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不得不面對的精神困境
如果“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那麼徹底反省之後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嗎？
/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據說，大文豪歌德在生命的彌留之際，最後發出的呼喚是“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
後來，西班牙作家烏納穆諾聽到了這段（可能是杜撰的）歌德臨終遺言，即刻反駁道：“不，溫暖，溫暖，多一些溫暖！因為我們是死於寒冷，而不是死於黑暗。讓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嚴寒。”
光明與溫暖不是同在的嗎？難道會有什麼光明而寒冷的地帶？或者黑暗而溫暖的處所？
在題為《無知與福佑》的演講中（馬克·里拉出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席的一場就職演講），馬克·里拉將這個故事用作結語，以
象徵西方思想史上兩種不同的知識態度。
從蘇格拉底時代開始，啟蒙的傳統預設了知識與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與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陽所放射的光芒也將溫暖我們”。這一理念構成了西方主流哲學傳統的基礎。但在這個主流傳統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信念，認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對我們更為適合的環境，只有當我們學會在這種有所限制的視野中生活，我們才會幸福”。
/ 蘇格拉底之死
在這篇演講中，里拉勾勒出一條貫穿於猶太教、基督教和西方哲學史的“反傳統”思想暗流——懷疑“光明”總是會帶來“溫暖”，相信保持某種無知是一種福分。這一反傳統思想在近代以來一直受到壓制。
但是，當整個世界在科學光芒的照耀下變得越來越“光明”的時候，人們卻不時地感覺到“寒冷”，對於何為幸福有些茫然失措起來。這種茫然困惑透露出現代世界的基本困境。
對於現代性的思慮與反省也形成了我在學術研究中的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如果信奉蘇格拉底的格言——“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那麼現代人面對的挑戰是：
徹底反省之後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嗎？在我看來，這或許就是現代性問題的關鍵所在。
現代人之精神困境的時代背景
經理性啟蒙的現代世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從“柏拉圖洞穴”中出走，擺脫了黑暗的人們看見了太陽，期望讓真理的光芒驅逐矇昧，在真善美的和諧之中達致期許的幸福。這種觀念在近代之後成為西方思想的主導力量。
“雅典”與“耶路撒冷”（或者說哲學與啟示）之間的緊張與複雜糾葛，到了17世紀似乎決出了勝負（但這不是“真理意義”上的勝負，而是哲學在歷史實踐中的勝出。按照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說法，“哲學決無可能駁倒啟示”）。歷經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與現代科學興起的西方世界，在理性化的驅動下不可逆轉地走向了“現代”。
/ 雅典學院
“啟蒙”（enlightening）就是以光芒來照亮：重新評判一切傳統的信念與價值，憑藉理性的追問、審查、思考與判斷，為神話破碎、上帝退隱之後的世俗化世界立法，奠定新的標準。
然而，理性化的現代世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20世紀最為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尼采、韋伯、海德格爾、施特勞斯、伯林、阿倫特、法蘭克福學派、哈貝馬斯等等——都深切地洞察到現代性的困境，並以各自方式來診斷問題的關鍵所在，也都試圖探尋可能的出路。毫無疑問，對現代性的批判性檢討已經成為學界的熱門“顯學”。
但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當代西方思想界對現代性的理解是多樣的，仍然處在爭議之中。 因為現代性本身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總體，在其內部蘊含著複雜的多樣性與緊張。
現代啟蒙主義具有“理性的自負”的傾向，卻同時也包含著自我懷疑與批判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對現代性的批判本身也是現代性傳統的內在組成部分。這使得現代性仍然是一個“活著的”的生長變化的現實，其未來前景也蘊含著多種可能性。
突破現代精神困境的基本原則
審慎的理性主義、超越二元對立的批判性思考、對歷史與現實境遇高度敏感的實踐哲學
以上極為簡化的概括只是為了勾勒出現代性論題的寬泛背景。對現代性問題展開全面的系統性研究還遠不是作者目前所能企及和駕馭的工作。但我近些年的大多數思考都是在現代性的論域之中來討論某些特定的主題。這些討論背後也的確貫穿著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對現代性困境的清醒考察應當避免落入某些二元對立的陷阱。所謂“古今之爭”的某種版本暗示著這樣一種抉擇：要麼重返“昏暗而溫暖”的“柏拉圖洞穴”，要麼忍受走出洞穴之後“光明而寒冷”的現代性荒原。這種二元論既虛構了古代也虛構了現代，更簡化了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而將現代性視為一個同質性總體的思想——無論是予以讚美還是貶斥——也是一種幻覺或迷思。對現代性危機的診斷並不必然迫使我們在“自負的啟蒙主義”與“悲觀的反啟蒙主義”之間做出抉擇：要麼走向理性主義的科學僭狂，要麼陷入反理性的虛無主義深淵。這種極端的二元觀念本身恰恰是形而上學的迷霧，是典型的現代思想病症。
光明未必總是溫暖的，但現代啟蒙傳統的光芒並不必然將我們帶入一條通向寒冷北極的不歸之路。這不是現代性真實的困境。
因此，試圖以理性主義的觀念建構一勞永逸地解決現代性危機，或者以否定整個現代性的條件與成果為前提來另闢拯救的蹊徑，都可能是現代性病症的惡化而不是醫治，或者說，這些治療方案可能會比病症本身更具有災難性。
應對現代性困境的出路尚未明晰地敞開，一切終極性的宣判與斷言多半是故作驚人之語，都可能失之武斷與輕率。正是現代的這種不確定性邀請我們訴諸一種審慎的理性主義，一種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種對歷史與現實境遇高度敏感的實踐哲學，由此探索可能的出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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