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史學界稱為：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不斷碰撞出的偉大國度。

其實我們放眼全球，不僅僅是中國，整個人類古代文明史，實際上也可稱之為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爭鬥史。因為每個偉大的農耕文明，都不可避免的遭受過遊牧或海洋文明的爭鬥洗禮。

由於歷史往往是被善於修史的農耕文明所記載，所以從“史觀”上來說，必定會偏向於不利於遊牧文明的一面。但是，世界著名蒙元史專家——日本人杉山正明的力作《遊牧民的世界史》，除了前所未有地從一個整體來對歐亞大陸的遊牧文明進行系統性研究之外，還擺脫了以往偏頗的史觀，把已經被文獻記載所邊緣化了的遊牧民族，重新拉回到歐亞歷史發展的舞臺之中。

世界著名蒙元史專家——日本人杉山正明向來擅長站在遊牧民族角度去還原世界史

“歐亞一體化”的形成，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七個世紀

自二戰之後，西方社會科學界所公認的一個觀點，即“世界一體化”起始於15、16世紀西歐所引領的“地理大發現”。從在這一立場上看，之前的所謂“世界史”只是將散沙裝成一盤罷了，不同國家、民族在各自的文明圈中孤立、散亂髮展的而已。

西方學者認為，是西歐人通過“地理大發現”首次將這些不同文明圈連結在一起，使世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在這些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

杉山正明認為，“世界體系論”完全忽視了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歐亞大陸一體化的歷史，明顯帶有西歐中心主義色彩。他在另一本著作《忽必烈的挑戰》裡已闡述得非常明白：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說的世界體系論忽視了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歐亞大陸一體化的歷史，明顯帶有西歐中心論的色彩”

——《忽必烈的挑戰》

西方學者認為是歐洲航海的發展才把世界連成一體，以杉山正明為首的東方史學家們並不這麼認為

《遊牧民的世界史》中提到，實際上的“歐亞世界史”中，至少從公元 8、9 世紀開始，由於“絲綢之路”陸路貿易的發達，不同歐亞文明之間已經產生了非常充分的互動和溝通，這種狀況延續到了13世紀，歐亞文明逐步邁向了一體化的道路。西方學界把當時的世界描述為“互相獨立狀態般存在”，這其實是一個極大的認知錯誤。

西歐所主導的“地理大發現”的確讓人類步入了“地球世界史”的全新階段。但在此之前，人類歷史上長期處於“歐亞世界史”的時期。而且“歐亞世界史”要比“地球世界史”早到七個世紀左右。

那麼，在歷史長河之中，把歐亞大陸連成一片的區域在哪裡呢？這一塊地方涵蓋了西伯利亞、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帕米爾高原、阿富汗、伊朗、高加索……等廣大區域，被概念化的稱作為“中央歐亞大陸”。從公元前7世紀，一直到16 世紀，這塊地方都是遊牧民族盡情馳騁的世界。

空氣乾燥是“中央歐亞大陸”的顯著特徵，在此嚴酷的自然環境中，人們學會逐水草而居，也就出現了遊牧生活方式。僅靠單純的遊牧生活是完全無法做到自給自足的，因此遊牧民常常要帶著自己的收成，到綠洲城市中去進行交易，豐富生活物資。

至少從8-9世紀開始，遊牧民族的活動形成了“中央歐亞大陸”，穩定連接起了亞歐之間的通路

全新的角度看匈奴，改變對遊牧民族的傳統認識

書中反覆提到需改變對遊牧民族帶著固有認識的觀點，不宜以傳統的“華夷”史觀或“西方中心主義”史觀來看待遊牧民族。杉山正明認為長期以來，對遊牧民族的傳統認識有失偏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遊牧民族自身史料記載的缺失，導致現代人對遊牧民族的瞭解只能立足於他們的敵人——農耕民族記載的史料基礎上，所以這些史料往往包含著仇恨和偏見，這是研究遊牧民族歷史所必須避免的關鍵點。

這種現象導致有許多人對匈奴這類的遊牧民族產生了一種思維定勢：“長城以外的野蠻部落”，書中基於史料，大篇幅地對匈奴的國家結構進行了全面徹底的分析，認為匈奴的主要特徵是：

第一，匈奴採用的十進制作為一個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而且這個方法一直貫通於匈奴的政治、軍事、經濟之中；第二，匈奴面朝南方，將帝國區分為“左、中、右”三個部分，並進一步認為這是以君主為中心的左右兩翼體制；第三，匈奴是由領地和分地居民所組成的聯合體，再加上“異姓”裨小王及由他們領導的多族集團，匈奴國家實質是個多元化的聯盟、混合型的國家。

匈奴軍制不僅為東北亞遊牧民族樹立了典範，也讓歐洲充份感受到了遊牧民族兇悍

至於為什麼實行“左、中、右”三部制？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田廣金作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

“匈奴的國家結構，又必須要適應其遊牧經濟的特點，故把匈奴控制下的廣闊草原地帶分為左中右三大條”

——《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

個人對此觀點深表贊同，但似乎正是因為匈奴帝國內部多種族、混合型的民族構成特點，才使匈奴大單于考慮分區而治。杉山正明還強調，這種以十進制為連結，以“左、中、右”三部製為特點，以多民族為組成的國家體制，是之後歐亞大陸興起滅亡的諸多遊牧國家的共通之處，作者在分析這一論點時，運用了匈奴、鮮卑以及後來的蒙古帝國的例子進行說明。這一點是杉山先生基於“跨越式”史觀所得出的獨創性結論。僅用這三個例子，能否代表整個遊牧民族，是有待商榷的。實際上活躍於公元6世紀左右的突厥，並未將疆域劃分為三部來實行可汗制。

對於匈奴與西域之關係，杉山正明先生認為匈奴與西域諸國可以歸結為遊牧國家與綠洲都市群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在乾燥地區的綠洲都市群依附於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遊牧國家之下，遊牧民族為綠洲都市之間的商貿提供安全保護，並從綠洲民的經濟中獲取利益。一個獲得安全，一個得到經濟利益，從而實現兩者軍事力和經濟力的互補。

我們從這一論斷出發，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漢朝與匈奴在西域的勢力的此消彼長。從漢朝開始，中原王朝始終朝著經營西域的方向而努力，其關鍵性的目的是為什麼呢？例如對於唐代一直試圖獲取並經營西州、沙州等地，顯然是與唐朝謀求對抗突厥勢力以及其他遊牧勢力有密切的關係。

遊牧民族把古代綠洲城邦有機的串連起來了

只要能控制西域的綠洲，無疑有助於唐等中原王朝削弱塞北遊牧國家，使之喪失經濟和物資供給來源。同時也有利於在軍事戰略上，對塞北的遊牧勢力形成合鉗之勢。可以說，是否控制西域，等同於是否能有效的應對遊牧國家的威脅。

貿易立國，蒙元帝國構築的“歐亞大陸商業網絡”

成吉思汗在建立了蒙古帝國之後，按照匈奴建立的十進制編制，全體牧民都被納入千百戶的組織中，這樣就被固定於一定地域內，實行“上馬則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的牧戰結合的政策。

到了忽必烈時期，蒙古帝國的版圖橫跨歐亞大陸，帝國內囊括了數不清的各種民族。為此，忽必烈為同時有效統治遊牧和農耕民族構建了有制度差異的“二元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物流、生產及交通等諸多領域都展開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

杉山正明在著作中大膽地下了論斷：蒙元乃是貿易立國。為什麼呢？在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重商主義政策之下，商業利益直接地涵蓋到蒙古帝國的疆域之外，並促成大範圍的陸海兩路接軌，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型“歐亞大陸商業網絡”形成了。在具體的商業施政方面，《忽必烈的挑戰》中有詳細的闡述：

“尤其是忽必烈政權之施政，著力在於蒙古人的軍事力量與穆斯林商人的經濟力量的結合。這兩者是互相利用的關係，穆斯林商人利用蒙古人的軍事力、政治力擴大商圈和追逐利潤，而蒙古人利用穆斯林的資本力、情報力和通商網更圓滑順暢地推動遠征和擴張”

——《忽必烈的挑戰》

隨著歷史研究的逐漸透徹，學者認為蒙古的立國之本實際上是靠商業和貿易

為了商業上的目的，更好的編制“歐亞大陸商業網絡”，蒙元帝國在疏通運河、加強海運、推動白銀這種硬通貨，等等經濟建設上都是不留餘力，這些都是為其商業利益而服務。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蒙元帝國毫無疑問地起到了許多積極的作用，比如我們今日中國所構築的陸上和海上的“一帶一路”，其中包含的意義堪比近十個世紀之前蒙古帝國所構築的“歐亞大陸商業網絡”。

多角度研究歷史，充份發揮想象力

品味杉山正明的著作，我們能清晰感受到那種打破常規的的想象力。對於歷史學研究來說，想象力也是非常的重要，否則很容易陷入堆積的史料中難以自拔，被史籍主觀而含有偏見的記載而困惑。

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展開豐富的想象力，才能將生動有趣的歷史樣貌展現出來。《遊牧民的世界史》所涉及的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都非常大，涉及的事件、人物又很多，但是時空、事件、人物都被有機地串聯起來。書中充分展現了杉山正明先生同時駕馭史料和理論的非同一般的能力。

對於“歐亞世界史”的建構，是否可以有更多視角呢？比如絲綢之路上從事遠距離貿易活動的商人集團。雖然他們只是這部著作中的配角，但是他們所發揮的作用畢竟是特殊的而不可替代的。

蒙元帝國憑藉強大的軍力，把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給徹底的貫通了

另外還有開闢印度洋航道的穆斯林，他們協助構建了“歐亞大陸商業網絡”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許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對不同的主體目標勾勒出不同的透視圖。正是在多角度分析歷史，以及充份發揮想象力方面，《遊牧民的世界史》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迪。

結語：

由於該著作的文字表述方式顯著異於中國史家的行文習慣，坦誠的說這本書讀起來並不輕鬆。但讀罷之後，會發現作者提供相當豐富的知識，是其他通俗類歷史書籍所不能比擬的，含金量不可低估。

草原民族的千年興衰史，摒棄傳統中原政權影響的成見，通過第三方的視角去解讀，能夠給我們帶來別開生面的不同感受。或許會因此對過往的認識和觀念產生重大轉變，甚至會心生對遊牧民族的關懷和同情。

然而，我們所對待歷史的態度，不僅是需要對所記敘歷史的尊重，更應該是對歷史的批判和質疑。無論是海洋文明、農耕文明還是遊牧文明，哪怕是處於弱勢的一方早已在歷史轉換的過程之中失去了話語權，但我們無法忽略他們對人類發展進程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最後，向光輝深埋千年而重見天日的遊牧民族致敬！

《敕勒歌》抒發了草原遊牧民族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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