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代著名作家馮德英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代表作《苦菜花》，因為成功地塑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完整的革命母親的英雄形象”而一版再版，享譽中外。它分別於1965年、2004年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和電視連續劇，風靡全國，廣受歡迎。2007年12月，中共山東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馮德英 “山東省文化藝術終身成就獎”，以表彰他在《苦菜花》等小說創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那麼，這部新中國重要的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其背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取材於紅色記憶
1935年12月，馮德英出生于山東乳山昆嵛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在他年幼時，父親被漢奸鄉長打死，大哥被迫出逃，故馮德英只能和母親以及三個姐妹相依為命。馮德英家鄉的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動領導下，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蹟。
馮德英的老家坐落在大山深處，比較隱蔽。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八路軍的機關、部隊、學校和兵工廠等經常駐紮於此。因為馮德英的母親勤勞能幹，心地善良，熱情好客，又參加了村裡的婦女救國會，大姐馮德清先後擔任過村、區、縣的婦女幹部，並於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所以家裡便成了“招待所”。每當區、縣來了幹部，母親就把裡屋騰出來做臨時會場，自己在家門口以做針線活等為掩護。同時，她還讓孩子們在村頭站崗放哨，傳送情報。每次在家裡開完會，母親總要留下遠道而來的幹部們吃頓飯。
◆馮德英
馮德英至今還記憶猶新，1941年深秋，有一位姓侯的八路軍女戰士因傷病嚴重而住進馮德英家療養。馮德英的母親就專門騰出一間最好的正房給她住，還親自為她燒熱炕、煎藥餵飯。部隊大夥房送來的飯菜粗糙的使她難以吞嚥，母親就將家裡僅有的一點米麵和捨不得吃的雞蛋，做麵條、餃子、米粥，變著花樣調節飲食，為她增加營養。兩個月後，這位八路軍女戰士傷病痊癒，重返部隊。而與此同時，馮德英年僅3歲的小妹妹卻因長期缺乏營養，患病無錢醫治，加之母親無暇照顧，不幸夭折了！
抗日戰爭勝利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春，馮德英的母親因積勞成疾而不幸病逝，年僅46歲。當時，馮德英還是一個11歲的孩子。
馮德英的母親為革命而英年早逝，她雖然不是拿槍犧牲在戰場上，但人們公認她的所作所為算得上真正的革命烈士。因此，母親下葬的那天，縣、區、村裡的幹部和群眾都自發前來，為她抬棺扶柩。他們哭聲震天，淚流滿面，隆重送別這位為革命事業奉獻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革命母親。
母親的高尚品德與偉大母愛，讓馮德英耳濡目染，小小年紀就在心裡埋下了熱愛人民、報效祖國的種子。為了實現母親臨終前的囑託和夙願，馮德英的二姐和他本人，先後於1947年和1949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正是這些深刻的紅色記憶和對母親的深切緬懷，促使馮德英走上了文學創作道路。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得天獨厚地有幸生長在那烈士鮮血染紅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可歌可泣的業績，為我儲存了一個開發不完的高尚品德、優美情感、善良性格、堅貞不屈的精神寶藏，使我的創作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
1950年春，馮德英閱讀了柯藍的小說《洋鐵桶的故事》，被書中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節所吸引住，勾起了他對故鄉人民抗日鬥爭的深情回憶。他感到，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能夠寫成一本書。從此，他愛上了小說，愛上了文學，在如飢似渴地大量讀書的同時，於1952年春開始練習寫作。他把自己經歷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說的形式寫出來，一氣寫了好幾萬字。他越寫越覺得自己水平太差，反映不出想要表現的事件和人物的本來面貌，便因失望而輟筆了。但他的創作激情卻難以遏制，“不論睡眠時間或工作之暇，一想起那些動人的事情和人物，心裡就激動非常，有時會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而這“正是我童年所處的革命戰爭環境，我接觸過、看到過、聽到過的激烈殘酷的抗日戰爭中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鬥爭中，我愛那些和我命運休慼與共的好人們，恨那些禍害我和親人們的醜類，這種強烈的切膚之痛的愛和恨的感情，推動著我要歌頌，我要控訴。”
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馮德英奉組織委派，幫助在家鄉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於得水整理撰寫一部他革命經歷的回憶錄。馮德英對這位英雄崇拜日久，今日終於見到了他。由於多年的艱苦戰鬥生活，特別是他負過7次重傷，腰脊椎骨被打斷，頭上還留有彈片，血壓又很高，頭疼病時常發作，因而要回憶幾十年前的革命往事，對於他來說極其困難。但他對這項工作高度重視，整天苦思冥想，常常是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他都一絲不苟，反覆回憶，力求準確。更讓馮德英感動的是，這位當年馳騁抗日沙場、敵人繪圖畫影懸賞重金1000塊大洋通緝追捕的大英雄，談起過去的一切，想起那些犧牲了的戰友和同志，想起那些捨命掩護他的人民群眾，常常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他很少談個人的事蹟，總是講那些和他一同戰鬥的人們，特別是革命烈士。每當講到這些，他總是含著熱淚說:“我於得水能活到今天，都是這些好人的命換來的啊，我爛了骨頭也忘不了膠東的人民！”
1953年，馮德英從杭州調到南京工作。戰友的鼓勵，加之抑制不住的創作衝動，促使他進一步醞釀、構思，寫出了一篇4萬多字的題為《我的母親》的文章，記述了母親曹文琳的真實事蹟，這就是後來他的處女作和代表作長篇小說《苦菜花》的“胚胎”。關於《苦菜花》的正式寫作，他是這樣回憶的：“1955年春節在海南島三亞執行任務的時候開始寫，寫在電報紙上，出差回來反覆地寫。1955年秋調到漢口工作，在中南空軍教導連教授無線電課程，晚上則利用課餘時間偷偷地寫。那時候天氣非常炎熱，託朋友從外地買的稿紙——當時武漢還沒有這種稿紙，豎寫的。先在電報紙上寫，邊改邊謄清。”
◆1959年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的《苦菜花》。
馮德英這位年輕的電臺臺長，在完成軍事任務的前提下只能見縫插針、斷斷續續地寫作。他在《苦菜花》後記中回憶說：“初寫的時候，計劃寫十萬字左右，但筆不聽指揮，第一遍稿竟寫了十七八萬字。然而還有很多生動的人和事遺漏了。我感到不安，就又寫。第二遍稿寫下來，已是二十八萬字了。可是仍舊感到不滿足，覺得沒有把想要在這部書中容納下去的東西都寫出來。”期間，他懷著無比敬仰的感情，將於得水的感人事蹟寫進小說中，從而塑造了於得海團長的高大形象。
這年深秋，馮德英悄悄地將沉甸甸的一包稿子寄往北京解放軍總政文化部，並附上一封給該部陳沂部長的信，其大意是：我是某部隊的一個19歲的排級幹部，共青團員，利用工作之餘，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稿子，自知水平很低，達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關部門的指教。
1956年冬，馮德英的小說稿得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肯定，他也被叫到北京修改小說稿。歷時5個月，使小說字數增加了10萬，總計達38萬字。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他進一步展開故事，細化情節，而人物關係都沒有什麼變化。1957年5月，當這部長篇小說定稿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總編陳斐琴對他說：“已有高爾基的小說名叫《母親》了，你這部小說能不能不叫《母親》？當然，若沒有更好的，叫《母親》也行。蘇聯有他們的‘母親’，我們也有自己的‘母親’。”
馮德英沉思良久，提出將這部小說改名為“苦菜花”，陳斐琴表示贊同。
雖然《苦菜花》的創作很順利，但是其出版卻費了些周折，馮德英後來回憶說：“1957年5月《苦菜花》已經定稿了，結果又來了反右了。如果沒有反右，《苦菜花》1957年上半年就出了。主編對《苦菜花》一個比一個肯定好，說一定要留著第一本書出。過去解放軍文藝社都是交給其他出版社出，說這次要挑一本我們自己打得響的。我當時都不敢相信，以為他們是說些鼓勵的話。”直到1958年1月，《苦菜花》才作為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獨自編輯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與廣大讀者見面。作者將其平生獲得的第一筆稿費8000元悉數捐獻了。
處女作一鳴驚人
當時，全國有七八家出版社翻印了《苦菜花》，印數達200萬冊左右。1959年，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一批文學作品出版發行，這部小說有幸入選。出版前，馮德英對該小說作了些枝節性的潤色，並把應約發表過的一篇談該書創作情況的文章收作後記。
《苦菜花》受到了高度關注和廣泛好評。空軍黨委為此授予馮德英一等功，以資鼓勵。1958年11月，作家赴京出席“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時，受到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得知作家把稿費全部捐獻出去的情況後，看著當時體重只有102斤的馮德英，周總理說：“稿費捐獻了好，但是也要保養一下自己的身體。”並鼓勵他，“寫一本還不夠，還要繼續寫，你這麼年輕。”
◆電影《苦菜花》劇照。
1960年7月22日，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強烈而鮮明的革命性和戰鬥性是我們的文藝的最顯著的特色。文藝工作者作為時代的鼓手，運用各種文藝形式，敏銳地反映了我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反映了祖國建設的各個戰線上不斷湧現的新人新事，熱情地描繪了新事物在鬥爭中的成長，顯示了文藝密切配合政治的積極作用。不少優秀的作品對我國人民的革命歷史和現實鬥爭作了廣泛的描繪和藝術概括。”長篇小說《苦菜花》作為重要例證被舉出，稍後周揚又特別強調，“《苦菜花》以敵後抗日根據地複雜的殘酷鬥爭為背景，刻畫了一個善良而又勇敢的革命母親的形象。”關於小說中“母親”的形象塑造，馮德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書中的母親不是我個人的母親，是許多革命母親縮影的藝術形象。但是，沒有我母親的影響，也不會有《苦菜花》中的母親。”
業界人士大多認為，《苦菜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生動地描寫了膠東軍民團結抗日的鬥爭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革命母親的光輝形象。許多評論者稱其為“一朵香花”，如在《“苦菜花”為什麼是一朵香花》一文中，作者徐文鬥列舉了如下理由：再現了過去長時期中人民所受的苦難，寫出了這個鬥爭的殘酷、艱苦和複雜，表現了軍民之間和黨群之間的血肉關係，使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共產主義教育；創造了一些動人的形象，像於得海、柳八爺、德強、杏莉、杏莉母親、四大爺、老號長、娟子等都給讀者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都給讀者一些教育，但比較起來，最成功的是王柬芝和母親這兩個人物。在分析了王柬芝這個形象之後 ，作者進一步指出：“這個人物(指母親)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部小說的成功……最可愛的母親不是僅僅愛護自己子女的母親，而是熱愛廣大勞動人民子女的母親，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出來的母親。”米若的《談馮德英的“苦菜花”》、李希凡的《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讀馮德英的“苦菜花”》也都積極肯定了《苦菜花》史詩性的革命主題和對英雄人物形象的生動塑造。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英雄形象的歌頌之外，《苦菜花》與當時其他紅色文學經典相比，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其中大量豐富細膩的愛情描寫，比如，德強與杏莉從青梅竹馬到朦朧的少年之愛，杏莉母親與長工王長鎖由互相同情到相依為命，花子和長工老起的偷情與抗爭，娟子對姜永泉的一往情深、羞怯難言……《苦菜花》之所以在那個年代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並且至今還保持著青春和活力，豐富的愛情描寫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歷經風雨鑄經典
《苦菜花》的問世，雖然給馮德英帶來許多榮譽，鼓舞著他得以走上自己熱愛的文學道路，很快又創作出版了《迎春花》，但也給作者及其家人還有作品的原型帶來了災難。當時，由於極“左”思想的迅速蔓延，加之“文藝哨兵”江青的介入，《苦菜花》《迎春花》以及尚未出世的《山菊花》（簡稱“三花”）都飽受摧殘和蹂躪。事情還要由“三花”中的《迎春花》說起。
◆電影《苦菜花》劇照。
在《苦菜花》所激發的巨大熱情的推動下，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獻禮，馮德英歷時3個多月，於1959年春創作完成了“三花”中的姊妹花之二——長篇小說《迎春花》。上海的文學雜誌《收穫》一期全文登出，新華書店要徵訂《迎春花》100萬冊，但因為紙張緊缺，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暫時只能印出40萬冊。豈料，《迎春花》於10月出版後隨即引起了軒然大波。爭論的焦點是，該書在“男女兩性關係的描寫上有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失於色情，對讀者有副作用”。有些批評者更進一步認為，《苦菜花》也存在此問題。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批判“三花”時，還控訴作者是青年流氓犯的“教唆犯”，說一些強姦犯供稱，其犯罪的根源是讀了《紅樓夢》《水滸傳》《苦菜花》和《迎春花》！並將“三花”判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調和論、革命戰爭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的三株大毒草，成為禁書。馮德英則被江青等人以“忠實執行周揚文藝黑線”“炮製‘三花’大毒草”等罪名，戴上了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了10年的批鬥、改造和再教育。
◆（左起）於得水與馮德英。
而小說中有的原型竟也受到了牽連。《苦菜花》中於得海團長的原型——原籍山東文登縣的戰鬥英雄於得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以致驚動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周總理對此十分重視，親自作出指示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指派康生一定要予以查清。但因當時兩派武鬥，社會混亂不堪，此事遂不了了之。直至粉碎“四人幫”後，於得水的冤案才被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給予平反昭雪。
到如今，馮德英所著的紅色經典《苦菜花》已盛開半個多世紀，影響了幾代人。1965年，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被搬上了銀幕並紅極一時。電影插曲“苦菜花開”更是膾炙人口，傳唱已久。2004年，由王冀邢執導、著名演員陳小藝、蔣雯麗主演的同名電視劇《苦菜花》在全國熱播，一株苦菜花再次掀起了人們對那段歷史的深刻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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