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中國音樂七十年專題的核心部分——作曲家及其作品。
與很多器樂演奏家的訓練一樣，出現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作曲家們，因應當時的社會局勢和形態，分成兩個系統：一個紮根於國民政府建立的各大音樂院校中；另一批則是奮鬥於條件艱苦的延安。無論是何種出身，這些作曲家們，都為近現代中國的音樂史添下了濃墨重彩的筆劃。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沒有或者走進新中國：黃自、聶耳、冼星海……但這些先驅們的衣缽後繼有人。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幾期專題中認識他們。

音樂大師
馬思聰

馬思聰是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音樂教育家和作曲家。他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更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可惜他經不起文ge的折磨與羞辱，出走美國，“叛徒通敵”的“莫須有”罪名達十八年之久，死於異鄉費城，享年75歲。

馬思聰生於民國初年（1912年），12歲時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影響下，遠赴法國學習小提琴，之前無一出國學小提琴者，如陳洪、冼星海比他晚幾年才到法國學習。1925年他考入法國南錫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後又考入法國音樂教育最高學府巴黎音樂學院學習作曲。30年代初學成回國，接連幾年先後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天津、香港等地演出，被譽為“音樂神童”。當時還沒有哪一位音樂家像他那樣舉辦一系列個人演出，為當時中國小提琴事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依靠自己的演出活動來發揮對社會的影響。

新中國建立後，國務院任命他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同時兼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音樂創作》主編，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他的演奏遍及全國，除西藏一地外他都去演出過：朝鮮戰場、治淮工地，工礦農村都飛揚了他的琴音。

馬思聰第一次留法期間，主修小提琴，也學習鋼琴、視唱練耳、指揮等。30年代初第二次去法國轉而主攻作曲理論和作曲，他創作的小提琴曲打破當時小提琴音樂全部為外國小提琴文獻所佔領的局面，比馬思聰年長的音樂家如李叔同、蕭友梅、趙元任、黎錦輝、劉天華、黃自、賀綠汀等都沒有為小提琴寫過什麼作品。

馬思聰1935年創作的《搖籃曲》可視為中國小提琴音樂的開端，1937年後進入音樂創作旺季，先後創作了小提琴曲《第一回旋曲》、《內蒙組曲》（原名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秋收舞曲》、《第二回旋曲》、《春天舞曲》、《抒情曲》、《跳龍燈》、《鬧元宵》等相當規模和水平的獨奏曲，還創作了中國第一部大型小提琴套曲《F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晚年在美國居住期間，又創作了《第三回旋曲》、《第四回旋曲》、《雙小提琴奏鳴曲》、《雙小提琴協奏曲》及《阿美組曲》等。顯而易見他是當之無愧的名符其實的中國小提琴音樂開拓者，他的作品起點高，技藝達到很高水平，他的創作與演出擴大了社會影響和藝術生命力。

在30年代至80年代，我國一些音樂家也創作過小提琴作品，各有特色和貢獻。但在半個世紀中，無論在中國的音樂舞臺、課堂、音樂廣播中，在小提琴領域還沒有第二個音樂家能完全超出馬思聰取得的成績、水平和影響，而且從他們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可看出馬思聰的影響。

馬思聰的作品擴展到了所有領域：群眾歌曲、藝術歌曲、大合唱、鋼琴、室內樂、管絃樂、歌劇、舞劇、戲劇配樂等各方面，他都寫下了值得人們注目和重視的作品。

當時國內老一輩的、比較全面的知名作曲家（如蕭友梅、趙元任、黃自、賀綠汀、丁善德、譚小麟、江定仙、劉雪庵、張霄虎、林聲翕等）中還沒有像馬思聰那樣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作出如此突出的貢獻，大概只有江文也在這方面可與他相提並論，不僅在於作品的種類和數量的眾多，更重要的是他在創作藝術水平如和聲語言的豐富、配器手法的精湛、樂曲結構的簡練以及作品音樂的個性化等方面不斷提高與創新。

由於留學的經歷，他的音樂不可避免地受歐洲音樂的影響，這在早期比較明顯，然而他不滿足於對歐樂的亦步亦趨後，比較主動堅定地為探索音樂創作的民族風格進行著反覆不斷的努力，逐漸奠定了自己的獨特的創作個性，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感受到了中國的風土人情、中國人的氣質、中國的時代精神以及他個人的抒情性和史詩性。

馬思聰的室內樂的創作具有開拓性的貢獻，例如《第一弦樂四重奏》、《第二絃樂四重奏》《bB大調鋼琴三重奏》、《鋼琴絃樂五重奏》，在當時無論就其作曲的技術水平或作品的規模和對音樂民族風格的探索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演奏，減弱了它們應有的客觀影響，也限制了他繼續在這個領域進行探索的興趣。

1972年馬思聰在美國加州演出後接受州政府授予的獎章

可以說馬思聰是新中國早期最多產的作曲家，他僅小提琴就寫了14首獨奏曲、4部迴旋曲、4部組曲、4部奏鳴曲、2部協奏曲，在美國時還寫過狂想曲24首，二重奏50首，估計總共超過百首。1945年-1955年還創作了六部大合唱：《拋錨大合唱》、《祖國大合唱》、《春天大合唱》、《鴨綠江大合唱》、《淮河大合唱》、《工人組歌》。

馬思聰的管絃樂曲《內蒙組曲》最先是以《思鄉曲》、《塞外舞曲》、《喇嘛寺院》等小提琴獨奏曲改編而成三個樂章的，這首作品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是40年代以來最受歡迎的中國管絃樂曲，50年代又有提高，管絃樂曲《山林之歌》、《第二交響曲》、《山林》最突出的體現了他個人的創作特色和藝術成就，也是當時最優秀的中國交響樂作品。

談到《思鄉曲》，曾記得去年青島交響樂團舉行青島學子專場音樂會，由呂思清演奏此曲，演出過程中我前排有一位老太太頻擦淚水，散場後，我特地冒昧與她交談幾句，她說，我想念我的老師馬思聰，文(wenge)革中我與他有同樣的遭遇，好在我活過來了。無獨有偶，1981年11月19日在臺灣中正堂演奏《思鄉曲》，一軍官感動流淚，可以想像，如果是由作者親自演奏，也許會有更多人流淚。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馬思聰當時寫《思鄉曲》可能是留法所感，而命運把他推到“投敵叛國”的高度，在費城不知他怎樣“思鄉”，也許是“恨鄉”？這時的思鄉與巴黎思鄉有天壤之別，雲泥之差。

馬思聰的成就來自於天賦和刻苦努力，來自於對國家、民族的愛。他政治方向上堅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藝術道路上走的是現實主義，八年抗日年代，家鄉海豐在戰火中，先後搬了二十二次家，他積極創作抗日歌曲，創辦音樂院校並任校長，授課，他說：“一個作曲家，特別是中國作曲家，除了個人的風格特色外，極端重要的是擁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中華民族是民辦上最大的民族，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她有著豐富的音樂寶藏，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比擬的，這份遺產是我國作曲家特有的禮物，是所有作曲家的命根。”

馬思聰塑像

馬思聰為中國民歌配上聲部伴奏，兩輯《民歌新唱》、《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中運用了他家鄉民間音樂音調，表達對家鄉的思念和對祖國的熱愛。《祖國大合唱》運用了陝北音調錶示祖國的希望在陝北，《春天大合唱》用民間鑼鼓音響預示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這一切都出自他內心的藝術表現，而不是任何第三者給他授意的結果，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位愛國者，卻受到了錯誤和不公正的對待。

“投敵叛國”罪名歷經18年，為了記下泉湧的靈感，過分忘我因而短命，沉埋在《熱碧亞》的創作中，狄更斯說過一句話，他生在一個動亂的時代，每一分鐘耕耘都比太平的時候艱苦。

除了濃郁的民族民間音樂氣息外，音樂的抒情性、幻想性和傳奇性也是他的風格特徵，舒曼在談及舒伯特時曾說：“舒伯特把自己所見所聞全部寫成了音樂。”馬思聰也是這樣，他常常給音樂蒙上一層美麗的細紗。然而，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海外廣播時的前奏曲，停播他的《思鄉曲》，改為陝北信天游民歌《東方紅》，頓時他陷入萬念俱灰，預示著厄運來臨。後來，他決定經由香港逃亡美國。幾十人為此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十年動亂之後，經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李凌向中央報告，時任中央的胡耀邦和鄧小平表示：可以歡迎他回來看看。當年學生會主席、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吳祖強到美國拜訪老院長，在費城，二人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馬失聲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