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張之洞：圓潤的不倒翁

　　每個時代的當政者，都有這麼個分工：一撥兒負責幹事，一撥兒負責挑刺。挑刺者說說風涼話，發表發表評論，自詡為清流。

　　還有另外一撥兒的境界比較理想，既會幹，更會說。張之洞就是這樣的人物。

　　張之洞，河北南皮人，13歲獲秀才考試第一名，15歲中舉，26歲中進士。是晚清三重臣裡學歷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經科舉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黨清流而為健將，中間從事洋務而為殿軍，最後參與新政而為主角；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親涉鴉片戰爭、庚子之變、戊戌變法、洋務運動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與曾國藩、李鴻章並稱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務運動”大潮中，張之洞與李鴻章無疑都是領潮頭的人物。他還是位大學者，創立的“中體西用”的思想，舉世聞名。

　　他真是說什麼話，就流行什麼話，幹什麼事，就流行什麼事。他做清流，就做最會說話的清流；搞實業，就搞最尖端的實業。

　　辜鴻銘對於張之洞、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是：張之洞為儒臣，曾國藩為大臣，李鴻章則為功臣。三公論道，則儒臣之事。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則大臣之事。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而李鴻章則為功臣，弊在純為利己，無所變更。

　　他身經宦海風波、驚濤駭浪，不僅安然無恙，而且步步高昇，享受殊榮，可謂極擅官場之術。其術是會同中西、權衡新舊的絕學，應時代之變化，集官場之大成，可圈可點，可學可用。

• 　　（一）化清談為行動

　　頑固派、洋務派、清流黨是晚清官場的三大門派。

　　張之洞舊照洋務派與頑固派都是實力派，手裡有兵又有錢，在當時可都是說一不二的主兒。清流黨就不一樣了，主要幹兩件事，一是罵貪官，二是罵洋人，都是口活。

　　雖然，清流黨們幹活主要靠嘴，不那麼實用，但對善於搞平衡的慈禧來說，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裡端上一個飯碗。

　　張之洞，開始也是一個清流黨人。但他與別的同志不大一樣，一是不那麼頑固保守，比較圓滑；二是不那麼喜歡說空話，比較實際。張之洞出身官員世家，深知官場奧妙，他雖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堅持“為政不得罪於巨室”的原則。巨室是什麼？就是那些王爺貴族。

　　他的轉變，是從有了實權開始的。人嘛，都這樣，不得志的時候，格外愛發牢騷，沒機會幹事時，就看著幹事的不順眼。張之洞也是有這樣的心路歷程。

　　從中了進士到當山西巡撫，整整間隔了十八個年頭！其間除了放過兩回學政和鄉試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門裡耗著。這對於心懷經世致用之學，想做出一番事業的張之洞來說，無疑是相當鬱悶的。

　　但是，此時太平天國早滅了，洋人也折騰累了，因此滿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樣子，即所謂的“中興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師胡林翼那樣“亂世出梟雄”已經不現實了。怎麼辦呢？張之洞有才啊，他乾脆加入了“清流黨”，這為他獲取聲名打下了基礎。

　　這之後，他扶搖直上，穩步青雲，表面上固然是由於他的文章聲譽，實際上是當時的大學士、軍機大臣李鴻藻盡力栽培提攜所致。李鴻藻與張之萬（張之洞的堂兄）在漢大臣中，是當時慈禧最為寵信的人。李、張同官至好，禍福寵辱息息相關。鴻藻因之萬的關係，對於之洞的提拔自然是盡心竭力，遇事照顧，無微不至。因此張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後便成為李鴻藻的喉舌。李鴻藻在同治光緒間有“清流黨魁”之名。張之洞為其中堅人物。張之洞後來放為山西巡撫，就是李鴻藻保薦的。所以，張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關係不難看出。

　　不過只有將“清流”的“門面”做得好，才能有利於以後的發展。

　　張之洞在朝中言事，敢於彈劾抨擊，確有名聲，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參奏崇厚一案。

　　當時李鴻藻丁憂回籍，尚未返京。軍機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樞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訂議和約，授以全權。張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國之前，曾代張佩綸擬稿上奏，請崇厚先赴新疆觀察形勢，再行赴俄。奏上發交軍機處，沈桂芬抑置不理，徑命崇厚赴俄。崇厚為人糊塗顢頇，受了俄國人的威脅愚弄，訂立了18項辱國喪權的條款。鴻藻起後，授意之洞奏參崇厚。張之洞上奏說：“崇厚對俄所訂條約，萬不可行。但如改議，俄必生事。議如不改，辱國喪權，應急修武備而緩立約，並治崇厚以應得之罪。”慈禧見奏甚為嘉許，召見張之洞面詢應付方策，並飭張之洞隨時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諮詢外交事宜。光緒六年清廷宣佈崇厚辱國喪權、擅訂條約的罪狀，定以“斬監候”的罪刑，又派曾紀澤赴俄京訂約。曾將崇厚所訂之約修改了7項，挽回了部分權益。而張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賞識。後來李鴻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職，受人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練達，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應允。1882年1月，張之洞外放為山西巡撫，在職3年。

　　張之洞的“清流”應該是當得很成功了，但是張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過完春節就趕到山西上任，可見其志不在做“清流”閒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師胡林翼那樣有一番作為。張之洞之高明在於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鋪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張之洞從到山西任後，態度180度大轉變，開始大辦洋務，也並不令人吃驚了。所謂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給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麼，心裡清楚得很，不搞洋務，他能成為一代名臣嗎？他能比得過李鴻章嗎？他能留名千古嗎？

　　因此，他抵達太原走馬上任後，漸漸認識到，在中國，要想做個好官，要麼就當個兩袖清風的清流黨，永遠不要參與實務；要不就為百姓辦實事，但就永遠不要得罪權貴。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為作為清流黨，得罪了權貴，那麼你辦任何事情都寸步難行，甚至自身難保。而對於清流與實務，張之洞認為後者更有意義。他在得到慈禧的賞識、受到重用後，發誓要用實際行動將自己的奮鬥目標付諸實踐，為天下老百姓辦實事，即打算幹一番大事業。他從革除陋規、整頓吏治入手，興利除弊，設清源局清理山西30餘年懸案、積案；劾革、褒獎部分州縣官，又為清政府薦舉了數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設立洋務局，創辦令德書院，興學育才，籌辦山西練軍和山西鐵礦等，開始向洋務派轉化。

　　張之洞得到已故老師胡林翼的遺訓，認識到中國的富強必須向西方學習，必須操辦洋務，清流黨的保守與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於是，張之洞又漸漸成為洋務派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則沒有轉變。這人叫張佩綸，當時的著名清流，在當代的知名度就遠不如孫女張愛玲了。他一輩子崇尚空談，因沒有實際辦事能力，在馬尾之戰中一敗塗地，毀了半世英名。

　　當時中法戰爭打得激烈，張佩綸犯了“清流症”，站出來放言高論，說仗應該怎麼怎麼打，等等，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覺得他好像很懂的樣子，就乾脆任命他去前線指揮作戰。張佩綸臨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據《中法兵事本末》記載：“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炮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張佩綸這番戰敗逃跑，捱了不少罵，就是清流同黨們也以他為恥。

　　但對於老太后，清流黨也不是一無是處。玩平衡嘛，總得什麼幹部都來一點。一方面可以讓他們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頓官場風氣；另一面，可以當制約一些權臣的棋子，讓他們去抓權臣們的小辮子，整材料，必要時拋出來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鴻章就被這樣提醒過。當時，可能因為手裡兵強馬壯，鴻章的尾巴就有些翹了。於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給他看看清流黨人最新給羅列的罪狀，李便如搗蒜般地磕頭表示忠心，請求恕罪，於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寬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翹起來了。這樣，由於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黨才能在眾大臣的怨恨中繼續存在。

　　張之洞從清流黨脫離，成為洋務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積極歷史意義的。不是歷史改變了他，而是他改變了歷史。毛澤東對他有個公道的評價，說：“講工業，不能忘記了張之洞。”並說他當兵時使的槍就是“漢陽造”。張之洞創建的漢陽兵工廠在中國為第一家。

• 　　（二）圓滑著，並且老練

　　張之洞非常非常會做官。

　　在中國歷史上，會不會做官與會不會做事是兩碼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職場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後卻丟了官，還搭上了身家性命。

張之洞就非常會做官，不僅會做，簡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說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其實，張之洞有學也有術，而且其術道還挺深。同光之際，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稱“青牛”，經常激濁揚清，譏諷時政，抨擊權要，尤其好跟那些辦洋務的地方督撫為難。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樹敵，最後下場多為不佳：北清流領袖李鴻藻，罷官下崗；南清流領袖翁同龢，罷官下崗。而張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時候，向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其戰鬥力可見一斑。可是，這個“牛角”卻並沒有因好頂人而丟了烏紗。原來他這頭“青牛”可不像別的“青牛”只會些口活，他是既能說又會做，典型的能給眾官錦上添花的人物。這種人，能不官運亨通嗎？

　　1875年，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暴斂，激起眾怒，鄉民進城申辯，而孫定揚反誣鄉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紅皂白率兵進剿，燒屋毀寨，殘殺無辜400餘人，釀成特大冤案。案發之後，由於事牽西太后特別寵信的吳棠（就是那個誤打誤撞，在慈禧當年進宮選秀女時送了銀子的吳棠，當時任四川總督，此人屬於那種命好擋都擋不住的類型），任憑言官怎樣彈章交加，朝野上下鬧翻了天，連外國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張之洞出面，繞開吳棠，將直接責任人孫定揚定罪，結果立竿見影，冤案按張之洞的建議得以昭雪。

　　1880年，宮裡出了件惹得朝野大譁的事件。事情不大，卻關乎西太后老佛爺的臉面。說是一日西太后讓太監給她妹妹——醇親王的福晉送幾盒食物，可是送東西的太監沒按規矩攜帶腰牌，宮裡也沒有事先跟守門的護軍打招呼，結果護軍不放行，太監恃寵，跟護軍吵了起來，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報告老佛爺說是護軍無禮，不僅不讓他出去，還砸了東西。西太后聞言大怒，立即下令罷免護軍都統，並將當值護軍交刑部審問。最後還是張之洞出面，他不像眾多諫官，一上來就把矛頭指向太監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寵信宦官，人家從老佛爺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慶時林清事件為前鑑，說明宮門護衛制度嚴格的必要性。說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爺不動心，最後護軍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監也受到了懲罰。

　　當時清流黨人好發議論，好與人為難，結果往往連自身都保不住，輕則下崗，重則坐牢殺頭。張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別人以後按自己的規則辦事，現在就必須先按別人的規則辦事。因此他不僅努力瞭解西太后的脾氣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進諫時以德服人，以理動人，富有建設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壓人。他如果有座右銘的話，應該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種孤注一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進去的事，他是永遠都不會幹的。

　　他是一個明白人，不會感情用事，他永遠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會所激怒，認為西方列強支持光緒，因而她支持義和團，公然對所有列強宣戰。在這個興亡存續的關鍵時刻，他卻和榮祿一樣洞察秋毫，知道中國絕非列強對手，慈禧最終還是得向洋人求和，與其奉命參戰，冒著生命危險去趟這混水，不如與外國人和好保住東南半壁江山，到時候議和，自己這樣也算是給了老佛爺轉圜的餘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會單幹，他拉上劉坤一、李鴻章和袁世凱，跟各國的領事搞起了東南互保。其中又有兩個細節更是顯現了張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參加談判的代表是辜鴻鳴。此人是個典型的皇權主義者，極力擁護慈禧太后的領導。他讓辜鴻鳴在上海參與談判時高談闊論，大講特講帝國主義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偉大。我們可愛的辜先生還作了一首詩：“灌滿我的杯，斟滿我的缸；跨上我的馬，招呼我的人；亮開旗幟開火吧，追隨偉大的太后，愛戰鬥善諧謔的義和團青年們……有比陝西更遠的內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張們’，湖南有‘劉們’，有勇敢無畏的四萬萬人，人們將高喊：幹得好啊！偉大的太后，義和團青年們……灌滿我的杯，斟滿我的缸；跨上我的馬，招呼我的人；亮開旗幟開火吧，追隨偉大的太后，愛戰鬥善諧謔的義和團青年們！”

　　這一切都是做給朝廷看的，實際上，辜鴻鳴絲毫不能影響盛宣懷他們和外國領事的談判，談判正在按計劃進行著。

　　另外，英國領事準備派一些兵進入長江流域，兩江總督劉坤一認為沒什麼大不了，可以應允，但張之洞堅決反對，最後《東南保護約款》九條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十條規定：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由督撫切實保護，各口岸的外國兵船照常停泊；上海製造局火藥庫的軍火，只限於剿匪和保護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國巡防保護。這是張之洞精明之所在，讓外國人派少量部隊進入長江流域保護僑民，是沒什麼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響太大，張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這個黑鍋。

　　張之洞，他永遠都是那麼聰明，永遠不會身陷絕境。這個人做官有個訣竅：“為政以不得罪於巨室為要。”什麼意思呢？說白了，就是幹事要以王侯們高不高興為底線。

　　這點政治洞察力，是權衡政治家能不能幹下去的重要標準。張之洞在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變說事吧，當時，老張能化險為夷，終於有驚無險，而且變不利為有利，就靠這個看家寶了。下文細細說來——

　　一個大院子，黑壓壓地坐滿了舉人，陽光在頭頂明媚著，為了讓康有為的話傳遍院子的每個角落，梁啟超等弟子維持著秩序。

　　康有為清了清喉嚨，登臺開講道：“要變法啊，再不抓緊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講的是慷慨激揚，聽眾們也是慷慨激揚。總之，都特別憤怒。

　　很快，公車上書的事兒傳開了，全國都知道康有為要變法了，被皇帝召見了。一時間聲名雀起，恐不在當今的超女之下。康黨們，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興起了。

　　張之洞作為職業政治家，當然關心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須在歷史重要時刻，衡量各種得失利益，做出關鍵的抉擇。多少政客，在變局之時，沒有站準隊伍，而成為刀下之鬼。張之洞的政治頭腦和官場生存能力，他的圓滑，他的老練，在戊戌變法中表現得是淋漓盡致。

　　擺在張之洞面前的局勢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須變法，的確需要引入國外的先進經驗和技術，而且這次變法還得到年輕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則不那麼樂觀了，端坐在頤和園的老太后，陰沉著臉，也在注視著這一切，她才是最高決策者。她的曖昧態度使這場政治賭博更加懸乎了。

　　在這兩派力量的比較中，張之洞一時還真難判斷哪種力量最終可以勝出，他此時的態度必須是一萬個小心。

　　而兩派勢力都看好他。變法期間，張之洞被推崇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為對他自然含情脈脈。而老太后對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著膝蓋老淚縱橫的交情。

　　《勸學篇》張之洞乾脆摸著石頭過河，一邊幹著一邊看，兩邊都先處著再說。於是，他加入“強學會”，還大把大把地給錢。梁啟超來湖廣拜望他，他開著大門，放著禮炮，超標準地接待。另一方面，卻暗中安排自己的親信包括自己的門人楊旭，保持與康有為的接觸，明為幫忙，暗為監督，注意他們的動向，以便於獲取信息，作出決策。

　　等到了秋天，張之洞已經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漸漸覺察出康有為的幼稚了，判斷他成不了氣候，同時也感覺到了頤和園的殺氣。於是，他當機立斷，做出了最終的抉擇——拋開康黨，徹底劃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對強學會的財政支持，而且停辦了報紙。緊接著，又把早寫好的《強學篇》一文，改名為《勸學篇》，著重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維護倫理綱常，反對戊戌變法。

　　最終，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險為夷了，贏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續地位，還捎帶著成了個理論家。張之洞號稱晚清政壇的變色龍，的確名不虛傳。

　　單就此事而言，張之洞顯得比袁世凱要高明一點。袁世凱沒有像張之洞那樣留足後路，結果被維新派強拉入夥，只好臨陣倒戈，雖然最終也安然脫身，但不免落得個罵名，不若張之洞脫得瀟灑。看來，官場真是一個佈滿明槍暗箭、危機四伏的險地，講究實力，注重實戰，只會學術、紙上談兵是絕對不行的。張之洞雖系一介儒生，卻成為權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熱的軍機重臣，被晚清政府視為同軍閥出身的袁世凱一樣的左膀右臂，足以證明其官場治術確有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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