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精神困境
如果“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
/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据说，大文豪歌德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最后发出的呼唤是“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
后来，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听到了这段（可能是杜撰的）歌德临终遗言，即刻反驳道：“不，温暖，温暖，多一些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
光明与温暖不是同在的吗？难道会有什么光明而寒冷的地带？或者黑暗而温暖的处所？
在题为《无知与福佑》的演讲中（马克·里拉出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席的一场就职演讲），马克·里拉将这个故事用作结语，以
象征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知识态度。
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启蒙的传统预设了知识与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与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阳所放射的光芒也将温暖我们”。这一理念构成了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基础。但在这个主流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信念，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适合的环境，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
/ 苏格拉底之死
在这篇演讲中，里拉勾勒出一条贯穿于犹太教、基督教和西方哲学史的“反传统”思想暗流——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这一反传统思想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压制。
但是，当整个世界在科学光芒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光明”的时候，人们却不时地感觉到“寒冷”，对于何为幸福有些茫然失措起来。这种茫然困惑透露出现代世界的基本困境。
对于现代性的思虑与反省也形成了我在学术研究中的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如果信奉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现代人面对的挑战是：
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代人之精神困境的时代背景
经理性启蒙的现代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柏拉图洞穴”中出走，摆脱了黑暗的人们看见了太阳，期望让真理的光芒驱逐蒙昧，在真善美的和谐之中达致期许的幸福。这种观念在近代之后成为西方思想的主导力量。
“雅典”与“耶路撒冷”（或者说哲学与启示）之间的紧张与复杂纠葛，到了17世纪似乎决出了胜负（但这不是“真理意义”上的胜负，而是哲学在历史实践中的胜出。按照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决无可能驳倒启示”）。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的西方世界，在理性化的驱动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现代”。
/ 雅典学院
“启蒙”（enlightening）就是以光芒来照亮：重新评判一切传统的信念与价值，凭借理性的追问、审查、思考与判断，为神话破碎、上帝退隐之后的世俗化世界立法，奠定新的标准。
然而，理性化的现代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林、阿伦特、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等等——都深切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困境，并以各自方式来诊断问题的关键所在，也都试图探寻可能的出路。毫无疑问，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检讨已经成为学界的热门“显学”。
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代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多样的，仍然处在争议之中。 因为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总体，在其内部蕴含着复杂的多样性与紧张。
现代启蒙主义具有“理性的自负”的倾向，却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批判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也是现代性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使得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的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突破现代精神困境的基本原则
审慎的理性主义、超越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
以上极为简化的概括只是为了勾勒出现代性论题的宽泛背景。对现代性问题展开全面的系统性研究还远不是作者目前所能企及和驾驭的工作。但我近些年的大多数思考都是在现代性的论域之中来讨论某些特定的主题。这些讨论背后也的确贯穿着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对现代性困境的清醒考察应当避免落入某些二元对立的陷阱。所谓“古今之争”的某种版本暗示着这样一种抉择：要么重返“昏暗而温暖”的“柏拉图洞穴”，要么忍受走出洞穴之后“光明而寒冷”的现代性荒原。这种二元论既虚构了古代也虚构了现代，更简化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同质性总体的思想——无论是予以赞美还是贬斥——也是一种幻觉或迷思。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并不必然迫使我们在“自负的启蒙主义”与“悲观的反启蒙主义”之间做出抉择：要么走向理性主义的科学僭狂，要么陷入反理性的虚无主义深渊。这种极端的二元观念本身恰恰是形而上学的迷雾，是典型的现代思想病症。
光明未必总是温暖的，但现代启蒙传统的光芒并不必然将我们带入一条通向寒冷北极的不归之路。这不是现代性真实的困境。
因此，试图以理性主义的观念建构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性危机，或者以否定整个现代性的条件与成果为前提来另辟拯救的蹊径，都可能是现代性病症的恶化而不是医治，或者说，这些治疗方案可能会比病症本身更具有灾难性。
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尚未明晰地敞开，一切终极性的宣判与断言多半是故作惊人之语，都可能失之武断与轻率。正是现代的这种不确定性邀请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由此探索可能的出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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