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他的书房，仿若走进了法律书籍界的一个小小联合国

柳建龙在他的书房中。（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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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柳建龙家的门，就迈入了他的书房。除了一门、一窗，就是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柜，令人生出一种“被书埋了”的感觉来。除了中文书籍，柜子里堆放的还有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书籍，仿若法律书籍界的一个小小联合国。

柳建龙师从中国著名宪法学学者韩大元，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曾先后赴印度、德国等地访学，访学的重要所得基本都在这几面书墙上。

柳建龙几乎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购于哪里、如何周转、花费多少，有一些有珍贵签名的更是安放于高阁，生怕有所损伤。

这样一间“家徒四壁（书）”的书房里，藏着柳建龙怎样的阅读史？以下为他的执笔自叙。

少时文学梦

读高中前，我并没有几本课外书，毕竟老家的人并不怎么重视教育，更何况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得刚上小学时，我们有两个班，大概有七八十人，到三年级时剩下三十多人，到五年级时就只有十七八人了，加上留级转校的勉强凑成一个快三十人的班。至于初中，由于当时要升学考试，好像就只有十七个人左右进入初中。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几本课外书大抵是正常的。

我最早接触的课外书应该是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小学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时，跟一个小一两级的学弟关系不错，他父亲是学校老师，有很多这类书，借着看了不少，以至于当时村子里一个知识分子告诉她儿子，要他离我远点。当时只是觉得奇怪，不过，时至今日，看到仍有那么多人试图为那样的时代“翻案”，也只能苦笑。

至于我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课外书，是小升初考试后去工地找父亲时买的《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也有不少同学偷偷读武侠小说，我大概也看了一些，只是基本没什么印象。

读《西游记》是我当时假期最大的乐趣之一，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现在想来，颇觉好笑，毕竟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最晦涩的或属《西游记》，其中不少文字佶屈聱牙，而且相当部分内容也晦涩难懂。前两年，专业书看累了，我有时会找些小说作调剂，有几次特意拿了《西游记》，都是才翻了几页，就没有勇气再看下去，因此也很好奇，当年是什么力量促使自己读完这书的？除了神仙鬼怪有诱惑力外，大概“贫穷”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真正开始买书，是在高中。那时住校，母亲每周会给我三五十元作为生活费，除去伙食费和日用品外，还能剩几块钱，我通常会攒起来买书。

现在想想，总觉得那些年最对不起的人大概是母亲，毕竟那时候家境并不宽裕，父母要支撑四个子女念书，而我用于买书的钱，很多是母亲粜粮食换来的。当时交通不便，母亲往往要挑着一百斤左右的粮食，走六七公里路到县城，才能换回一百来块钱，当时如果能节约点，母亲也可以少辛苦些。

喜欢买书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受高英辉和王尔坚两位语文老师的影响。高中时我的学习并不好，在省高考摸底考试前一直倒数有名，只有语文成绩还可以勉强维持一点点自信心，为此，所买的大多数是文学作品。不过，我的文学梦很快就破灭了，王老师觉得我的文字太过晦涩，靠这个吃饭，将来不免“饿死街头”，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幸的是，我虽然听了劝告选择了其他专业，但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文字吃饭。不过，假装斯文、附庸风雅的毛病大概是落下了，时至今日，每年我仍会花不少钱去买上海古籍、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作品。

恕不外借

大学四年大概没买什么书，即便有，印象也不深刻。最近几年，偶尔路过厦门，与三五同学小聚，他们还是会拿我在新生见面会上的表现揶揄我。据说，在那次见面会上，我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有很多书，但有个怪癖，恕不外借，所以别找我借书，免得双方难堪。

尽管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讲过这话，但以我的性格大概错不了，况且当时自己的不少书扉页上的确都写着“恕不外借”。只是当时所谓多，也不过三五十本而已，不算教材，尚不足以堆满两格书架，现在想想，真是够“夜郎自大”的。

不过，“恕不外借”的习惯至今没有多少改变。有一些同行课题甚多、经费充足，但却吝于购买必要的参考资料，虽云“书非借不能读也”，不过，对待此种人我宁可束之高阁也不肯外借。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一者怕有污损，2008年我从印度回来后，有个师弟从我处借了几本印度宪法的书去复印，污损不少，弄得我几乎不想再看到这些书；二者怕有借不还，前些年有个在全国人大工作的同志通过一位师兄找我借了许崇德老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结果有去无回——由于这书是许老师签赠的，故每每想起都有些愤懑。

虽然大学四年没买什么书，但也看了点书，只是不务正业居多，而这也养成了我另外一个坏毛病，买侦探小说。还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都看黄易等人的玄幻武侠作品，所以都会去门口的书店租书来看。团委书记觉得这会影响大家的学习成绩，为此不时会到宿舍关心下大家的学习情况，但凡发现读小说的，均可能收去“暂时保管”。对此，我有些不满，又不能公然反抗，便去图书馆借了一些英文小说看。团委书记来了，看不懂，所以不好说些什么，只能作罢。

因此在大学那几年，我倒看了不少英文小说，其间有一本侦探小说，虽然害我做了不少噩梦，却让我迷上了侦探小说。博士毕业之后，有了点收入，每回碰上亚马逊外版书打折时，我便会淘点相对便宜的侦探小说，不过，所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为主，最近两年在旧书网上也买了几本Georges Simenon的小说的德译本。

旧书摊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五年，也是自己买书和读书相对勤快的几年，特别是读硕士时，同学中有几个学霸，隔段时间都要“炫”下自己又读了啥书，我自己又非法学科班出生，压力较大，故买书和读书大概成了硕士期间的必修课；此外，高我一级、我的高中同桌陈斯彬教授是一个喜欢逛书店的，常常拖着我去人大和北大逛旧书摊，既然去了，通常也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为此，到我硕士毕业时，已经渐渐累积了一书架左右的书，也读了不少，只是多数情形下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之后留在人大继续跟韩大元老师攻读博士，韩老师因为身兼多职，各种事务比较多，便指定我接替屠振宇师兄担任他的学术秘书，处理一些跟他个人的教学科研有关的杂事以及中心的一些会议事务，时不时得帮老师购买一些教学或者课题的参考资料，老师便让一式两本，一本给我，为此，那几年书也囤了不少书。此外，当时人大有个周末书市，每到周末便会摆开长龙，在那儿能淘到不少好东西。不过，一方面由于有些人卖盗版书，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前几年这个书市终于关闭了，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尽管读博三年累积了不少书，三个书架还多，但由于我一直未能处理好杂事和学习的关系，所以所读的书并不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博士前两年半所读的书都不如我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在印度四个月读得多、读得细。当时按照韩大元老师的要求，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西孟加拉国立法科大学师从M. P. Singh教授研习印度宪法，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一方面由于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由于荒废了几年学业，心慌，怕毕业不了，所以那四个月基本都是在图书馆或者宿舍看书。

回国时，以为印度宪法可能是自己未来主攻的领域，为此，也买了一堆书。只是

从德国带回一百公斤的书

2008年工作以后，自己有了一点收入，偶尔也有一两个校内外课题，特别是在做课题预算时，办公费我通常都照上限做，为此，买书时会更宽松些，书的数量自然也就迅速增加了。

特别是2010年德国马普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博士后奖学金和2015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资助，使我有机会到德国进一步开展学习和研究。这也给了我大采购的机会，只是在海德堡时，多数的书都是在书店特别是一些旧书店中买的，而在柏林时更多的是通过亚马逊买的。

需要一提的是，书籍这东西很沉，带回国便颇为不易。其中两次购书多亏有我爱人帮忙，否则，真不知道能不能弄回来：一次是2011年回国时，怕经由邮寄会受到损害，所以有两套基本法评注，我自己带着，但由于行李有限重，为此，只能托由我爱人（当时的女朋友）帮我带其中的几卷回来；另一次是2015年再去德国，我则变本加厉，回国时带回了近100公斤的书，满满两个行李箱，外加两个纸箱子，此外书包里也是见缝插针，鼓鼓的装了好几本。

记得当时过海关时，工作人员见我们俩拖着一堆如此沉重的行李，便满脸狐疑地拦了下来，要我拆箱检查。我无奈地告诉她，自己是高校老师，都是书，拆了可能就又得折腾半天。她便满脸哂笑地说，“算了，你们可以走了。”

家中不少台版书和外文书都是托人从境外带回的，经常骚扰的师兄弟和同学居多，如张翔、屠振宇、王锴、田丽春、田伟等，大概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之后，发现可以从德国亚马逊和元照出版公司直接购书后，也就较少麻烦他人，不过，也有一些特价书或者旧书，卖方并不提供国际邮寄服务，在这种情形下仍不得麻烦别人。

记得前些年，就买了几本这样的书，于是就又寄到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师弟田伟处。恰好韩大元老师带队去慕尼黑或者奥地利交流，其间田伟会去见老师，于是就让他托老师带回来。之后大概是托人大法学院朱岩老师或者谁带回的。为此，之后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并说，如果我不做出点学问来，大概对不起那些书。我猜，他应该是想说，我就对不起那些帮我带书的人。

此外，还有不少书是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的。不过，我淘书比杜强强教授差太远，他常常能捡到一些漏，有些时候还顺便给我买本。我买的以二手的外文专著和教材居多，对教学和研究而言，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不过，偶尔也能淘到一些有意义的书，如美国时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以及董成美、皮纯协、Mark Tushnet等诸位老师亲笔签名的书。

说到签名，有一件有趣的事，前些年翁岳生和王泽鉴两位老师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学术讲座，讲座结束后，王新清副校长等几位领导宴请二老，我趁着还未上菜，拿了二老的大作去找他们签名，被几个同事笑话了一番。不过，我自己则觉得，追学术明星总不是件坏事，更何况这样一来，书更有收藏的价值。

家徒四壁（书）

柳建龙家的书直堆到天花板。（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多年来购买的书籍占满了家中四壁，但如此“家徒四壁（书）”并非我所愿。

之所以买一堆书，一者与“饥饿记忆”相似，清代大文学家的袁枚便是一例。（其）“幼好书，家贫难致……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不过，我当然不及袁氏之万一，只是之所以买书，心境或许类似。

二者，我所买的书中，法学著作居多，而法学著作，尤其是教材，多数并不适合收藏，毕竟“法律改一个字，半个图书馆都将变成废纸”，之所以还得买，与国内大学图书馆的观念和服务水平恐怕不无关系。

2007年在印度交流时，我就有很深的感触，西孟加拉国立法科大学的图书馆其实很简陋，桌椅、书架、电脑都很一般，但是，英美主要法学期刊则悉数订阅，馆藏也甚为丰富。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倘若发现缺书，无论师生，只要去找管理员要张推荐表简单填下，图书馆会立即联系当地的一家专业书店购买，除非一般渠道买不到该书，否则，通常会在2周到3周之内入库并提供借阅，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想着囤一堆法学著作；反观国内大学，图书馆多数都建得气势恢宏、内部装修金碧辉煌，桌椅、书架、电脑等硬件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可是谈到购买书籍和数据库，则面有难色，甚或一毛不拔，读者荐购，三两年内有所着落已是幸事，多数情形下毋宁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京城自古居不易，房价高，要有一间书房供这些书也实是不易。而我恰恰也供不起，于是不免要挤占家里可怜的空间。时下显然柴米油酱醋茶仍然是我不得不关心的事，读书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之一而非兴趣。不知何时能够“安得”广厦千万间，那时，我想我会多买点非法学的著作，希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看看书。（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记者丨柳建龙

《方圆》人物版2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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