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的武大郎是以賣炊餅謀生。因炊餅是小本生意，給人的印象好像武大郎的日子，過得應並不寬裕，可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
《水滸傳》說“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金瓶梅》也說的更是十分詳細，武大郎“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衙門前樓上下二層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
問題來了：買炊餅的武大郎，居然在陽穀縣租住的是二層臨街商鋪房，還帶著院落。
圖：買炊餅的武大郎
想來宋代的市場經濟也是十分活躍，不然《清明上河圖》裡哪裡那般繁華。
那麼賣炊餅營生的武大郎，怎會有那多錢來支付得起臨街別墅的昂貴租金？
這到底是作者弄錯了，還是另有文章呢？
一、讓文豪、宰相都高攀不起的北宋房價
史上兩宋都非常重視經濟，尤其是北宋，其經濟之富庶繁華程度，不僅遠邁漢唐，也讓後世的明、清兩朝難以企及。
經濟的繁華，直接致使房產價格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京都汴梁，房價之高，更是讓人難以承受。
北宋前期，開封一套豪宅少說也要上萬貫，一戶普通人家的住房，隨便叫價就得1300貫。
按照現代購買力估算，一貫大約300元人民幣左右。那麼普通住房價格，就在39萬人民幣左右；而豪宅就要幾千萬人民幣了。
而按《宋史·職官志》，宋代一個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貫，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幣，年薪108萬。一個普通從八品的縣令月薪十五貫，合人民幣4500元，年薪5萬4千。
這種薪酬，購買房子，確實不容易。
圖：武大郎的家宅
這就使得，哪怕當朝重臣、宰執，僅靠薪俸收入，只能淪為無房一族。
如大文豪蘇軾，在開封就沒有自己的房子，以致到了兒子結婚時候，他只能向朋友暫時借用；
他老弟蘇轍比他好些，到了晚年時候，才終於在三線郊區的許州，蓋了三間房，總算是有了自己居所，高興地非要寫詩慶祝一下：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閒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
同列文名的歐陽修，境遇也比蘇軾兄弟好不了哪兒去。
圖：歐陽修
他到了三十八歲時，雖然官至“知諫院兼判登聞鼓院”，但仍然在開封租房。後來他寫詩回憶在開封的蟻族生涯，仍舊大吐苦水：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眾力，咄嗟便了三十間。
文人重名而輕利，也就罷了，可宰執重臣，居然也經常為此困擾。
如大名鼎鼎的寇準，幾次入相，俸祿優厚，他個人也以講究享受聞名，連廁所裡都要燃點蠟燭，徹夜長明，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行為。
可就是他，也望房興嘆，史載：
“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謹則住僧舍或僦居”
不僅地主家沒有餘糧，宰相家也買不起屋，造不了房。這在大宋竟然是非常自然、平常的事情，以至於翰林學士王禹偁在《李氏園亭記》裡無奈牢騷：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燻戚世家，居無隙地。”
平常大臣的住房窘況，就更不堪一提了，有時候不僅為難子孫，還讓皇帝都為之赧顏。
如宋初將領劉福，生前沒有購置房屋，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裡，他死後官方收回住所，子孫們就沒有地方住了。
真宗時的樞密副使楊礪，也是住在政府給租的房子裡，十分簡陋。他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因為小巷狹窄，連馬車都進不去，皇帝內心真是五味瓶打翻…….
這種情形，真是太丟大宋官家的臉了，可是還真木有辦法，大宋太缺錢了。
圖：大宋繁華市景
大宋的冗官冗軍，加上給大遼的保護費，實在過得太緊巴了。
此種情形，直到宋神宗時，才稍有改觀。
注意，是稍有改觀，不是解決。
為了照顧朝廷面子，專門撥款在皇城右掖門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但只供尚書以上級別的官員，即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等官員才有資格入住。
那麼尚書以下的官員呢？
朝廷就管不了啊，你們還是“僦舍而居”去吧。為此，官方自中央地方均設有樓店務，也就是國有房地產租賃行政管理部門，專門負責出租及修造。
這一切都不是免費的，只是給多數官員，一個低於市價的租賃價格而已。對於官員來說，租金不僅要繳納，這樣優惠價格還不能延續子孫。一旦官員結束了為趙官家奮鬥不息的一生，子孫就要馬上遷出，還有大批排隊等候的人都盯著呢。
命苦不能怨趙官家，大宋的大批官僚，眼含熱淚，就只能集體為大宋租房市場創造GDP去了。
二、在大宋，最幸福的職業是做包租婆
供求緊張的大宋房產市場，直接刺激了民間投資導向，大批包租婆應運而生。
大宋人口的密集程度，也為租房市場的火熱化，不斷煽風點火。
據記載，北宋後期首都汴梁市區的人口密度約為12000人-13000人/平方公里；而到了南宋淳祐年間，臨安府市區內的人口密度約為21000人/平方公里，鹹淳年間，甚至能達到35000人/平方公里。
這麼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城市的住房勢必供不應求。如果有幾套房子出租、收租，那簡直不要太爽，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司馬光曾經說：
“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
也就是在北宋時，十口之家，月收十五貫租金，大約4500元人民幣左右，已經足夠日常花銷了。
到了南宋相關記載說，有的商鋪房，僅每天收到的房租，就已經有20貫左右，約今日6000元人民幣，這包租婆日子，躺賺簡直不要太舒服。
圖：大宋城門
大宋公務員看到包租婆日子這般好過，也就顧不得趙官家的禁令了，也紛紛加入到房產大軍中。
宰相丁謂 的商業眼光最毒，看中了汴京冰櫃街一處地勢低窪地皮，也就是片沼澤地。同僚們本來笑他愚痴。
結果老丁修理宮殿把自己幹成了土木專家，按照老路子，先是附近鑿池放水，把鑿池挖出的泥土用來墊高自家地基，起建房屋。再上報皇帝，由公家出錢把池子聯通河道，又架上一座飛橋，直通保康門，搞成了政府工程。
結果很快，冰櫃街成了著名景點和繁華地段，老丁的房產也就一本萬利，還光租不賣，真是日進斗金。
圖：丁謂捋須
宋徽宗時的宰相何執中，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貫，月入3600貫，這樣收入就是宰相月俸的8倍。“六賊”之一的朱勔更厲害，“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
其他人也想效仿，可地皮早就被搜刮光了。御史中丞翁彥國說：
“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
三、高房價之下，武大郎們怎麼住？
宋代這麼高的房價，讓公務員大佬都不能承受，像武大郎這樣的普通居民，該怎麼辦呢？
（1）趙官家還是有考慮的，一直實行嚴格的限購、限價政策。
宋真宗鹹平年間，政府就明文規定：“禁內外臣市官田宅。將申購公屋的機會傾斜於一般平民。宋仁宗天聖七年，政府又出臺限購政策：“詔現任近臣除所居外，無得於京師置屋。”即現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產之外，禁止在京師購置第二套房。
（2）政府通過“店宅務”， 除了給公務員和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服務。
店宅務雖然盈利，但是比之市價，已經非常低廉了。 它不僅面對公務員隊伍，還針對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服務。
圖：宋都繁華
如何低廉呢?
《宋會要輯稿》記載：
天禧元年，首都汴梁一間公租屋，每月的租金約為500文；天聖三年，公租屋租金反而降為每間每月430文。
《宋人生活水平及幣值考察》記載：
當時做小生意的城市底層人員，月收入平均約有3000-9000文，即便是折中，每月四五百文錢的房租，還是能負擔得起。
所以武大郎們，通過租賃政府廉租房，才能獲得較為優越的生活。
四、總結
作者看似不起眼的作者閒筆，仔細推敲，竟然背後隱藏若干豐富信息。也讓我們瞭解到：比之今天，宋代的住房問題一樣的棘手和焦灼。
感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讀歷史，就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武大郎的住房問題，誰說是他自己關心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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