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鏡頭，平等的視角講述一個交雜的命運。——《百合》導演周曉文
19歲的少女百合，懷孕前是一位拉麵師傅，吃苦肯幹，她的理想是開間自己的拉麵館，成為城裡人。而現實是，她愛上的那個往返粵、港間的卡車司機，得知百合懷孕後，就沒了蹤影。
生下孩子後，百合才知道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為了給孩子湊手術的八萬塊錢，她在酒店做迎賓小姐，到土豪的徵婚現場應徵，甚至去私人黑醫院賣腎，她也試圖“棄嬰”，把孩子留在醫院、路邊，希望有“有錢的”好心人給孩子治病；她甚至希望自己能進“局子”，這樣，娃可能就有人管了。
這個故事，是2011年3月8日上映的小眾電影《百合》，這是周曉文導演的女性電影之一，該片同年獲第十四屆電影華表獎優秀數字電影獎，主要人物是百合（王梓桐飾）和女作家劉楠（呂麗萍飾）。
影片英文名稱“LOST“，也別有深意，也許是Loser的變體，也許寓意失去，失敗者。在命運面前，我們都是Loser。
劉楠是一個自由撰稿人，她為了寫作的目的，對百合的事件進行採訪。
影片就在這種訪談的“口述實錄體”中緩緩展開。
平靜的敘述，像流水一樣緩緩流淌，是一個未婚媽媽，在其間的掙扎、絕望，幾次努力站起來又被生活壓趴下的經歷。百合從不說假話騙人，無論是找工作、徵婚、賣腎，她都坦然說出自己的難處和目的，這可以理解為她的單純善良，也可以說是她的不合時宜的傻。
有人說：錯誤不可避免，但可以及時止損。百合的悲劇，也許是一部分女性的縮影。她們年少無知、單純、幼稚，知識欠缺，只憑一顆心去判斷，雖然生活給她們的都是苦難，但她們還是笑著面對，仍然願意相信別人，願意對別人好。她們就像沙子中的石粒，硌痛我們的心。
01. 素樸的紀錄片式拍攝：洗盡鉛華，笑中含淚
少女百合，有一個只讓她寄錢的農村媽，沒有見過爸爸，只見過媽媽和繼父生的一堆娃。
她就像一朵幽靜的百合花，質樸，單純，雖然深陷困境，絕望掙扎，卻一直笑著面對劉楠，不怨不恨，而是想盡辦法去承擔一個母親該承擔的責任，她活出了所有底層小人物的隱忍和堅韌。
影片的開始，就是穿著孕婦裙的年輕女人，在公路邊踮腳張望，一輛輛穿流而過的卡車，用高大的車身和鋼鐵的外表淹沒她弱小柔軟的身體，讓她顯得如此無助而脆弱。
平視遠景中，孕婦在卡車群的夾縫中搜索找尋著什麼，殘破的卡車、生鏽的車身，穿梭而過的車場，無人回應的空間，近兩分鐘的卡車鏡頭，表明百合面對的無序、混亂、冷漠、堅硬。
明明是被卡車司機騙了，但她說“不可能吧，他一直對我挺好的”，說起沒有吵過架，她遲疑了一下：“我，我沒有本錢和人家吵架”。由不恨到恨，最終，百合選擇“不恨人家，恨也沒有用”。
卑微的愛情，從來就開不出花朵。
劉楠說起被那位“龍仔”紋在自己身上的那條龍，鏡頭拉近，柔光打上百合的臉：“他叫俺紋的，說俺就能一輩子記著他，他還說自己要紋朵百合，後來他怕疼，沒文成。”
看著那笑顏，感受到戀愛中的回憶，甚至還帶點甜蜜，百合是可愛的質樸的又具有生命力的存在。
面對催租的房東，百合低聲下氣好話說盡，劉楠卻突然跳起來發飆，指著房東怒罵，百合陪著笑說：“阿姨，我知道你是因為我，你消消氣，你罵了他，最後倒黴的還是我。”
劉楠驀然醒悟，然後說可以給她一萬塊錢，話沒說完她就搖頭拒絕了：一滴水掉到了乾透的田裡，一下子就沒有了。沒用處的，你也知道我不會要的。劉楠又幫她在報紙、網絡上求助，她搖搖頭說：沒用的，阿姨，像我這樣的人太多了。
底層小人物百合，有她樸素的生存哲學，那就是“人在屋簷下”，是“我沒有本錢”，她生存的如此卑微，愛的也如此卑微。可是，往往你做出卑微的狀態，宣示你的弱小，並不能對你有任何幫助，因為社會的自然法則，人們崇尚的是強者。
面對想探究她的痛苦作為寫作素材的劉楠，她全無戒備，而把劉楠當成了傾訴對象。她不願意白拿土豪老闆送的五千塊錢，就趁無人時，悄悄把錢塞入門縫還給他，寧願自己去洗那像山一樣高的盤子。
曼德拉說：我們可以卑微如泥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百合是一個卑微的生命，寂靜地開在山谷，但她的每一分成長，每一次綻放，都是美麗聖潔的。她謙和有禮，不賣慘，不乞憐，對病孩不離不棄，幾次不惜犧牲自己，試圖靠自己的努力掙錢來給孩子做手術。
02. 剋制的敘事風格：平和沉穩，令人心碎
《百合》的敘事風格，如紀錄片般平實、沉穩，又止於直白敘事的鏡頭語言。一方面，片中的街道、房屋都採用了現實主義傳統拍攝，大量的“城中村”街道場景、女工集中洗澡的板房，都體現了百合所處的階層和真實的生活場景；另一方面，女主角呂麗萍、王梓桐都是素衣素顏，沒有過多的化妝和高清磨皮效果，作為表演的言語動作間也滿是剋制，讓觀眾有一種主角就在我們身邊的感受。以上，都使這部關注小人物的電影，看起來更像一部普通人生存的紀錄片。
百合在劇中，作為一個未婚媽媽，有痛苦，有絕望，但她的表演表現出了最大的剋制。
這種剋制感，有緣於敘事方式的原因，劇中的百合，是在給劉楠講述自己的故事，從時間上說，已經是過去式，這就給了人物情緒緩衝的時間；另外就是人物身份定位賦予的情感，百合是個頭腦簡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對自己的遭遇，她沒有過多的驚訝與痛苦，這種“見慣”的感受，反而給觀眾給多的思考空間。
即使是表現苦難，《百合》也不像其他電影一樣黑暗濃重，它的色調是明朗的。在百合租住的簡陋的房子裡，看似是一個廠房，有高大的機器，有凌亂的女人物品，房間中的黑暗，用大面積的碩大的紅色來填充，那是百合替人做手工——編織中國結的作品，這些中國結懸掛在房樑上，鋪擺在床上，採用對角線構圖來填滿沉悶的空間，和百合臉上的笑，還有嬰兒的哭，一起讓講述有了生命的暖意。
全劇中，百合沒有歇斯底里的大哭，也沒有聲嘶力竭的哭喊，至痛時，她只是飽含淚水。如果苦難是一種常態，哭又有什麼用呢？
百合把兒子裝在紙箱裡，放在街頭，希望有人能撿走孩子，她自己躲在一個餐館觀察。有一家三口走過來，察看那個紙箱，小小的女孩子，跟百合的孩子差不多的年齡，幸福、富足得像個洋娃娃。
街頭的幸福三口，和餐館內百合“遺棄”孩子的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張力。
百合貼緊玻璃窗，鼻子、臉都被玻璃壓的扁平，等她跑出餐館，那個壓痕還在。這是生活對百合的碾壓，也是母愛對百合的碾壓，所有的人，都看得到那印跡。
03.三個結局的呈現：關於命運，各有答案
導演周曉文認為自己只是個拿鏡頭說故事的人，電影創作的最終完成是在觀眾的腦海裡完成的，自己沒有權利干擾觀眾的思考。
所以，他在最後給出了三種不同的結局，展示了百合命運的三種可能：
- 百合被強哥騙去託運毒品，被判死刑緩刑兩年執行。
面對來看她的劉楠，百合請求劉楠替她上訴：判了死刑就是死刑麼，為啥還要二年再執行呀，我不要緩期，直接執行就行了。只是提到孩子時，她忍淚說：“我以前的理想是開間拉麵館成為城裡人，現在的理想，就是娃長大了，不要讓他知道有我這樣的媽。”
雖然母愛偉大，但百合也要為她無知的行為付出代價，先是無知，然後承受苦難，最後失去生命。這個結局，無疑是悲慘的結局。
這個結局似乎誰都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是結束了苦難。可是，誰能說這不是另一種苦難的開始呢？百合才19歲，她喜歡的是阿龍，現在卻要和一個年過花甲的老頭子一起生活，片中她苦惱著自己的再次懷孕。
這個結局，讓我們看到的是苦難沒有盡頭，和無盡的絕望。
醫院說不怪他們，是孩子的病太重了，劉楠籌到的錢她也不要，錢對於她已經沒用了。
錢有時能救命，但也經常，有錢買不到命。這種結局，可能是離現實最近的距離。
生活不就是這樣嗎？沒有那麼多意外，也沒有那麼多驚喜，更多的是苦難的延續，或者，苦難的升級。
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只能承受。我們喜歡看喜劇，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大部分都在上演悲劇。
北京大學著名電影理論學者戴錦華認為，周曉文關注了第五代導演共同關注的女性命運，他們有相似的人性的壓抑表述，但在他的電影中，構成這種壓抑的，不僅是歷史、傳統文化的桎梏，而且還有現代文明自身，比如這部《百合》。
最後的鏡頭，通過劉楠的視角望向街頭，街頭是快速掠過的人群，人頭攢動，在清理廣告牌的女孩，揹著碩大的塑料瓶綁在一起壓得直不起腰的女孩，寓意像百合這樣年齡的女孩，百合這樣命運的女孩，太多了，千千萬萬……也許她們就是一個又一個的百合，那種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又默默承受了一切的無助眼神，給我重重的一擊，她們很努力，也許還不夠努力。
生活不是用來妥協的，你退縮得越多，讓你喘息的空間就越有限。
生活也不是用來將就的，你表現得越卑微，幸福就離你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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