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城，並於次日將其佔領。
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手侵華的開端，清政府在戰爭中失利，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除了割地、賠款、增加通商口岸之外，鴉片開始合法化，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傳教，這些要求不僅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同時也導致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等戰爭。此外，被稱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也被燒燬。
落後就要捱打，這是今天的我們都明白的道理。清政府除了在軍事實力上不及英法，更暴露出許多嚴重與世界脫節的地方。
我們先來搞清楚，為什麼英法聯軍首選廣州作為攻擊目標？
第一，廣州是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廣州的海外貿易史極其悠久，漢朝就已經有了歐洲人踏足的記錄。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只允許一口通商，這“一口”就是廣州，“廣州十三行”幾乎可以成為當時中國外貿的代名詞。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強行打開，首批五個通商口岸也有廣州。
第二，英法藉口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事件都和廣州有關係。給了英國藉口的亞羅號事件，就是因為廣東水師抓捕走私犯時，搜查了懸掛英國國旗的亞羅號，還抓了12名華裔水手。法國則是藉口馬神甫事件。這件事的起因是，一名法國神甫違規到廣西傳教，引發衝突，被縣令拘押致死。這事跟廣州沒有直接關係，但廣西屬於駐在廣州的兩廣總督管轄。
廣州領事巴夏禮聲稱亞羅號上的英國旗被中國官員撕毀。圖為英國畫家所繪《中國官員扯下了亞羅號的英國國旗》
第三，廣州入城問題。按照《南京條約》，外國公使有權力進駐廣州城，可是歷任地方官始終找各種理由拒絕外國人入城。比如百姓仇視外國人，進城有危險；港口已經是廣州了，沒必要進到城牆裡面來。這個事就這樣拖了十幾年，令英國人非常不高興，認為清政府不能全面履行和約，是對己方的羞辱。
本來，1854年英國提出修約，希望擴大自己的在華利益，公使入城就已經不再是英國人最迫切的需求了。然而，中英還是在這個問題上爭吵不斷。
今天看來，設立大使館、領事館都是非常正常的外交程序，可清政府一直堅決反對。原因說起來很簡單，只有一個字：禮。因為這一個字，清政府上下對待公使入城，可以說是如臨大敵。
先後擔任廣東巡撫、兩廣總督的葉名琛，是清方直接和英人打交道的最高官員。他拒絕英國公使入城是為什麼？是為了朝廷尊嚴，歸根結底，是要嚴守“夷夏之辨”，嚴防“華夷混雜”生出任何事端。廣州人確實有敵視外國人的情緒，第一次鴉片戰爭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
葉名琛
基於上述原因，葉名琛態度極其堅決，英國人根本無法和他協商。他對英國人的交涉向來是禮貌拒絕，而且從不和英國人會面。這種堅決到了什麼程度呢？葉名琛在英國人進攻後曾向咸豐皇帝謊報軍情，他的前任徐廣縉甚至不惜偽造聖旨，這都是欺君之罪，要殺頭的。但他們甘願冒這種風險，也不願意讓英國公使入城，戴上破壞“華夷之辨”的大帽子。
咸豐皇帝對公使入城，特別是公使駐京，簡直到了害怕的程度。
第一，西方人朝覲中國皇帝是不下跪的。這一點，早在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時，已經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三跪九叩是清朝唯一正式的朝禮，如果公使只行西方禮儀，皇帝的威嚴就會受損。
第二，公使不下跪，那皇帝就不能見他。為了不見各國公使，皇帝想出了很多辦法。一，一切跟外國人有關的事都交兩廣總督辦理，從制度上根絕皇帝見公使的可能性。二，《中英天津條約》明確規定：“公使駐京，以西禮參拜皇帝”，咸豐皇帝對此非常著急，提出減少甚至全免關稅、增加通商口岸，希望換取英方刪除公使駐京一條。三，各種辦法試過之後，咸豐乾脆躲在熱河（今河北承德）不回來了，中間一度想去西安，被大臣們勸住，最後死在了熱河。
咸豐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乾隆儘管不高興，但還是接受了馬嘎爾尼單膝跪地行禮。可咸豐帝不行，大清不再有康乾盛世的國力，自己更沒有乾隆那樣的崇高威信，面對內有太平天國，外有列強入侵的困局，他無法再承受皇帝威儀有任何損傷。
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的場景。
“華夷之辨”是中原王朝看待異族的一種思維定式。能不能行中華禮儀又是很重要的一條判斷標準。外國公使拒絕行跪拜禮，如果讓他們見皇上就等於破壞了禮教。這正是清廷把公使入城這件事看得那麼重的直接原因。從春秋時期開始，孔子說的“禮崩樂壞”就被當成亡國之兆，這個口子堅決不能開。
傳統中國關於禮制的爭論屢見不鮮。比如明朝“大禮議”之爭。針對嘉靖帝要不要認明孝宗為嗣父的問題，以及相關的嘉靖帝該用何種禮儀迎接自己生母的問題，皇帝和大臣們分成兩派，爭論了長達三年。在受儒家傳統教育的人眼中，這就是天大的事。
中華文明有其璀璨的一面。但是，當清朝的統治者用儒家禮教，天朝上國那一套去面對已進入工業文明，操持近代外交理念的歐美國家，肯定會出問題，所以有人也將中國近代與西方的衝突，稱之為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衝突。
歷代評價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
——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公使駐京”對清朝說來卻是一場，猶如生死一般的天大災難。清朝為此進行了全力的抗爭，表現出不惜一切代價的姿態，結果完全失敗，連帶的損失又是相當慘重。從某種意義上說，此一被後人迅速遺忘的事件，實是清朝維護其“天朝”觀念與體制的悲烈的最後一戰。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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