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龍在他的書房中。（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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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柳建龍家的門，就邁入了他的書房。除了一門、一窗，就是三面頂天立地的書櫃，令人生出一種“被書埋了”的感覺來。除了中文書籍，櫃子裡堆放的還有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書籍，仿若法律書籍界的一個小小聯合國。
柳建龍師從中國著名憲法學學者韓大元，目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憲法學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曾先後赴印度、德國等地訪學，訪學的重要所得基本都在這幾面書牆上。
柳建龍幾乎對每一本書都如數家珍，購於哪裡、如何週轉、花費多少，有一些有珍貴簽名的更是安放於高閣，生怕有所損傷。
這樣一間“家徒四壁（書）”的書房裡，藏著柳建龍怎樣的閱讀史？以下為他的執筆自敘。
少時文學夢
讀高中前，我並沒有幾本課外書，畢竟老家的人並不怎麼重視教育，更何況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記得剛上小學時，我們有兩個班，大概有七八十人，到三年級時剩下三十多人，到五年級時就只有十七八人了，加上留級轉校的勉強湊成一個快三十人的班。至於初中，由於當時要升學考試，好像就只有十七個人左右進入初中。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幾本課外書大抵是正常的。
我最早接觸的課外書應該是一些傷痕文學的作品。小學三年級或者四年級時，跟一個小一兩級的學弟關係不錯，他父親是學校老師，有很多這類書，藉著看了不少，以至於當時村子裡一個知識分子告訴她兒子，要他離我遠點。當時只是覺得奇怪，不過，時至今日，看到仍有那麼多人試圖為那樣的時代“翻案”，也只能苦笑。
至於我自己真正意義上的課外書，是小升初考試後去工地找父親時買的《西遊記》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時也有不少同學偷偷讀武俠小說，我大概也看了一些，只是基本沒什麼印象。
讀《西遊記》是我當時假期最大的樂趣之一，前前後後、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現在想來，頗覺好笑，畢竟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最晦澀的或屬《西遊記》，其中不少文字佶屈聱牙，而且相當部分內容也晦澀難懂。前兩年，專業書看累了，我有時會找些小說作調劑，有幾次特意拿了《西遊記》，都是才翻了幾頁，就沒有勇氣再看下去，因此也很好奇，當年是什麼力量促使自己讀完這書的？除了神仙鬼怪有誘惑力外，大概“貧窮”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真正開始買書，是在高中。那時住校，母親每週會給我三五十元作為生活費，除去伙食費和日用品外，還能剩幾塊錢，我通常會攢起來買書。
現在想想，總覺得那些年最對不起的人大概是母親，畢竟那時候家境並不寬裕，父母要支撐四個子女唸書，而我用於買書的錢，很多是母親糶糧食換來的。當時交通不便，母親往往要挑著一百斤左右的糧食，走六七公里路到縣城，才能換回一百來塊錢，當時如果能節約點，母親也可以少辛苦些。
喜歡買書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受高英輝和王爾堅兩位語文老師的影響。高中時我的學習並不好，在省高考摸底考試前一直倒數有名，只有語文成績還可以勉強維持一點點自信心，為此，所買的大多數是文學作品。不過，我的文學夢很快就破滅了，王老師覺得我的文字太過晦澀，靠這個吃飯，將來不免“餓死街頭”，於是苦口婆心地勸我放棄這不切實際的想法。不幸的是，我雖然聽了勸告選擇了其他專業，但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文字吃飯。不過，假裝斯文、附庸風雅的毛病大概是落下了，時至今日，每年我仍會花不少錢去買上海古籍、中華書局的古典文學作品。
恕不外借
大學四年大概沒買什麼書，即便有，印象也不深刻。最近幾年，偶爾路過廈門，與三五同學小聚，他們還是會拿我在新生見面會上的表現揶揄我。據說，在那次見面會上，我在自我介紹時說，我有很多書，但有個怪癖，恕不外借，所以別找我借書，免得雙方難堪。
儘管我不記得自己是否講過這話，但以我的性格大概錯不了，況且當時自己的不少書扉頁上的確都寫著“恕不外借”。只是當時所謂多，也不過三五十本而已，不算教材，尚不足以堆滿兩格書架，現在想想，真是夠“夜郎自大”的。
不過，“恕不外借”的習慣至今沒有多少改變。有一些同行課題甚多、經費充足，但卻吝於購買必要的參考資料，雖雲“書非借不能讀也”，不過，對待此種人我寧可束之高閣也不肯外借。
當然，也有其他原因：一者怕有汙損，2008年我從印度回來後，有個師弟從我處借了幾本印度憲法的書去複印，汙損不少，弄得我幾乎不想再看到這些書；二者怕有借不還，前些年有個在全國人大工作的同志通過一位師兄找我借了許崇德老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結果有去無回——由於這書是許老師籤贈的，故每每想起都有些憤懣。
雖然大學四年沒買什麼書，但也看了點書，只是不務正業居多，而這也養成了我另外一個壞毛病，買偵探小說。還記得當時有不少同學都看黃易等人的玄幻武俠作品，所以都會去門口的書店租書來看。團委書記覺得這會影響大家的學習成績，為此不時會到宿舍關心下大家的學習情況，但凡發現讀小說的，均可能收去“暫時保管”。對此，我有些不滿，又不能公然反抗，便去圖書館借了一些英文小說看。團委書記來了，看不懂，所以不好說些什麼，只能作罷。
因此在大學那幾年，我倒看了不少英文小說，其間有一本偵探小說，雖然害我做了不少噩夢，卻讓我迷上了偵探小說。博士畢業之後，有了點收入，每回碰上亞馬遜外版書打折時，我便會淘點相對便宜的偵探小說，不過，所購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為主，最近兩年在舊書網上也買了幾本Georges Simenon的小說的德譯本。
舊書攤
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五年，也是自己買書和讀書相對勤快的幾年，特別是讀碩士時，同學中有幾個學霸，隔段時間都要“炫”下自己又讀了啥書，我自己又非法學科班出生，壓力較大，故買書和讀書大概成了碩士期間的必修課；此外，高我一級、我的高中同桌陳斯彬教授是一個喜歡逛書店的，常常拖著我去人大和北大逛舊書攤，既然去了，通常也沒有空手而歸的道理。為此，到我碩士畢業時，已經漸漸累積了一書架左右的書，也讀了不少，只是多數情形下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
之後留在人大繼續跟韓大元老師攻讀博士，韓老師因為身兼多職，各種事務比較多，便指定我接替屠振宇師兄擔任他的學術秘書，處理一些跟他個人的教學科研有關的雜事以及中心的一些會議事務，時不時得幫老師購買一些教學或者課題的參考資料，老師便讓一式兩本，一本給我，為此，那幾年書也囤了不少書。此外，當時人大有個週末書市，每到週末便會擺開長龍，在那兒能淘到不少好東西。不過，一方面由於有些人賣盜版書，另一方面由於某些原因，前幾年這個書市終於關閉了，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儘管讀博三年累積了不少書，三個書架還多，但由於我一直未能處理好雜事和學習的關係，所以所讀的書並不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博士前兩年半所讀的書都不如我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在印度四個月讀得多、讀得細。當時按照韓大元老師的要求，我申請了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聯合培養博士生項目，到印度加爾各答的西孟加拉國立法科大學師從M. P. Singh教授研習印度憲法，並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一方面由於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由於荒廢了幾年學業，心慌，怕畢業不了，所以那四個月基本都是在圖書館或者宿舍看書。
回國時，以為印度憲法可能是自己未來主攻的領域，為此，也買了一堆書。只是
畢業之後，我很快將關注點轉移到德國憲法理論上了，於此，或許也辜負了韓大元和辛格兩位老師的期待。從德國帶回一百公斤的書
2008年工作以後，自己有了一點收入，偶爾也有一兩個校內外課題，特別是在做課題預算時，辦公費我通常都照上限做，為此，買書時會更寬鬆些，書的數量自然也就迅速增加了。
特別是2010年德國馬普比較公法和國際法研究所博士後獎學金和2015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資助，使我有機會到德國進一步開展學習和研究。這也給了我大采購的機會，只是在海德堡時，多數的書都是在書店特別是一些舊書店中買的，而在柏林時更多的是通過亞馬遜買的。
需要一提的是，書籍這東西很沉，帶回國便頗為不易。其中兩次購書多虧有我愛人幫忙，否則，真不知道能不能弄回來：一次是2011年回國時，怕經由郵寄會受到損害，所以有兩套基本法評註，我自己帶著，但由於行李有限重，為此，只能託由我愛人（當時的女朋友）幫我帶其中的幾捲回來；另一次是2015年再去德國，我則變本加厲，回國時帶回了近100公斤的書，滿滿兩個行李箱，外加兩個紙箱子，此外書包裡也是見縫插針，鼓鼓的裝了好幾本。
記得當時過海關時，工作人員見我們倆拖著一堆如此沉重的行李，便滿臉狐疑地攔了下來，要我拆箱檢查。我無奈地告訴她，自己是高校老師，都是書，拆了可能就又得折騰半天。她便滿臉哂笑地說，“算了，你們可以走了。”
家中不少臺版書和外文書都是託人從境外帶回的，經常騷擾的師兄弟和同學居多，如張翔、屠振宇、王鍇、田麗春、田偉等，大概給他們造成了不小的負擔。之後，發現可以從德國亞馬遜和元照出版公司直接購書後，也就較少麻煩他人，不過，也有一些特價書或者舊書，賣方並不提供國際郵寄服務，在這種情形下仍不得麻煩別人。
記得前些年，就買了幾本這樣的書，於是就又寄到在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師弟田偉處。恰好韓大元老師帶隊去慕尼黑或者奧地利交流，其間田偉會去見老師，於是就讓他託老師帶回來。之後大概是託人大法學院朱巖老師或者誰帶回的。為此，之後韓老師狠狠地批評了我，並說，如果我不做出點學問來，大概對不起那些書。我猜，他應該是想說，我就對不起那些幫我帶書的人。
此外，還有不少書是從孔夫子舊書網上淘的。不過，我淘書比杜強強教授差太遠，他常常能撿到一些漏，有些時候還順便給我買本。我買的以二手的外文專著和教材居多，對教學和研究而言，只能說是聊勝於無。不過，偶爾也能淘到一些有意義的書，如美國時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以及董成美、皮純協、Mark Tushnet等諸位老師親筆簽名的書。
說到簽名，有一件有趣的事，前些年翁嶽生和王澤鑑兩位老師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做學術講座，講座結束後，王新清副校長等幾位領導宴請二老，我趁著還未上菜，拿了二老的大作去找他們簽名，被幾個同事笑話了一番。不過，我自己則覺得，追學術明星總不是件壞事，更何況這樣一來，書更有收藏的價值。
家徒四壁（書）
柳建龍家的書直堆到天花板。（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多年來購買的書籍佔滿了家中四壁，但如此“家徒四壁（書）”並非我所願。
之所以買一堆書，一者與“飢餓記憶”相似，清代大文學家的袁枚便是一例。（其）“幼好書，家貧難致……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不過，我當然不及袁氏之萬一，只是之所以買書，心境或許類似。
二者，我所買的書中，法學著作居多，而法學著作，尤其是教材，多數並不適合收藏，畢竟“法律改一個字，半個圖書館都將變成廢紙”，之所以還得買，與國內大學圖書館的觀念和服務水平恐怕不無關係。
2007年在印度交流時，我就有很深的感觸，西孟加拉國立法科大學的圖書館其實很簡陋，桌椅、書架、電腦都很一般，但是，英美主要法學期刊則悉數訂閱，館藏也甚為豐富。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倘若發現缺書，無論師生，只要去找管理員要張推薦表簡單填下，圖書館會立即聯繫當地的一家專業書店購買，除非一般渠道買不到該書，否則，通常會在2周到3周之內入庫並提供借閱，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沒有什麼人會想著囤一堆法學著作；反觀國內大學，圖書館多數都建得氣勢恢宏、內部裝修金碧輝煌，桌椅、書架、電腦等硬件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可是談到購買書籍和數據庫，則面有難色，甚或一毛不拔，讀者薦購，三兩年內有所著落已是幸事，多數情形下毋寧是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能有所期待，於是只好自力更生了，多數學者的專業書房大概也是這樣建起來的。京城自古居不易，房價高，要有一間書房供這些書也實是不易。而我恰恰也供不起，於是不免要擠佔家裡可憐的空間。時下顯然柴米油醬醋茶仍然是我不得不關心的事，讀書在多數情況下不過是謀生的手段之一而非興趣。不知何時能夠“安得”廣廈千萬間，那時，我想我會多買點非法學的著作，希望自己能夠靜下心來看看書。（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記者丨柳建龍
《方圓》人物版2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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