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讀《岳陽樓記》，並不知道作者范仲淹從來沒有去過岳陽，而是在600公里之外一個叫百花洲的地方，看圖說話寫就的一篇命題作文。
去了河南鄧州的花洲書院，才知道範仲淹展開的那幅《洞庭秋色圖》，是岳陽太守滕子京託人帶來的，囑請他為自己修造的岳陽樓寫一篇紀念文章。隨圖而來的還有一封信《與範經略求記書》，信中言之切切：“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知我朝高位輔臣，有能淡味而遠託思於湖山樓千里外，不其勝歟？當年範公在邊塞所吟詠《漁家傲·秋思》、《蘇幕遮·碧雲天》，僚屬至今記憶猶存。謹以《洞庭秋晚圖》一本，隨書贄獻，涉毫之際，或有所助，幹昌清嚴，伏惟惶灼。”
再後來，去了湖南嶽陽，在岳陽樓下反覆吟誦《岳陽樓記》，在雙公祠裡流連端詳范仲淹與滕子京分坐案旁，才知道範仲淹和滕子京原來是“吾誰與歸”的一對比心摯友，才知道從百花洲看到岳陽樓，范仲淹才是最懂滕子京的人。
此時，“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信中的範公，已不再是鎮守西北的經略安撫招討使，也不再是仁宗皇帝身邊的參政知事（相當於副宰相）。“慶曆新政”夭折後，范仲淹已經被貶為鄧州知府。但是，兩人由相識到相知，在朝堂上真言直諫，在戰場上並肩殺敵，在宦海中沉沉浮浮，已建立了榮辱與共情同手足的友誼。
范仲淹比滕子京大一歲，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 赴京趕考，街頭相遇。考場外，相見恨晚，一見如故。考場內，同科及第，一榜進士，俗稱同年。“同年”的友誼，和同窗有得一比。揭榜後，兩人相約遠足，攜手遊覽青陽長山和九華山，一路無話不談，一路山水美景，一路人生抱負。
入仕為官後，范仲淹曾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負責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工作中，范仲淹發現唐代修建的黃海舊堤年久失修，海潮倒灌、滷水充斥，良田被淹，鹽灶被毀，百姓苦不堪言，遂建議泰州知州、江淮漕運使張綸沿海重修捍海堤堰。天聖三年（1024年），張綸奏明朝廷，宋仁宗調范仲淹為興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天聖四年（1026）八月，母親病逝，范仲淹不得不辭官守喪，工程由張綸繼續主持完成，史稱泰州治堰。臨走時，范仲淹舉薦泰州軍事判官滕子京擔任張綸的助手。在修堤築堰的過程中，滕子京顯示了出眾的能力才幹，備受張綸稱讚。
范仲淹升任京官，舉薦滕子京也到京城任職。天聖七年（1029年），已經十九歲的宋仁宗趙禎依然被皇太后垂簾聽政，早早準備著冬至時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認為這一做法將家與國的禮儀混為一談，有違倫理，向仁宗奏疏曰：“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 同為御史臺諫官的滕子京更是口無遮攔，直言皇帝：“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多贏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好在仁宗皇帝畢竟寬仁，並未因二人如此犯上而敕令責罰，只是置之不理。
不料，這年夏天，開封城暴雨如注，玉清昭應宮被雷電擊中，一夜大火將堂皇的宮殿燒成了一堆焦土瓦礫。把持朝政的皇太后藉此機會，以管理不善為名，罷黜了當朝宰相王曾，其提攜重用的范仲淹、滕子京等一眾中低官員也被逐出京城，貶至邊遠苦地。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西北邊境戰事吃緊，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協助安撫使夏竦討伐西夏。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率領西夏軍再次進犯，直逼關中，宋軍連吃敗仗，近萬人做了俘虜。西夏軍打到渭州時，距滕子京鎮守的涇州只有120裡。滕子京沉著應戰，籌集糧草，招募勇士，動員百姓共同守城。已改任慶州知州、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的范仲淹率一萬五千人馳援趕到，合力擊敗了李元昊。二人在保衛涇州的戰役中同仇敵愾，勠力同心，立下了汗馬功勞。
涇州保衛戰勝利之後，范仲淹被宋仁宗加封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在范仲淹的再次舉薦下，有功之臣滕子京也被提拔為高級文官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慶州知州。
就在滕子京到任後不久，即遭人舉報，指控他在涇州時貪汙腐敗，濫用公款，吃喝玩樂，迎來送往，招待花銷16萬貫。基於案情複雜，牽連眾多，害怕百口莫辯，滕子京燒燬了所有賬簿，讓人查無實據，無法定罪。朝廷派人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所謂16萬貫公使錢是諸軍每月的供給費,招待犒勞羌族首領及士官吃喝的費用只有3000貫。當時正值慶曆新政，在朝中擔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相當於皇帝的貼身秘書）歐陽修極力為其辯白，力求赦免。後來，大事化小，滕子京官降一級，被貶為鳳翔知府(今陝西寶雞市境)，後又被貶虢州知府(今河南靈寶市境)。對此偏輕處罰，朝中御史依然接連上奏，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因而，慶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進一步貶到了更為荒僻的嶽州巴陵郡。
有關此案，後世編纂的《宋史》有一段評價：“宗諒（滕子京）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蓋棺定論的這句話，似是說明滕子京只是豪爽俠義，敢做敢當，不像貪腐之人。滕子京死後，滕家無力撫養幼子，范仲淹慷慨擔當，在《祭滕子京文》中義不容辭地承諾：“我今撫之，必教有稱。” 也似佐證了滕子京還算是比較清廉的官員。
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滕子京是帶著滿腔的憤懣和不甘赴任巴陵郡的，他試圖在這裡證明自己，扭轉自己在官場灰溜溜的形象。他在這裡幹了三件自己認為可圈可點的大事，一是修建了嶽州學宮，二是修建了堰虹堤，三是修建了岳陽樓。修建嶽州學宮，可謂是百年樹人的民心工程，修建堰虹堤可謂是發展經濟的基礎工程，修建岳陽樓則是宣傳嶽州的形象工程。
洞庭湖無風三尺浪，有風浪滔天，湖邊的岳陽是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匯聚的水上要衝。以往在湖中來往的船舶，來到岳陽城下無處停泊，都只能停靠在南岸很遠的津渡，進城時，往返一趟十分辛苦，若遇到狂風巨浪的襲擊，經常有顛覆沉沒的危險。滕子京發動群眾，只用一季，便修築了長一千尺，高三十尺的堰虹堤，來往嶽州的船隻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內，受益的百姓、官員、商賈無不豎指稱讚。
因“慶曆新政”而被貶滁州的歐陽修聞知此事，對滕子京大加讚賞，發來了《堰虹堤記》為朋友歌功頌德：“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
作為比歐陽修更鐵一層的“同年”好友，展讀滕子京的信函和畫卷，范仲淹已是思緒萬千浮想聯翩。自己在鄧州創辦了花洲書院，好友在巴陵修建了嶽州學宮，雖沒有去過岳陽，但憑著對家鄉蘇州太湖風光的嚮往，也能想象到那“銜遠山，吞長江”的洞庭湖是如何的“橫無際涯”、“浩浩湯湯”，那“日星隱曜”、“浮光躍金”的萬千氣象，那“漁歌互答”、“虎嘯猿啼”的生動場景，那“朝暉夕陰”、“靜影沉璧”的時光輪轉，都如歷歷在目。觸景生情，登臨雄偉壯觀的岳陽樓時，怎能不油然而生“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的洋洋喜氣，但聯想到改革失敗、理想受挫、壯志未酬的現實，又怎能不生髮“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的迷茫，“感極而悲”呢？
雖然思緒萬千浮想聯翩，范仲淹還是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一手在朝中主持的“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次年，自請放逐為鄧州知府，以堂堂副宰相的智慧膽識，重教化，輕刑罰，廢苛稅，倡農桑，治理一個州府，遊刃有餘，綽綽有餘，深得民心，已初見成效。欣聞自己的好兄弟在巴陵也幹得風生水起，只一年多的工夫，已經是“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自己既要為勞苦功高的好兄弟舉杯相慶振臂歡呼，也有責任、有義務、有情分告誡滕侯，無論何時何地何種境遇，都不能忘乎所以，都要以國家社稷為重，都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都要“進亦憂，退亦憂。”都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位卑未敢忘憂國，《岳陽樓記》裡的萬般叮囑，都是知己知友的范仲淹寫給摯友的肺腑之言，更是其身體力行的內心獨白。慶曆八年，朝廷調范仲淹到荊南府任知州時，鄧州百姓感其恩德，綿延數里，跪道兩旁，殷切挽留。范仲淹不得不上書仁宗皇帝，得以在鄧州留任一年。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離世時，歐陽修為其撰寫的碑文中記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為己任……常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蘇軾評價說：出為名相，處為名賢；樂在人後，憂在人先。經天緯地，闕諡宜然，賢哉斯詣，軼後空前。王安石稱頌其：一世之師，由初起終，名節無疵。宋仁宗親書“褒賢之碑”，加贈兵部尚書，諡號“文正”，後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
《岳陽樓記》激情四射，文采奕奕，境界高遠，一經問世，便引起朝野轟動，不但使岳陽樓名聲鵲起，也讓滕子京重新被仁宗想起重用，慶曆七年(1047)，調任他為蘇州知府，並終老於這處富庶之地。蘇州，正是范仲淹的家鄉。而范仲淹的長眠之地，則在滕子京家鄉洛陽城外的萬安山下。也許這只是地理空間上的機緣巧合，也許這也是冥冥之中真摯友情生死不息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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