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口活。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张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径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颟顸，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18项辱国丧权的条款。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奏参崇厚。张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许，召见张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张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赴俄京订约。曾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发誓要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为天下老百姓办实事，即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他从革除陋规、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设清源局清理山西30余年悬案、积案；劾革、褒奖部分州县官，又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兴学育才，筹办山西练军和山西铁矿等，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张之洞得到已故老师胡林翼的遗训，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操办洋务，清流党的保守与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于是，张之洞又渐渐成为洋务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则没有转变。这人叫张佩纶，当时的著名清流，在当代的知名度就远不如孙女张爱玲了。他一辈子崇尚空谈，因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毁了半世英名。

　　当时中法战争打得激烈，张佩纶犯了“清流症”，站出来放言高论，说仗应该怎么怎么打，等等，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觉得他好像很懂的样子，就干脆任命他去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这番战败逃跑，挨了不少骂，就是清流同党们也以他为耻。

　　但对于老太后，清流党也不是一无是处。玩平衡嘛，总得什么干部都来一点。一方面可以让他们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顿官场风气；另一面，可以当制约一些权臣的棋子，让他们去抓权臣们的小辫子，整材料，必要时抛出来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鸿章就被这样提醒过。当时，可能因为手里兵强马壮，鸿章的尾巴就有些翘了。于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给他看看清流党人最新给罗列的罪状，李便如捣蒜般地磕头表示忠心，请求恕罪，于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宽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翘起来了。这样，由于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党才能在众大臣的怨恨中继续存在。

　　张之洞从清流党脱离，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不是历史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对他有个公道的评价，说：“讲工业，不能忘记了张之洞。”并说他当兵时使的枪就是“汉阳造”。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在中国为第一家。

• 　　（二）圆滑着，并且老练

　　张之洞非常非常会做官。

　　在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是两码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职场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后却丢了官，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张之洞就非常会做官，不仅会做，简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树敌，最后下场多为不佳：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罢官下岗；南清流领袖翁同龢，罢官下岗。而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原来他这头“青牛”可不像别的“青牛”只会些口活，他是既能说又会做，典型的能给众官锦上添花的人物。这种人，能不官运亨通吗？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就是那个误打误撞，在慈禧当年进宫选秀女时送了银子的吴棠，当时任四川总督，此人属于那种命好挡都挡不住的类型），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清流党人好发议论，好与人为难，结果往往连自身都保不住，轻则下岗，重则坐牢杀头。张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别人以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现在就必须先按别人的规则办事。因此他不仅努力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以德服人，以理动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压人。他如果有座右铭的话，应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孤注一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事，他是永远都不会干的。

　　他是一个明白人，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会所激怒，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因而她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和荣禄一样洞察秋毫，知道中国绝非列强对手，慈禧最终还是得向洋人求和，与其奉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去趟这混水，不如与外国人和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到时候议和，自己这样也算是给了老佛爷转圜的余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会单干，他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又有两个细节更是显现了张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辜鸿鸣。此人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极力拥护慈禧太后的领导。他让辜鸿鸣在上海参与谈判时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帝国主义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伟大。我们可爱的辜先生还作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实际上，辜鸿鸣丝毫不能影响盛宣怀他们和外国领事的谈判，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另外，英国领事准备派一些兵进入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应允，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最后《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这是张之洞精明之所在，让外国人派少量部队进入长江流域保护侨民，是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响太大，张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这个黑锅。

　　张之洞，他永远都是那么聪明，永远不会身陷绝境。这个人做官有个诀窍：“为政以不得罪于巨室为要。”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干事要以王侯们高不高兴为底线。

　　这点政治洞察力，是权衡政治家能不能干下去的重要标准。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变说事吧，当时，老张能化险为夷，终于有惊无险，而且变不利为有利，就靠这个看家宝了。下文细细说来——

　　一个大院子，黑压压地坐满了举人，阳光在头顶明媚着，为了让康有为的话传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梁启超等弟子维持着秩序。

　　康有为清了清喉咙，登台开讲道：“要变法啊，再不抓紧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讲的是慷慨激扬，听众们也是慷慨激扬。总之，都特别愤怒。

　　很快，公车上书的事儿传开了，全国都知道康有为要变法了，被皇帝召见了。一时间声名雀起，恐不在当今的超女之下。康党们，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了。

　　张之洞作为职业政治家，当然关心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须在历史重要时刻，衡量各种得失利益，做出关键的抉择。多少政客，在变局之时，没有站准队伍，而成为刀下之鬼。张之洞的政治头脑和官场生存能力，他的圆滑，他的老练，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摆在张之洞面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须变法，的确需要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则不那么乐观了，端坐在颐和园的老太后，阴沉着脸，也在注视着这一切，她才是最高决策者。她的暧昧态度使这场政治赌博更加悬乎了。

　　在这两派力量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还真难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一万个小心。

　　而两派势力都看好他。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对他自然含情脉脉。而老太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着膝盖老泪纵横的交情。

　　《劝学篇》张之洞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看，两边都先处着再说。于是，他加入“强学会”，还大把大把地给钱。梁启超来湖广拜望他，他开着大门，放着礼炮，超标准地接待。另一方面，却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忙，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于获取信息，作出决策。

　　等到了秋天，张之洞已经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渐渐觉察出康有为的幼稚了，判断他成不了气候，同时也感觉到了颐和园的杀气。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抛开康党，彻底划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对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停办了报纸。紧接着，又把早写好的《强学篇》一文，改名为《劝学篇》，着重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最终，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险为夷了，赢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续地位，还捎带着成了个理论家。张之洞号称晚清政坛的变色龙，的确名不虚传。

　　单就此事而言，张之洞显得比袁世凯要高明一点。袁世凯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留足后路，结果被维新派强拉入伙，只好临阵倒戈，虽然最终也安然脱身，但不免落得个骂名，不若张之洞脱得潇洒。看来，官场真是一个布满明枪暗箭、危机四伏的险地，讲究实力，注重实战，只会学术、纸上谈兵是绝对不行的。张之洞虽系一介儒生，却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热的军机重臣，被晚清政府视为同军阀出身的袁世凯一样的左膀右臂，足以证明其官场治术确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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