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書城不夜，名家風流
一個時代，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在於有無文化名流。武威人的狀元夢雖然沒實現，但清朝的武威，文化的影響力，已經名響國內。李銘漢、牛鑑、張澍三位的做人、做官、做事、做學問，成了清代武威文壇的三座標高。
命運最艱難多舛，著作等身的是李銘漢。
李銘漢雖為隴右名士，極負聲望，但在科舉道路上文運多舛，非常不得志。自道光十一年（1831）初應鄉試，至道光廿九年（1849），屢考屢敗，先後赴西安參加了八次鄉試，才中了己酉科陝西鄉試副榜第一，賜副貢生身份。是年已42歲。不要說狀元夢，一個舉人夢，就讓他人到中年，吃盡了苦頭。是李銘漢不聰明嗎？不是，李銘漢十餘歲始入塾館就學，敏而好學，品學兼優，為時所稱。是李銘漢無貴人相助嗎？不是，在18年的鄉試路上，李銘漢先後遇到了武威進士尹世阿、著名學者張澍、古浪知縣陳世鎔三位大貴人鼎力栽培，大力相助。是李銘漢無才華嗎？更不是，他早精通了音韻、訓詁二學，史學更是遍覽無遺。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命不由人，大運不濟也。
按例，李銘漢考中舉人後，應去北京入國子監就學，待考中進士後入朝做官。但李銘漢在求學路上，早把富裕的家境弄清貧了。困於家境清寒，無力北上，於是，絕意科途，九噫歸裡，從此，專務學問。
為傳承家學，李銘漢在咸豐年間典賣家產，蒐集、保護、整理了積澱在武威的五涼、西夏、元明諸代圖書數千卷，涉及經、史、子、集，尤其對流傳本地的宋、元史書大加保護，整理歷史資料一百多種近一千多萬字，扼其精要，分一百一十件史事總攬全書，輯為一百一十卷《續通鑑紀事本末》，最終形成一部紀事本末體的宋、遼、金、元史長篇鉅製。期間，李銘漢完成前八十九卷後，耗時二十年，年過八旬，一病不起。臨死前，叮囑兒子李於鍇，要他堅守學術氣節，一定要把全書續寫完成。
一個舉人的文化成就，早已超越了眾多進士，甚至狀元的成就。他的治學精神，給後人留下了登高望遠的人生階梯。文憑算不了什麼。真才實學，經史致用，才是一個文化人流芳百世的真精神。在這位舉人的面前，那些有進士文憑，而無進士才華的人，不論做官還是做人，都矮了半截。
李於鍇不負使命，於光緒廿四年(1898)在山東蓬萊完成了後面的二十一卷。光緒三十二年（1906），李於鍇在山東將《續通鑑紀事本末》刊刻問世。為了一部先賢遺著，李銘漢父子兩代花了六十多年，不離不棄，最終完成了這一武威文化盛事。此書發行以後，旋即在北京、山東、南京等地暢銷一空，一時洛陽紙貴。
1936年，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森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續通鑑紀事本末書後》一文，呼籲重印此書，說：“不得李氏之書，使家喻戶曉，於據撰通史之資料，不無缺憾。”
命運最奇遇得貴，官兒最大的是牛鑑。
牛鑑是嘉慶十九年全國考試的第四名、二甲第一名，“賜進士出身”，不僅做過都察院的右副都御使、河南巡府、江南主考官，還做過兩江總督、太子太傅，給咸豐皇帝當過老師。是武威人中唯一給皇帝當過老師的人。僅這一點，就讓武威人自豪了幾百年，“外地有沒有給皇帝當差的，武威就有給皇帝當老師的”。
牛鑑能中二甲第一，是有真才實學，而後能當上咸豐帝的老師，則是一種因緣和運氣。牛鑑的家境並不富裕，在武威讀書時，他棲身小關帝廟，得河南人王老酒資助，才從涼州步行至蘭州，參加鄉試，中舉後費了好大勁，才到京城參加會試。此時身上的盤纏早盡，鵝毛般的大雪裹著牛鑑，使他飢寒交迫。不得已，牛鑑投宿於香山碧雲寺。碧雲寺方丈很同情牛鑑，見他寫得一手蠅頭小楷，功力甚佳。正好醇親王的母親許下一願，出百金想請一部《金剛經》，方丈正愁這活兒沒人幹，便讓牛鑑手抄一部正楷《金剛經》，換得百金以解他的窘迫之境。
真是機緣湊巧，時來運轉，醇親王母親在拜會皇太后時，手持牛鑑手錄的《金剛經》，引起了皇太后的注意，點明要碧雲寺的方丈進獻相同的經本。方丈無奈，只得實情相告，讓牛鑑見駕。牛鑑呆在皇宮，手抄經本，心裡急的卻是科考在即，只好不分晝夜抄經，趕在科考前終於抄完了《金剛經》，並向皇太后道明瞭自己的身份，才得以在第二天五鼓開科時進了考場。此後，中了進士的牛鑑，能當上咸豐皇帝的老師，自然離不開皇太后的賞識。如果牛鑑不因飢餓，不去香山碧雲寺投宿。牛鑑，方丈，《金剛經》，醇親王母親，皇太后，牛鑑，這一系列的機緣，貴人，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相遇，那他的命運可能就得改寫。
命運最不適當官，學問最好的是張澍。
張澍，字時霖，生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父親張應舉是一名秀才，靠做塾師維持生活。張澍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不過他自幼聰明，又受到父親的教導，因此飽讀詩書，24歲（嘉慶四年）就考中了進士，並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四年(1799)十一月，張澍因“未館選後”，請假回武威省親，真是榮歸故里、光宗耀祖。
初冬的涼州城，已是天寒地凍，朔風凜冽。張澍回家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城，連日裡，張家的賓客絡繹不絕，親戚朋友，全都趕來賀喜，所有的賀詞讚語都是子貴父榮。當全家都在沸沸揚揚的時候，父親張應舉卻顯得較為冷靜。一天夜裡，把張澍叫來，圍坐在火爐旁，父子倆暢談了一夜，給張澍講了為官和作文之道。張應舉知道兒子的性格，他用多年的人生實踐和經驗告訴兒子，要做文做人，而不要做官。
張應舉告誡到：“近時才俊之士，多講漢學而厭薄宋儒，小子慎毋。而宋儒於制度名物誠不如漢儒之得真。然探索義理細入豪芒，使人省惕以檢束身心良，可師法未容輕訾議也。聖賢教人莫過於改過，自以為無過而過乃叢集矣。孔子自言無大過，尚不能必小過之無也。顏子不貳過，蓋知之未嘗復行也。子路喜聞過，故令名巫於無窮也。今之人聞人言其過，則悻悻然，怒於色，呶呶然，怒於言。夫飾非者必拒諫，交過者必招，尤以小過為無傷。是謂小人改過而不吝，乃成大聖，爾小之其慎之。世皆言李斯勸始皇焚書坑儒，其言啟於商鞅、韓非子云。商君教秦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遂公家之勢，禁遊宦之民、顯戰耕之士是燔詩書之議，本於商鞅、李斯踵其後而扇虐烱耳。”
這是張應舉留給兒子的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透過這些文字，足以顯見張應舉在研究今文經學方面的獨到見解，也透露出今文經學在雍乾嘉間的復興。張澍雖然把父親的告誡記入了後來的《庭訓述》中，但他那時年輕氣盛，自己的理想還是想做官，並沒把父親的告誡當回事。進翰林兩年後，他被調離京城，任貴州省玉屏縣知縣，從此開始了邊地仕宦的生活。但作為一名官員，張澍並沒有受到重用，就因生性剛烈，經常得罪人，不適合京城工作，只能被分配到貴州、四川、江西等偏遠縣城任職。
這一點，武威進士潘挹奎看得很清。一次，他倆在京城一起喝酒時，談到為官與做學問的事時，潘挹奎就直言張澍剛直不阿的脾性，只適合做學問，不適宜做官。潘挹奎說：“從你的才能來講，你著書立說可以傳世；從你剛直不阿的脾性來說，很不適宜為官。”而張澍從小的抱負偏偏就是為官，自己也知道自從進入政界後，處處感到不協調，但還是想“做一個當代的循吏。”潘挹奎聽了哈哈大笑：“你性方而不圓，常直言不諱地揭人家的短處，你在官場上怎麼能混得下去呢。” 潘挹奎這一笑，猛然驚醒了張澍，再想起父親的告誡，知道自己的人生路該怎麼走了。
從此，張澍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一生的著述頗豐，撰寫有《養素堂文集》35卷、《詩集》26卷、《春秋時人名字釋》等等，已刊、未刊著作不下七八十種。張澍的姓氏學研究亦自成一家，上承乾嘉學術之精髓，下啟道鹹學術之創新，他將一生的精力全部用於姓氏學研究，共寫成姓氏學著作近二十種，在清代學者中絕無僅有。其《姓氏五書》被後人譽為“絕學”。張澍在敦煌學的研究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提供了相當多的敦煌史地著作和文獻。在地方方誌方面，著有《涼州府志備考》，影響很大。此外，張澍又是一位高產詩人，據不完全統計，他曾作詩三千零五十一首，可謂產出頗豐。正是憑藉學術上的成就，張澍成了有清一代甘肅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最終，成了我國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金石學家、姓氏學家、方誌學家和文學家、第一位研究敦煌學的人。
張之洞驚歎他：“才氣無雙，真乃異人也。”
梁啟超讚譽他是乾嘉間的一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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