單純的國有企業成為資本多元化的集團，其中製作電影的業務全部轉移到西影股份，而西安電影製片廠——也就是後來的“西影集團”——只履行出資人的職責。
西影股份副總經理侯勝君說他們現在大約每年生產十部電影，“但是和電影相比，電視劇拍攝更有利潤保障，我們現在每年製作上百集電視劇，《鏗鏘玫瑰》、《世紀突圍》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過。侯勝君承認他們成立股份公司的時候也有一些問題，“比如開始還是人多了些，現在只有二十多人了，我們不必象原來那樣考慮職工的醫療、住房及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也不用養固定的創作人員，都是有了本子才去全國範圍內找合適的人來拍，和各種企業合作也很靈活。總是，我們現在拍什麼都先看市場、看預算。”
2003年11月中旬，“中國西部電影集團”掛牌成立是西影的又一次大變革。這個變化源於中央成立六大電影集團的宏觀調整政策。從此，44年廠齡的西影廠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西部電影集團”。西部電影集團的成員包括西影股份有限公司、電視劇製作公司、西部音像出版社、西影影視傳媒學院、西部電影頻道等。
2004年的電影市場開始回暖，特別是國產片的票房成績超過進口大片讓侯勝君感到振奮，他說今年他們將投拍電影《白鹿原》，侯表示這是他們成立以來最大的製作，“集團也提出兩年多了，現在決定拍攝也希望能拍出影響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2003年視察西影的時候也提到西影在１９８０年代颳起西部風，希望我們創造出個新的風。”除了《白鹿原》這樣的大製作，他們今年也有計劃投資一些低成本的愛情本。
“國家和陝西省對於國有電影企業仍然有扶持政策，我們正在籌備的電影數字化基地就是全國四大電影數字化基地之一，國家給一億建設全數字的影視製作基地。這次我們的目的是在技術上走在前面，也會直接引進高端人才。”
懸浮的電影城
西部電影集團管委會主任延藝雲仍然被下屬習慣性地稱為“廠長”而不是總裁、主任，延藝雲算是西影子弟，先是在西北大學任教，１９９６年起先後擔任陝西電視臺副臺長、陝西省廣播電影電視局副局長，2001年11月成為西安電影製片廠的第六任廠長，2003年11月轉任西部電影集團管委會主任。在記者約見的兩天裡, 這位曾創作了電視劇《半邊樓》劇本的作家一直有各種各樣的會議需要參加，只是匆匆介紹我去採訪其他的負責人，然後都前往陝西省委宣傳部參加另外一個會議。
不過從此前他的發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視有關的產業上，首先是得到陝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電影頻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閒置廠房和西安外國語學院合作創辦西安外國語學院西影影視傳媒學院。除了集團主樓和一個攝影棚，其他１６０餘畝現在都是影視傳媒學院使用。影視學院常務副院長秦亞民說他們已經招生兩年，“今年已經有四百萬元左右收入，可以說已經開始贏利”，他們將把老的洗印車間等拆掉，建設學院的綜合服務中心、教學樓。此外，他們還是積極籌備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資金。
不過延藝雲最雄心勃勃的計劃“西部影視城•漢唐明珠電影主題公園”項目還是一個未知數。2003年5月他們從西安附近的藍田縣徵地140萬平方米，打算建設一個影視拍攝、影視藝術人員培訓、旅遊觀光度假、會議接待等多功能為一體的主題公園，由美國環球影城總設計師擔任公園主設計師。2004年11月西部電影集團到香港招商的時候透露這個項目總投資高達37億元人民幣，並“計劃5年內竣工，2008年投入營運”。從規劃圖上可以發現這個項目內容龐雜，包括主題公園、綜合經營服務區、螢石拍攝區、別墅開發區、休閒度假區及預留髮展區等六大板塊，其中的別墅開發區格外醒目。私下多數人都不看好這個項目的前景，他們在香港的招商也沒有取得突破，“實在是太大了，資金是個很大的問題”。當記者乘車來到他們圈定的這塊地方的時，才體會到140萬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剛剛發綠的原野，山嶺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靜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動工的跡象。
不過從此前他的發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視有關的產業上，首先是得到陝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電影頻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閒置廠房和西安外國語學院合作創辦西安外國語學院西影影視傳媒學院。除了集團主樓和一個攝影棚，其他１６０餘畝現在都是影視傳媒學院使用。影視學院常務副院長秦亞民說他們已經招生兩年，“今年已經有四百萬元左右收入，可以說已經開始贏利”，他們將把老的洗印車間等拆掉，建設學院的綜合服務中心、教學樓。此外，他們還是積極籌備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資金。
不過延藝雲最雄心勃勃的計劃“西部影視城•漢唐明珠電影主題公園”項目還是一個未知數。2003年5月他們從西安附近的藍田縣徵地140萬平方米，打算建設一個影視拍攝、影視藝術人員培訓、旅遊觀光度假、會議接待等多功能為一體的主題公園，由美國環球影城總設計師擔任公園主設計師。2004年11月西部電影集團到香港招商的時候透露這個項目總投資高達37億元人民幣，並“計劃5年內竣工，2008年投入營運”。從規劃圖上可以發現這個項目內容龐雜，包括主題公園、綜合經營服務區、螢石拍攝區、別墅開發區、休閒度假區及預留髮展區等六大板塊，其中的別墅開發區格外醒目。私下多數人都不看好這個項目的前景，他們在香港的招商也沒有取得突破，“實在是太大了，資金是個很大的問題”。當記者乘車來到他們圈定的這塊地方的時，才體會到140萬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剛剛發綠的原野，山嶺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靜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動工的跡象。(新京報記者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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