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人：黄成达（化名，大冶）
- 记录者：书生日常
解放前，我们屋里穷，穷到叮当响，我兄弟五个，我是老四，还有一个妹，娘老子（大冶方言，父母）没田地，一家人三天两头饿肚子。那时候我们家一天只吃两餐饭，有钱的人家就吃三餐，吃三餐的少，吃两餐的多。早上吃干苕（大冶方言，晒干的红薯丝或红薯片），晚上吃荞麦粉坨子、荞麦粉糊子。我到十几岁都没穿过鞋，冬天用破布裹几坨棉花往脚上一缠就算是棉鞋。没田地，娘老子就租村里地主的田来种，一斗田交两担谷的租。交租的时候，都用地主家的老斛老斗量，他的一斗要抵平常时的一斗五到两斗，两担谷送出去，屋里就没剩多少了。那时候也没有二季谷，一年只能种一季谷，不像现在，粮食当然就不够吃。我父（大冶方言，父亲）带着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苦做死做，企（大冶方言，站）在水田里，烂泥巴淹到腰上，给地主家薅田，扯毛荠草（大冶方言，荸荠草），扯起来用泥巴糊住，不糊住还会长起来，草见不到太阳就死了。
地主家田多，有十几担田（大冶方言，一担田约等于四亩），那些田多的人都不住在村里，都住在外面，村里有亲戚替他们料理田产。我父穷了一辈子，发愿要买一丘田（大冶方言，一块田），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死做就是节约，收了小麦不敢吃，都存到坛子里，只吃自己种的荞麦。谷子割了以后，把田一犁，过了白露就可以种荞麦。为咪（大冶方言，为什么）种荞麦？因为长得快，一百天就可以收。到一九四九年，我十五岁，家里好不容易存到了十四担小麦，就想着向村里的一家地主买一丘田。我父办了饭，请了中人（大冶方言，中间人）到屋里来，还要叫一个写字据的人，中人在场，当着两家的面立个字据，把田地的大小、位置、东南西北以某某家的田塍（田埂）为界，都写清楚了。写了，买家还要给中人和写字据的人一点钱，然后我们兄弟几个把麦子挑到地主家去，二斗八升田就算是到手了。
土改时，农民分土地（网图）
田买到了，我娘老子欢喜得不得了，心里想：这回不怕没饭吃了！俗语说得有——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到把谷种撒到田里，上面来了工作组，要“土改”，划分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你家的田地多少来划分；多余的田地要拿出来，然后按照家里的人口平均分配田地。我们家原来是雇农，一买田就变成中农了。赶到这个节骨眼，我父急得几天几夜困不着觉（大冶方言，睡不着觉）。他想不通，自己当了一辈子穷百姓、老实人，一家人一年六个月没有过夜（大冶方言，吃晚饭），用嘴里抠下来的小麦买的田，怎么一下子就没了，要交公。他进门也叹气，出门也叹气，解不开这个理。那时候上面来的工作组由贫下中农派饭（大冶方言，轮流供应饭食），吃一餐饭，工作组每人给农户一角二分钱，半斤粮票。地主和富农没资格派饭，就算你做了好饭好菜去请工作组，他们也不来，怕犯错误。那天轮到我们家派饭，我娘老子做了一桌饭菜，去请工作组的人来。吃完饭，我父就把我们家的情况跟工作组的人说了，为首的那个同志就说：现在是新社会，田地要平均分配。你们家的十四担小麦就当送人了，买的田也不要了，还是当回你的雇农。你们要是犟着不放手，将来可能要受政治影响。后面这句话把我父吓着了，他就照着工作组说的做，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再回头想这个事，我们都认为是被那家卖田的地主货（大冶方言，骗）了，他们有门有路，早就知道上面要来工作组，要“变天”，就提前把田地卖给我们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土巴佬，真是“有钱冇良心”。就个样（大冶方言，这样），一家人上了一个老当，把好不容易积下来的一些粮食哈（大冶方言，都）送人白白吃了。
到一九六六年，金山店铁矿在附近农村招工，预定三百人，打算在金山店公社招两百人，大洪公社和梅山公社各招五十人。金山店公社领导不同意，怕放那么多人去做工，影响农业生产，有些人也不想去，不晓得做工跟做农哪个划得来。后来金山店只招了一百人，大洪和梅山也各招了一百人，总数没变，都是合同工。我屋里的人（大冶方言，妻子）开始拦着不让我去，怕耽搁生产队的工分。我就对她说：我在农村欠饭吃，你就放我出去吃顿饱饭吧，要是还有比农村更苦的位子（大冶方言，地方），我也认了。就这样，我就到铁矿当了工人，那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我担心年龄大了过不了关，就在表格上改为一九三八年出生，其实我是一九三四年生人。那一批，我们村拢共去了四个。矿里每个月给每个合同工发四十二块钱的工资，但其中三十块要拿出来交给生产队折算工分。一块钱算十个工分，一个月就是三百个工分。另外剩下的十二块钱当伙食费。在农村种田的时候，我们一个劳动日只有三角钱，一个月就是九块钱，所以算下来还是做工比在家种田好一点。因为这个，后来附近农村想出来做工的人就越来越多。过了两三年，生产队不给出去做工的人记工分了，矿里就按人头每个月给生产队交六块钱的管理费，那四十二块就都归个人，那想来做工的人就更多了，有些村还为抢几个进矿的名额闹矛盾。一九七〇年那一批进矿的大冶人最多。
我们到矿里上班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那个工段有一百个人，分成十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个人。我是小组长，戴着红袖章，除了带头做事，还要监督那些以前是干部的人劳动。那些干部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分到我们组，个个很胆小的样子——也可能是装出来的，总是低着头做事，不敢看人。他们以前都是坐办公室的，当中有些人哪里会做粗重的事？没几天手上就磨得血泡摞血泡，血泡破了，血和皮肉都沾在锤子柄上，沾在矿桶上，也没人敢吱声。我看在眼里，心里也同情他们。我总是个样想：当干部的总还是当干部的，就算今天不当，明天还会当，把他们踩得太狠，太不当人了，以后他们还有翻身的时候，现在整他们，将来还有落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就对他们比较宽松，不故意整他们，在其他小组劳动改造的干部看到我是这样的态度，也都愿意调到我们组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点，今天还有人念着我的好。
我这辈子没有出过国，最远的就是到哈尔滨，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矿里的运矿列车需要大修，派我和一个年轻的同事一起去。那列车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底下的轮子因为长期运矿，磨损很严重，不是一个两个轮子，是整节整节车皮的轮子都是果个样子（大冶方言，这个样子），需要将整列车皮送到哈尔滨去维修。比较麻烦的情况是，矿里不能自己安排火车头送去，只能沿途靠顺路的火车头拖带，十二节车皮，一直从铁山拖带到哈尔滨去，两三千公里，沿途一段一段地换车头。
金山店铁矿运矿列车与矿仓
我们的任务是跟车，那是四十年前，穿过大半个中国到北方去，我们心里也没底。正是个三月份，刚开春的时候，矿里通知我们两个，不要穿工作服，因为上面写着“武汉钢铁公司”，怕人知道我们是武钢的工人，在路上敲诈勒索，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工人大哥的日子比农民好过些，口袋里有现钱，不比现在，好多工人都下岗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出发前，领导安排一些年轻人把大米、青菜、水和煤油炉子都搬到车皮上，我们身上也都带着现金和全国粮票。一个焊工在一节车皮的前头焊了一个铁架子，外面蒙上绿色的厚帆布，底部用崭新的三角麻绳扎紧帆布的圆铜扣，朝着车皮中间的方向留一道口子，算是帐篷的门。帐篷里面先铺上一层稻草，然后放上两个人的行李和两床被子，我们就在棚子里面做饭、睡觉，从早到晚听火车哒哒-哒哒地跑，有时在某个车站一停就是半天。我们除了到站用铁桶去打两桶水，一刻也不敢离开车皮，因为车头什么时候来拖带我们的车皮，没有人通知我们，多数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火车开到了哪里。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做饭，煤油炉子炒青菜，车皮突然一阵强力的震动，把饭菜全都打翻在地上，我们两个也像被人扔蛤蟆一样飞出去老远，摔得个半死。晚上睡觉只能睡个迷迷迟迟（大冶方言，半睡半醒），因为旁边经常有火车跑上跑下，响动又大，车子又抖，哪里睡得好觉？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感觉像是滑进一个深窟窿里，心里一阵阵缩紧，然后就慢慢清醒过来，知道是有车头来接驳我们的车皮了。解大小手也是在车上，车皮另一头堆了一小堆沙子，解完手用一把铁锹铲点土盖一下就完事。
慢慢地，车过了武汉，到了郑州，有列警过来检查，说我们的车皮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轮缘都磨到了线口，都快吃不住铁轨了，必须停下来维修。我说这车是要送到哈尔滨去检修的，在这里不能停留，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完成任务。后来列警跑去叫来了站长，我用带一点普通话尾子的大冶话跟他磨，磨了好半天，最后他也不耐烦了，让我们签字保证列车在京广线上行驶安全。跟车的两个人，我资格老一点，为了早点离开郑州，就作代表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心直个慌、脸直个红（大冶方言，心慌脸红，形容内心紧张），要是火车真在京广线上出了事，掉了道（大冶方言，脱轨）撞到别的列车什么的，我可够得上判死刑了。
列车在路上走走停停跑了七八天，最危险的时候是进出火车站，因为有岔道的路段车子也抖得厉害，我的心也跟着车皮上下左右直个撞（大冶方言，心跳剧烈）。好不容易熬到了哈尔滨，虽然是春三月，天气冷得受不了。早上起来，发现大雪把帐篷的门都挤开了一条缝，一尺多厚，棍子头个样的冷风（大冶方言，冷风给人的皮肤造成的痛感好像棍子头打在身上）直往鼻子里灌，吸气都不敢用力，脸冻得像冰块。我们两个把压着帐篷门的石头搬开，把雪推到外面去，钻出来，车厢里一片白，好像铺着一层厚棉花，变成一张大床了，对面的那堆沙子竟然看不见一点痕迹，只有那把铲沙子的铁锹立在车皮角上露出半截柄。那是我看过的最大、最好看的雪。
我们爬下车，去哈尔滨车站找接车的人。远远地看见车站里面围着一圈人，中间立着个汽油桶，烧柴烘火。我那个同事腿脚快，走在前面，先进去了，我后脚跟着进去，我的眼睛被大雪晃得花了，看不清人的脸面，一进去就拉着一个人问：“这位同志，这是不是哈尔滨车站？”那个人扑哧一声笑起来，我再作真（大冶方言，认真）一看，原来是我那个前脚刚进来的同事，你说笑不笑人（大冶方言，很好笑）。
我们在车站招待所住下来，吃饭在食堂。三天才吃一顿米饭，其他时间只能吃馍，有时去晚了，馍冻得邦邦硬，嚼不动。我们去的第二天，车站来了一个人，身材高大，一看就是北方的男子汉，他四处打听金山店来的人住在哪里，看到我们，一把把我们箍住（大冶方言，抱住），说“老朋友到了！”其实我们并不认识。原来他在大冶一带当过工人，后来回了哈尔滨老家，他娶的媳妇是我们大冶当地的，也跟着他到了东北。南方长大的姑娘伢不习惯北方一天三餐面食，总是念着南方的米饭，但他们每人每个月只供应三斤大米。她就写信回去，叫她哥哥想办法带些大米到北方来。这次我们送车到哈尔滨，她哥哥打听到了消息，特意托我们带了两麻袋大米在车皮上，一路拖到哈尔滨，米就放在招待所里。这汉子天天到车站去等我们，前一天晚上在车站等到天黑尽了不见人来才回去。他总个（大冶方言，非常）热情，每天晚上拉着我们两个出去喝酒，又带我们去哈尔滨太阳岛、松花江岸边看北方的风景。刚下的大雪还没融，太阳是模糊糊的一个不红不白的盘子，风跟刀子一样在脸上刮，我们穿得像熊猫一样，只留两只眼睛在外面，在太阳岛还请人给我们照了相。相片？相片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太阳岛景区（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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