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柳葉刀—艾滋病病毒》發文宣佈：世界上有了第2例被治癒的艾滋病患者！
這距離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柏林病人”被治癒，已經過去十幾年了。
“兩個病人被治癒的概率，就像被閃電擊中好幾次一樣小。”相關專家向《中國科學報》表示，“我們只能說有兩例病人被治癒了，而不能說艾滋病被治癒了，接下來人類需要尋找更安全、更經濟、更有普及性的治療方法。”
2019年3月8日，英國劍橋大學教授Ravindra K。 Gupta團隊在《自然》上報道了一位“倫敦病人”，同時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
他接受了攜帶 CCR5-Δ32 突變的捐贈者的造血幹細胞移植，之後他不僅霍奇金淋巴瘤康復了，血液內也沒有再發現艾滋病病毒。
隨後他在被仔細監測病毒載量的同時停止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截至論文投稿，血液內也沒有發現艾滋病病毒的反彈。
此次《柳葉刀》論文正是對這一“倫敦病人”的跟蹤報道。一年過去了，數據顯示他在沒有ART藥物的幫助下，依然安好。
《中國科學報》記者就第二例艾滋病患者被治癒的相關問題採訪了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和北京協和醫院艾滋病診療中心主任李太生。
《中國科學報》：這次“倫敦病人”和之前的“柏林病人”治療思路一樣嗎？
李太生：一樣的。都是接受了攜帶CCR5-Δ32突變的骨髓移植。
《中國科學報》：一年前這個團隊就曾在《自然》發文，稱“倫敦病人”的艾滋病得到了“長期緩解”。一年過去了，這篇最新的《柳葉刀》論文釋放了哪些新信息？
李太生：首先自然是分析治療中斷後的緩解時間延長了。其次，去年發表的研究只檢測了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RNA。這次擴大了檢測樣本，包括血漿、精液、腦脊液、腸道組織等。
結果顯示，除外週記憶CD4細胞中能夠記錄到極低水平艾滋病病毒—1 DNA信號外，從21個月到30個月的檢測時間內，上述樣本中的病毒RNA或DNA檢測均呈陰性。腋窩淋巴結中雖可檢測到線性DNA，但完整前病毒DNA是陰性的。
《中國科學報》：艾滋病現在有公認的“治癒”標準了嗎？“倫敦病人”確實符合治癒標準嗎？
張林琦：艾滋病目前還沒有公認的“治癒”標準。但從研究病毒在體內複製的動力學來看，如果觀察到停藥後這個病人的病毒沒有反彈，就可以說這個病人治癒了。因為如果反彈，停藥後一個月內肯定會死灰復燃。
我認為“倫敦病人”在30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沒有反彈，基本上可以說是被治癒了，也就是說病毒從體內被清除掉了。
《中國科學報》：已經有兩例患者被治癒，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療法治癒大量患者了？
張林琦：很遺憾，這種療法還不具有推廣性，因為要求太多了。一個病人被治癒的概率，就跟“被閃電擊中好幾次”差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合適的骨髓捐贈者太稀缺了，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攜帶CCR5-Δ32等位基因，而世界艾滋病人數可能超千萬。
另外，整個骨髓移植過程風險性非常大：技術操作非常難、患者有一定的死亡率，供者與受者之間骨髓的配型又很難。即使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還需要繼續服用免疫抑制劑，來維持供者與受者免疫不相互排斥的平衡狀態。
因此，目前我們也只能說有兩例艾滋病患者治癒了，而不能說艾滋病被治癒了。
《中國科學報》：“倫敦病人”治療的成本有多高呢？
張林琦：毫無疑問，“倫敦病人”治療成本肯定非常高，骨髓採集、全身性清髓，以及其他監控應急措施等，這些費用比常規的療法高出太多。
按照現在的操作模式來看，該療法成本幾乎不可能降下來，首先找到供者就要花費很大，臨床骨髓移植、安全保障等都需要高昂費用。
《中國科學報》：是不是說這兩例治癒病例的意義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
張林琦：“柏林病人”和“倫敦病人”被治癒，確實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不僅證明了一種療法的有效性，也指明瞭一個值得繼續探索的方向。
按照這個療法的原理，如果能把普通捐贈者骨髓裡的CCR5基因有效敲除掉，就可以大大增加對艾滋病有治療意義的骨髓來源。
或者直接拿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細胞進行體外基因敲除，這還能避免移植排斥反應。
科學就是這樣，剛開始取得一個突破是不惜代價的。突破了，接下來就要思考如何開發更安全、更經濟、更具普及性的方法。
《中國科學報》：
這個方法是指基因編輯療法嗎？現在這方面的實踐如何？
張林琦：解決CCR5基因供者稀缺的問題，基因編輯療法可能是當前唯一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法，它可以很有效地把CCR5基因敲除掉。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包括基因敲除的精度、準確性和效率。如果敲除效率達不到100%，（治癒）根本一點希望都沒有，因為病毒會擴散到沒有敲除掉CCR5基因的細胞中，也就是病毒肯定會再次反彈。
而達到把CCR5基因100%敲除掉的目標，還要走一段艱苦的探索之路。這就像在大海中撈針，如果找錯了，撈出一塊“石頭”，後果很嚴重。另外，找到針後還要把它精確地打斷，也很困難。
《中國科學報》：我們注意到，兩個治癒的艾滋病病人都同時患有兩種嚴重疾病（“柏林病人”是同時患有艾滋病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倫敦病人”是同時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這是巧合嗎？還是有別的原因？
張林琦：鑑於現有的抗艾滋病藥物已經能夠很好地抑制病毒在體內的複製、延長感染者的壽命、維持病人的健康狀況，因此對於只患有艾滋病的病人來說，通常沒有必要接受可能會對身體造成額外傷害的療法。
“柏林病人”和“倫敦病人”之所以都採取骨髓治療的方法，是因為他們患有的其他病症必須採取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療，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有需求的，骨髓移植療法是確定的，只不過需要骨髓移植的供者攜帶CCR5-Δ32等位基因，這樣可以實現“一箭雙鵰”。
閱讀更多 新疆天同公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