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推文舉例的都是美國中產階級媽媽們的故事，但你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發現世界上的父母都是一樣的，連自己也不例外。
父母根據自己經歷和經驗，幫孩子規劃一條不踩坑的路；傾盡所有，為孩子提供最好的。但是，當孩子需要自己“走路”的時候，卻發現不知道該幹什麼了。沒錯，今天我們來談一談過度養育這件事情。
過度養育不僅傷害孩子，也傷害我們自己。如今的父母擔驚受怕，甚至精疲力竭，感到焦慮、抑鬱。
一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快樂，另一方面是焦慮和抑鬱，心理學家所說的這種“養育悖論”是養育子女所致。
當然，父母的喜悅無法具體衡量，但憂鬱卻是可以量化的：在美國的抑鬱症患者中，父母的患病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出兩倍。美國大約有750萬抑鬱的父母。
《兒童保健雜誌》（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2006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稱，有1/3以上的女性在懷孕和撫養孩子期間呈現出抑鬱症狀。
2013年，《父母世界》（Parenting ）雜誌發表的《阿普唑侖（Alprazolam）使我成為更好的媽媽》一文引起了轟動。
在這篇文章中，多位家庭女性詳細描述了導致她們需要這種藥片的日常壓力和恐懼情緒，有位批評者認為，心理診斷和藥品行業把人類正常的傷感情緒變成了抑鬱性障礙，我們並不需要藥物來處理“養育的日常過山車”。我認識的很多父母都對這個說法感到憤慨。
"Alprazolam makes me a better mom"
這句話甚至被印上了T恤
其實，我們承受著壓力，這個情況孩子們也看在眼裡。研究員埃倫·加林斯基（Ellen Galinsky）詢問了1000個孩子，瞭解他們最想改變父母日常的哪些方面：
“很少有孩子提出想要增加面對面交流的時間，最大的心願是希望爸爸媽媽別那麼累，別那麼緊張。”
可見，我們的壓力也影響到了孩子。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況越差，子女遭遇負面心理健康的危險也就越大。
養兒育女，被視為一項 “工程”
“孩子不是問題”， 作家珍妮弗·辛尼（Jennifer Senior）在2014年的TED演講和《孩子的到來如何改變你的生活》（All Joy and No Fun ）一書中說，“當前的一些養育方法才是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不把什麼都嘗試一下，好像就無所作為一樣。”
2011年，韋爾斯利學院社會學副教授毛爾凱洛·拉瑟福德（Markella B. Rutherford）出版了《需要成人監督》（Adult Supervision Required ）一書。她考察了養育類雜誌過去100年的諮詢專欄，追溯過往的養育行為。她認為我們丟失了在過去十分平常的一種意識。
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社區的參與，由於現今無法依賴非正式的社區網絡幫我們在公共區域養育“我們的孩子”，所以每個人就只好獨自在私家範圍內撫養“我的孩子”，因此焦慮不安，孤獨求索如何最好地讓孩子做好進入外部世界的準備。
2012年，《兒童與家庭研究雜誌》刊載的一項研究調查了181個孩子不足5歲的媽媽，矛頭對準導致兒童消極心理健康狀況的養育行為和態度。研究人員發現，採取 “強化型養育態度” 的母親更容易導致孩子產生消極的心理狀態。
確切地說，與 “認為專業知識並非必需” 的那類母親相比，“相信女人是主要家長” 的女性對生活的滿意度較低，認為養育富有挑戰性，需要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媽媽們壓力過大，憂慮程度更高。
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對日常養育進行了認真觀察，她形容中產階級的父母執著於 “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把養兒育女視為一項 “工程”。
在2005年出版的《完美的瘋狂》（Perfect Madness ）一書中，朱迪思·沃納（Judith Warner）模仿貝蒂·弗裡丹（Betty Freidan）“女性的奧秘” 之說創造了 “媽咪的奧秘”（Mommy Mystique）一詞，用於描述我們的這種驅動力。
在它的驅使下，我們不斷地培育和控制孩子，甚至到了失去自我的程度。
朱迪思·沃納和《完美的瘋狂》
心理學家貝絲·加尼翁在波士頓郊外執業的過程中，觀察到了這種 “協作培養” 和 “媽咪的奧秘” 現象：高學歷婦女將她們的能力傾注到了子女的養育中，她們在思想上成為育兒專家。
“我發現，有些女性一門心思撲在孩子身上，哪怕面對巨大的壓力、焦慮與抑鬱也在所不惜，哪怕我建議她們稍微退後一點，她們都會覺得受到了侮辱。我得把握好分寸，既能幫到她們，又不要冒犯她們。”
婚姻被“高高掛起”
斯泰茜·布金（Stacy Budin）親眼見到了父母間極度的緊張和壓力關係。她在硅谷地區做精神科醫生，每天都要接待焦慮不堪的父母，這些人的婚姻往往危機四伏。
孩子剛出生時，夫妻關係可能會被束之高閣，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孩子的生活居於更重要的位置，婚姻就會繼續受到忽視。那麼，夫妻關係之花就可能會慢慢枯萎。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夫妻和孩子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太專注於孩子，失去了彼此的聯繫，那就不可能擁有健康的家庭生活。”布金知道，很多人的婚姻就被那麼“高高掛起”，直到最後一個孩子上了大學。
唐是硅谷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還不到40歲，他就坐上了科技公司副總裁的位置，在他的工作簡歷上，惠普、易趣、Salesforce及其他大型科技公司赫然在列。生活方式方面，可以舉個例子，在女兒高中畢業時，他給她買了一輛奔馳。
但唐的人生起點不屬於那1%的頂尖家庭。“我在一個藍領家庭長大，父親失業時，家裡依靠教會和政府的救濟養活了我們。記得在成長過程中，很多個日子裡，要麼烘乾機，要麼洗衣機壞了，於是我們只好拿著裝滿衣服的垃圾袋去洗衣店；要麼車壞了，要麼電燈不亮了，總之不是這樣壞掉了，就是那樣壞掉了。”
唐從11歲開始幹活，採摘漿果，收拾院子，還做其他雜活，自己賺錢買車票去趕縣裡的市集，購買朋友們“不會取笑”的校服。唐學習成績一般，運動能力倒是很拔尖，因此被大學橄欖球隊看中，但獎學金有限，最多隻吃得起方便麵、花生醬和果醬三明治，於是他找了份工作維持開銷。
後來，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實習時脫穎而出，公司請他回去工作。他從此失去了對足球的熱情，開始對技術很感興趣，從此攀向了通往成功的階梯。
之後，唐與一位背景非常相似的女人相識、成婚。但在撫養兩個孩子的過程中，就如何幫助他們 “成功” 方面，夫妻倆的觀念南轅北轍。
唐的妻子希望儘可能幫助孩子，對她來說，這意味著讓孩子享受閒暇，不染手家務瑣事，同時盯著他們，確保他們完成作業。但在唐看來，這兩種做法看似有用，其實適得其反。
“回顧我自己的人生，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教會自己實現自給自足的那些責任，以及有時你必須得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無論如何要堅持把它做了，這些可以教會你謙遜，培養你的職業道德、責任感及堅持到底的精神。”
“我前妻總覺得必須看緊兒子和女兒，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提醒他們這個那個。如果他們沒做她反覆提醒他們該做的事情，她就會感到沮喪，並且一遍遍地告訴孩子：‘你該開始做作業了！’——孩子充耳不聞；‘你真的該開始做作業了！’——沒有效果。對這類重複提醒和要求，孩子通常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毫無意義。”
唐感到非常失望。他女兒在一所有名的公立大學讀了一年就退學了，對此，他並不驚訝。他認為女兒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從小沒培養出責任感，沒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我六七歲的時候做的那些家務事，今天十幾歲的青少年都還不會做。我造了一間樹屋，幫助我爸爸造東西、修東西。今天的孩子連釘錘都不會用。”
唐和他的前妻已經分開5年了，他們共同擁有上高中的兒子的監護權。當兒子和唐住在一起時，他前妻會打來電話，讓他上家長門戶網站檢查兒子需要交什麼作業，並保證兒子提交，如果兒子報告所完成的作業與在線系統顯示的不一致，那就給老師打電話。轉述完這番話，唐重重地嘆了口氣。
“我得表揚我的前妻，在這件事上，她投入的精力比我多。但無論是為了我，還是為了孩子，我都希望給他們空間。我不想每天上家長門戶網站，那太荒唐了，孩子應該對他們自己的任務負責。如果不交作業，他們會面臨後果，那解決這個問題是他們自己的事。你可以瞭解每一個細小的步驟，但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做法。如果我監督員工工作的每一個細小步驟，那就是微觀管理；如果我給他們很大的自由，讓他們去冒險和做決策，這就是賦權。既然我都賦權給我的員工了，為什麼不能賦權給我的孩子？”
糟糕的美國式母愛
對比一下美國父母和其他國家父母的養育方式，我們會發現，美國父母已經嚴重偏離了我們所認為的“人類標準”。
在加州南部的聖克拉麗塔，有位匈牙利婦女帶著很多孩子學小提琴。她問一位學生的媽媽：“為什麼這兒的人都這麼緊張？”這位媽媽解釋說：“這兒的人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一位以色列媽媽在當地求學並從事高技能專業工作多年後，搬到了硅谷地區。她跟我說：“我不再工作，而是加入了一群非常有成就的女性群體。我發現她們什麼都不做，就是開車帶著孩子到處跑，為孩子擁有一份漂亮的簡歷奮力打拼。”
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法國媽媽育兒經》中，帕梅拉·德魯克曼敦促我們學學法國人，他們著重培養孩子的自主性，認為讓孩子勉力應對，自己把事情弄清楚很有價值，而且這樣一來，父母也可以保持自我意識和理智的頭腦。
2009年，美國作家阿耶萊·沃爾德曼（Ayelet Waldman）在文集《壞媽媽》（Bad Mother）中痛斥有些婦女時常評判自己和其他家長的養育方式，並講述自己採取了自由放任的育兒方法，把同丈夫的關係置於與孩子的關係之上，努力避免為養育子女而迷失自我。然而，由於她竟敢說什麼“母親有保持自我意識和頭腦理智的權利”，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壞媽媽》原版
2014年，我致電沃爾德曼，瞭解那本有爭議的著作出版5年來，她思想的變化情況。一聽她說話的語氣，我馬上就感覺到了她的鎮定自若，看來她完全沒把別人的評論放在心上。對於美國式的育兒方法，她發表了一番評論。
“為了追求完美，我們太過自責，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這沒用。我們追求的是無法實現的虛假外殼，而忽視了真正的果實和不易掌握的內涵。”
不易掌握的內涵是愛、歡笑和簡單事物帶來的滿足感。
當問及爸爸媽媽們為何會陷入過度保護、過度控制和手把手指導的狂熱時，他們回答說：“這樣我的孩子才能快樂、成功。”
當問起他們的感受如何時，回答是：“太緊張了。”那為什麼這種壓力有價值呢？回答是：“這樣我的孩子就能快樂、成功。”
我們就好像追逐自己尾巴的狗一樣，落入了同義反復的陷阱，太過茫然無措，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是多麼的不符合邏輯：如此緊張的過程怎麼可能帶給孩子快樂呢？就更別提我們自己的快樂了。
珍妮弗·辛尼嘲諷這種把孩子的幸福和自信作為目標的觀念，認為我們因此成了“孩子自尊的託管人”。她認為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因為不同於教孩子犁地和騎自行車，我們無法教孩子快樂、自信。
“幸福和自信可以是其他事物的副產品，但它們本身並不能成為真正的目標。對家長而言，承擔孩子的幸福是非常不公平的負擔。”
把自我放錯了地方
把帶孩子這件事推向了極端
許多為人父母者，尤其是我們這些當媽媽的，都在用讀大學或者念研究生的方式“做養育”。如果我們選擇了它，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選擇了工作世界，全身心投入其中，就像運作學生小組、公司會議那樣運作家長教師協會，或者足球比賽間隙的加餐；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投入孩子的生活，那就像是把他們當成了我們私人小公司的任務指標，和可交付的成果。
孩子看起來怎麼樣，他們吃什麼東西、穿戴如何、參加什麼活動、取得什麼成績，通通都成了對我們的反映，反映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好像他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成就，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的過錯。
我們很多人從孩子如何跳舞、如何揮球棒以及如何考試中獲得自我意識和人生目標。
以下是我從全美各地母親那裡聽到的一些例子。
威廉明娜是達拉斯的一位媽媽。她的孩子3歲時，在學校的演講比賽中一舉奪魁。“現在是第二年，我們得保住自己的名聲。輪到她上場時，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我心想：‘你這是幹什麼呀，她才4歲！’可我就是有這樣一種感覺，覺得有一定的責任要確保她表現良好。”
加州媽媽梅利莎認為，她有些朋友“不屈不撓”地把社交媒體作為“廣泛的平臺，一味吹噓孩子及自己的成功。”
名叫蒂娜的西雅圖媽媽說：“這是一種荒誕不經的文化，人們為自己的孩子搞公共關係。也許也是為了他們自己。 ”
第一個孩子出生時，加州南部名叫瑪麗娜的媽媽已經40多歲了，要比周圍的媽媽們年長10～20歲。“ 我不屬於每次轉個身就有獎盃可拿的那代人。你要麼贏了，要麼輸了；你或者得到了那個角色，或者沒得到，你從中學會了面對現實。
但是這些爸爸媽媽們從，小就聽人說他們是多麼優秀，他們似乎需要別人稱讚他們是好爸爸、好媽媽。他們太自我中心了。孩子們本應是所有關注的受益者，但並不是這樣，因為家長這樣做是為了自己。”
達拉斯的媽媽尼基有5個孩子。她說：“我要培養冠軍水平的孩子，他們將是所在領域的頂尖人才，他們要產生某種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世界。我負責創造有這種能力的人。他們是我留給這個世界的遺產。”
我們不僅通過孩子的成就衡量自身的價值，還把成就的標準設定得如此之高，所以要不斷地強烈參與。
叫醒他們，接送他們往返學校，提醒他們最後期限，把他們忘在家裡的作業、午餐送到學校，風雨無阻地站在賽場邊，與教練和老師進行艱難的交談，同他們一起做項目、寫論文，或者乾脆直接幫他們完成任務，這些事情都讓有些人覺得自己對孩子有價值，這些責任需要時間、精力和努力，把我們搞得疲於奔命。
達拉斯企業家米婭的女兒已經成年。她說：“在我女兒長大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每一個決定都事關我是否表現得像個好媽媽。不是一個真實的人，而是好媽媽這個角色。”
那位有5個孩子的媽媽尼基，以前是達拉斯一家公司的工程師，她說：“我把帶孩子這件事推向了極端。對我來說，這件事事關我自己，如果孩子沒有獲得那種自信心和無限感，我會覺得身為家長，我辜負了他。母親的身份讓我迷失了自己，我覺得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個人。我需要為自己做一些事情，但我沒有。”
威廉明娜是達拉斯的一位企業律師，她有兩個孩子。她說：“每個月我都有一兩次徹夜不睡地安排孩子的活動，即便這樣，也沒有多少進展。我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床，連週末也不例外。不知道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
這些描述符合朱迪思·沃納所形容的美國式母親的整體性特徵。為了成為典型的現代母親，媽媽們丟掉了個人身份。
硅谷一位名叫奎因的媽媽告訴我，身為人母的這種整體性如何把她推到了懸崖邊緣。她想成為“凡事都做”的媽媽。她有3個孩子，年齡相隔都是6歲，因此，“凡事都做”意味著要做很多事情。
她試圖做一個“超級媽媽”，這意味著擔任當地公立學校的家長教師協會官員、主持學校的拍賣會和書展、參加學校的每一次旅行、拉著孩子們東奔西跑、隨時瞭解他們的行蹤。
“我所做的一切都與孩子有關。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抱怨沒有其他人那麼有錢，我恨我丈夫，我覺得自己在和所有的媽媽競爭，極度缺乏安全感。我會出門給自己買套新衣服，擺出笑臉，然後去接孩子們。”買衣服是奎因可以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對她有點兒意義，在她近乎失控的生活中，算是多少有點兒小小的選擇。
對奎因來說，在某一點上，為了與學校裡那些制定標準的人保持同步，她付出了代價。
“在這個領域裡，你身為婦女，又不是公司的CEO，你會覺得必須做所有的事情才能證明你有做事能力。家長教師協會的政治非常殘酷。誰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做，誰沒做什麼、為什麼沒做；圍繞這個人做計劃，因為她有這個或那個癖好；一直微笑點頭，一起去咖啡廳。我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簡直要瘋了。如果你發現自己在逛書店的心理自助區，那就是一個信號。”
有一天，一位密友告訴奎因：“你很痛苦。你對每個人都怒氣衝衝，對每件事都反應過度，跟你在一起很不愉快。”友人嚴厲的愛一語驚醒夢中人，奎因覺得：“她說得對。”
“希望孩子成功是很自然的，”精神病學家斯泰茜·布金說，“但不那麼健康的地方在於，我們這兒的人有超強的動力，希望孩子在某個方面，或各個方面與眾不同。孩子們實現這個目標的壓力非常大，而確保那樣的巨大成就能夠實現，就成了媽媽們生活的焦點。
有些媽媽的話題似乎只關乎孩子的SAT分數和成就。等到大學派發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除了少數最有吹牛資本的人以外，各種競爭和比較讓所有人都坐臥不安。這對孩子不好，對媽媽也不好。”
但是，這項成就大賽所遵循的大學錄取制度本就千瘡百孔。
看完這篇文章之後，你或許還是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我的孩子不會像他們那樣”。但是如果你也想讓孩子自信、快樂、輕鬆、不需要督促就能做好事情的話，你就必須先找到你自己，再去做媽媽，讓孩子看到自信、快樂、輕鬆的你，學習並且長成他們自己的樣子。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師！
以下TED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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