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刚复（1892～1966），又名文生。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最早从事X射线的研究者和实验物理学的奠基人。1909年首届庚款留美，就读哈佛大学，1918年毕业回国，是哈佛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同大学、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校长等职。
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出身教育世家，早年就读南洋公学，青年时代官派留美，归国后投身教育，先后执教交通大学，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和交大学生崇拜的大教授。受家庭和时代思潮影响，三人抱有强烈的科学与教育救国的共同理想，携手共进，呕心沥血，奋斗一生，在当时影响甚大，被誉为“胡氏三杰”。他们当年的一位学生曾说，他在中学时代就听说中国有两大家族，各有三兄弟在当时学术界出类拔萃，卓有盛名，一是顾毓琇三兄弟，二是胡敦复三兄弟。
就读南洋公学
胡氏兄弟早年先后就读南洋公学。三人中敦复最长，明复次之，刚复又次之。1897年11月，12岁的胡敦复考入南洋公学外院。当时南洋公学成立仅一年，作为附属小学的外院是首次招生，在被录取的120名8～18岁考生中，胡敦复名列前茅。
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最早和最著名的新式学堂之一，要求甚严。外院生每日上课6小时，上午3小时为中文课，分为地理、历史、读文，由公学的师范生轮流执教。下午3小时为西文、西学课，分为英文文法、读本及笔算，由公学师范院的教师兼教。此外还有绘画等课程。所有中西各门课程均于每月月终考试一次，分门出榜，成绩优秀者发给奖银。学生均寄宿校内，作息有严格规定，平时不得出校门一步，节假日须凭家长来信，经学监核准后发给出门证回家，并于当日午后6时前返校。
胡敦复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学业优异。据《上海交通大学纪事》记载，1898年农历二月，外院各班中西功课月考和平时成绩排名中，胡敦复获中学（即国学）第一、英文第三、数学第六3个名次，得奖洋１元3角。
1898年4月，南洋公学中院（相当于中学）开办，胡敦复因成绩优秀，被挑选直接进入中院四班就读。此时他就读外院仅半年。
在中院3年多时间里，胡敦复的学业成绩仍然名列前茅：1899年农历二月，中院中西功课成绩排名中，胡敦复列第二名，得奖洋2元；农历三月成绩排名中，胡敦复又列中院第一名，得奖洋3元。8月21日，公学总理何嗣焜评定各班学生德行，胡敦复在人才济济的中院四班学生中名列第一。
1899年9月6日，胡敦复所在中院四班教习钮永建因事离校，由吴稚晖暂代。吴在为学生讲解严复所译《原富》时，提出会讲之法，让学生在教室轮讲，讲者先后继之，听者环而坐之，遇讲得不明，尚可质疑，形如西方议会。这样集全班智慧，使人人开智受益。这种类似讨论会的现代教学法在今天很普遍，而对19世纪末的中国学校教育来说却是件新鲜事。毫无疑问，它对胡敦复后来的教育生涯有着潜在的影响。
1901年8月，蔡元培受聘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胡敦复虽然不是特班学生，但与蔡元培常相往来，受其影响较深。是年秋，蔡元培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建议，从南洋公学挑选一些优秀青年一起来学，于是蔡元培就选了胡敦复等24人。他们每天前往马相伯住处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对胡敦复十分赞赏，曾说：“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胡敦复就是其中之一。”
1902年7月，胡敦复从中院毕业升入政治班学习。这年8月，两个弟弟胡明复和胡刚复同时进入公学附属小学堂。两人因年龄相近，从小饮食起居、游戏诵读均在一起，入校后又在一个班，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两兄弟稚气未脱又聪明过人，教员们十分关注和喜爱他们，常抚其肩，称为奇童。1903年7月，两兄弟就读小学仅一年就升入中院。
在中院期间，胡明复、胡刚复曾为一道数学题发生争执而打架，按校规，在学校打架是要开除学籍的，先动手的绝对开除，后动手的视具体情况可从轻发落。但当校方问及谁先动手时，两人却都不愿意指认对方，结果双双被开除。而大哥胡敦复也有“不优秀”的时候：一次，敦复在月考中高居榜首，却因顽皮犯错被降为第四名，奖银被减至１元。还有一次，胡敦复与杨姓和张姓两同学因不满宿监朱教习过于严格管束而有不敬之语，3人被记大过。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受其影响，包括中院六班、五班、四班，特班、政治班等在内的全校200余学生同时退学（后有部分学生陆续返回，但退学人数仍达145人）。胡敦复所在的政治班因此自动解散。在蔡元培帮助下，一部分退学学生进入中国教育会办的爱国学社，而胡敦复等另一部分人则由蔡介绍到马相伯处继续学习。1903年，马相伯就徐家汇天文台余屋设立学校，名“震旦”，胡敦复就此成了震旦的第一批学生。后震旦停办，马相伯等复创复旦公学，胡敦复旋又进入复旦就读。
留学美国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地区学校遴选优秀学子出国留学，胡敦复和大妹彬夏一起赴南京应考，双获桂冠（其妹为女榜第一），在家乡引起轰动。1907年秋，胡敦复等一行由温秉忠护送抵美，此系早年留美幼童归国后中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随后，胡敦复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兼习文理多科。
1909年，胡敦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哲学学士。是时，恰逢庚款留美计划启动，清政府在京成立专门负责此事务的游美学务处。应该处总办周自齐之聘，本可继续深造的他毅然回国，主持考选庚款留美学生，并于1910年4月出任游美学务处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教务提调（相当于今教务长）。1911年4月，游美肄业馆经清政府批准改名清华学堂，胡敦复遂成为清华首任教务长。
兄弟三人中，因刚复是过继给三叔合如公的，故自离开南洋公学后，在嗣父保护下幸运地未被停学，而是去了震旦大学预科。1909年，闻听招考庚款留洋生，一家人都鼓励他去报考，结果一举成功。那年他17岁，是首批留美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胡刚复到美国后，就读哈佛大学物理系。由于他对数、理、化三科都很喜欢，所以刚开始对专业的选择举棋不定，在大学的头两年里，他选了好多数学和化学课程，到第三年，才决定专攻与工程生产实业关系最密切，同时又最感兴趣的物理。
1914年，胡刚复大学毕业，同年获奖学金，入哈佛研究院，在杜安教授指导下从事镭提纯工作，并在亨廷顿癌症医院从事镭的医学临床应用研究，实现了他的科学最终应为人类服务的理想。一年后，又在杜安教授指导下从事X射线光谱研究，1918年获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胡刚复研究的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前沿课题，其博士论文《X射线的研究》成果曾被M·德布罗意等著名物理学家引用。这期间，他除了与杜安合作撰写论文外，自己还写了多篇重要的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相对来说，明复就没有那么好运。离开南洋公学后，父亲惩罚性地将他送到宜兴亿和成洋货号当学徒，当时明复不过13岁左右。为此，其母不知掉过多少眼泪。不过，自此明复开始醒事，一有时间就看书，比当初在学校还要用功。亿和成洋货号经理与胡家有故，明复虽是学徒，实际上始终受着特别的照顾。一年半以后，父亲说：“这孩子还是叫他出来，在那边只学了些大爷脾气，何尝学着生意？”但出来后，父亲对他似乎并不抱什么大希望，只令他投考上海中等商业学堂。而最终，他不仅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且又考进南京高等商业学堂。在校3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闻听刚复报考留美生，且大哥为他提供复习资料，明复便坐不住了，写信给在北京游美学务处任职的大哥，表示自己也想考，希望大哥也给他寄一份资料。但胡敦复认为他读的是商科，和普通大学的学生同台竞争没有优势，便拒绝了。明复不死心，写信给父亲求援，经再三函商，敦复才勉强同意。从此，胡明复如饥似渴地自学清华预科课程，假期归来，竟骨瘦如柴。胞姐胡彬夏曾回忆说：“我兄妹中四个大的都在二十岁左右先后由政府资送美国留学，内中以三弟（指明复——作者注）之应考最为劳苦。他不但十三四岁时因入店学习生意曾经停过学一年半，就是后来出来所进的中学及高等学堂，亦皆为商业专门学校，当然注重商业，忽略其他普通学科。他所习的科学，以与商业有关，偏重于实用方面者为多，与清华考试所应预备的科目完全不同……他一面在学校照常上课，一面自习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等科。商业每天有七点钟的课，最后一年为将毕业的一年，功课尤重，但他从不缺课，每考总是第一。在这情景之下，他能于短时期将清华考试预备完好，应考中试，即自幼称为神童的大哥亦不得不惊奇叹服。”
1910年，胡明复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年19岁。和他同批考取的还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以及堂兄胡宪生、妹夫过探先等。胡适曾在回忆胡明复（胡达）的文章中说：“宣统二年（1910年）7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上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在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1910年8月，载重10200吨的“支那号”海轮乘风破浪向地球的另一半驶去，胡敦复以护送官员身份随行。航行中，胡敦复不时与赵元任等闲聊，告诉他们纯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区别。经胡敦复指点，赵元任抵美后放弃学工科的想法，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数学。
鉴于第一批庚款生后来都被先送进了美国高中，故此次第二批学生抵美后，胡敦复便竭力与美国政府交涉，由于他的奔走，第二乃至第三批学生后来都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胡敦复在游美学务处主持选送的三批庚款留美生，共180人，都是当时的青年精英，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如梅贻琦、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胡适、赵元任、姜立夫（后为胡氏兄弟的妹夫）等，都是中国近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明复到美国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商业经济。那时，学校每年都有一次数学比赛，明复屡次参加，都获第一名。很多年后，他的女儿回忆说：“爸爸后来把三块金牌挂在我们子女三个的头上，说：‘爸爸不买金项链给你们，你们三人就戴上它留作纪念吧。’”
在康奈尔大学，胡明复先后与赵元任、胡适同班。4年的学习，他的平均成绩在97分以上，为全校4000余学生之冠。
1913年，胡明复与胡适、赵元任一起被推选为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次年，又与赵元任一起被推举为美国科学学术联谊会会员。这两个团体享有盛名，成为会员很难，更别说中国学生，因此，这成为当时整个康奈尔大学难得的荣誉。
1914年秋，胡明复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同刚复一样，也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只是他专攻数学，师从著名数学家M·博歇(Bocher)和W·F·奥斯古德(Osgood)，从事积分方程论研究。1916年，胡明复参加了在哈佛召开的美国数学会年会。
1917年夏，胡明复通过博士论文，成为第一个在哈佛获得数学博士的中国人。他研究的是当时数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其成果得到当时美国数学界一些权威的很高评价。1918年10月，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美国数学会会刊》第19卷第4期发表了他的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在美国发表的数学论文，在中国现代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创办科学社
1914年6月10日，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有感于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面对西方国家发达的科学与经济，忧心如焚，相约组织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向国人传播科学思想。他们主要是1910年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胡明复便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其他人还有赵元任、周仁、秉志、过探先、杨杏佛、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胡明复与任鸿隽、杨杏佛被公推起草科学社招股章程。8月，组建科学社董事会，胡明复当选为5董事之一（1915年10月25日，该社更名中国科学社）。在那一年暑假，为准备即将创刊的《科学》杂志前3期的稿子，胡明复与任鸿隽、赵元任等夜以继日赶写稿件，胡明复共撰写了《万有引力之定律》、《算学于科学中之地位》、《近世科学的宇宙观》、《近世纯粹几何学》等10篇文章。191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性现代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出版。
1917年，胡明复回国后，在大同学院设立中国科学社事务所，继续为中国科学社服务(1918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三牌楼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社员过探先家设立临时办事处。1920年搬到成贤街文德里。1931年1月1日，明复图书馆在上海陕西南路235号建成开幕，遂成为中国科学社新址)。因大多数科学社成员回国后分散各地工作，所以，编辑、审核、校对、印刷等一应琐碎繁杂事务，几乎全由时在上海的胡明复一人担当。从1915年到1925年，他长期兼任科学社会计。科学社从早先靠发起人每人月捐5美元开始，10年来，无不靠着胡明复精打细算，惨淡经营。以他当时的名气，完全可以到外地大学教书，借此推掉科学社的工作，事实上北京大学就曾多次邀请他去，但他放不下科学社和大同大学，这是他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理想的两个根据地。从1917年回国到去世，他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辛苦操劳，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就这样，他还总觉得不够，说：一个人倘能做三个人的事业，或在一日之中能做三日的工作，那么他不啻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了三倍；他若30岁死，也同活到90岁无异。
在很多人眼里，胡明复本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和更好的个人前途，任鸿隽说：“倘使明复向生于他国，早成为世界上之科学家。”“明复在算学上的造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倘使他能继续研究下去，准定在算学上有一点贡献，可惜他回国以后便被教书和其他事体把他发明的机会完全断送了。”
而胡明复却不这么认为，他深知中国要强大起来，靠少数几个科学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广大民众的科学启蒙才有希望，所以他甘愿做一名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开路小工，为传播现代科学知识铺路奠基。他曾感慨地说：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
胡明复的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崇高赞誉。杨杏佛评价他：“服务科学社的热心毅力十年如一日，唯有意料之外的死（指1927年意外溺水死亡——作者注），才使他中道脱卸仔肩，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明复对科学社，足可当此八个字。”
除胡明复外，胡敦复、胡刚复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胡刚复于1915年在美国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先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大地电象》、《电位定名解》等多篇论文。胡敦复于1917年加入中国科学社，1922年，中国科学社另设董事会，他成为9名董事之一。
1918年，鉴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科学名词、术语翻译十分混乱，学术界决定重新厘定科学名称。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大事，胡氏兄弟三人都担任了重要工作。其中，胡明复受中国科学社委托，与姜立夫一起负责草拟数学名词。胡敦复则担任数学名称起草工作的“特请专家”，后又担任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9月，胡敦复主持审查委员会会议，审定数学名词3426条，同年10月呈由教育部公布，其中多数沿用至今。
胡刚复也是中国科学社名词审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关电位、熵等一大批物理名词的审定及市制度量衡单位的确定，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办大同大学
对于胡氏兄弟来说，创办大同大学是他们的家国之梦。
胡氏兄弟出身于无锡堰桥一个教育世家，其先祖胡瑗是北宋鸿儒、著名教育家，早年出掌苏州府学和湖州府学，卓有声誉。北宋中期不少学者、思想家及官员出自胡瑗门下，其中有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颐。胡氏兄弟的祖父、胡瑗的29代孙胡和梅公曾为江苏桃源（今泗阳县）教谕（书院院长），清末被举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初曾任临时省议会议员，颇有社会声望。父亲胡壹修及其弟胡雨人亦为晚清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热心公益，兴修水利，造福一方，还秉承家风，提倡新学，设立家塾并首开女学，创办无锡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胡氏公立蒙学堂（今无锡堰桥中学），开启民智，惠及众多乡里弟子。胡氏兄弟姐妹9人以及堂兄弟姐妹，几乎都先后留学日本、美国的著名大学，回国后又多从事教育，卓有建树。其中胡彬夏（女）1903年14岁即随叔父赴日留学，开一代新风。
幼年的胡氏兄弟以及众多姐妹都是在自家私塾由叔父胡雨人开始启蒙的。胡雨人早年就读南洋公学师范院，后游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于近代教育和数学及自然科学教育颇有研究。除与兄长在家乡创办胡氏公立蒙学堂外，还先后在京沪一带创办中等学校10余所，如宜兴中学、常州中学、南菁中学等，并先后出任这些学校的校长或校董。1913年，他还出任过北京女子学堂校长。这个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给侄儿侄女们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崇尚科学，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家风一并传给了他们。
然而家族的影响只是其一，更深层的原因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强烈感受。早在胡敦复任清华学堂教务长之前，游美学务处将清华学堂所需教员全权委托纽约教会中人代聘，这让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胡敦复深感不满。他接掌清华教务后，即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在护送庚款生赴美时曾努力与纽约教会交涉，但因主事人不允，且饬学务处要求胡敦复迁就而未果。此外，当时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其他许多事情也都受制于美国公使馆，稍有不合美国人心意，公使馆便横加干涉；在生活待遇上，中美两国教员相差悬殊，引起中国教员的强烈不满。为谋教育之独立，1911年初夏，在胡敦复的倡导下，朱香晚、华绾言、顾养吾、吴在渊、顾珊臣、周润初、张季源、平海澜、赵师曾、郁少华1１个志同道合者在清华成立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以兴学、研究学术为理想的立达学社，胡敦复被举为社长。不久，胡敦复在课程设置上与美籍教员发生分歧，胡敦复主张清华学生多读理工课程，而美籍教员主张多念英文和美国文学，上诉到教育部，美国公使又出面干涉，胡敦复终于愤而辞职。中国的学校，中国人却没有自主权，这种尴尬深深刺痛了胡敦复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创办一所学术独立，不受外来势力干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学，成为立达学社同仁和他们兄弟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胡敦复曾谓：“语曰：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吾国今日之科学，已眇矣，已跛矣；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矣。视乎履乎，不佞敢大声而疾呼曰，吾国学者宜亟谋学术之自立……不如是，则吾国之学术，终为他国之附庸而已。”（见《近世初等代数学》序言）
对于在清华的这段经历，1912年9月9日出版的《民立报》曾有一段评论，说：“胡君前主持清华学校教务，力主按科分班，以权限不专，未行其志。至今清华学生犹追思之。”
1911年秋，胡敦复离开清华南下上海。他受老师马相伯之邀出任复旦公学教务长。不久，留在清华的立达学社成员也因不满美国对清华事务的干涉，纷纷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辞职来上海，他们与胡敦复一起决定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学校。
然而，这个过程何其艰难。没有政府扶植，没有大实业家的资助，除了一腔赤诚和铁打的信念、忘我的牺牲精神，外加满腹的科学知识，这群书生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实力。他们只好用立达学社的入社金、月纳金，不够，再另外捐款。但所有这些款项加起来不过228元。靠这228元，1912年3月19日，私立大同学院（大同大学的前名）终于在上海南市区肇周路南阳里成立。校名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这天正是首任校长胡敦复28岁生日。
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和牺牲。为了积累资金，扩大办学规模，胡敦复和社员们约定，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个人生计靠在外兼课解决，就这样他们还将微薄收入的20％、甚至更多捐给大同，因此，这群精英不得不过着与他们身份不相称的非“体面”生活。作为校长，胡敦复终年布鞋长衫，粗茶淡饭。常年超负荷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严重影响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健康，他们中好几个人英年早逝，创办“大同”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一年后，大同学院靠学费加上社员们的捐薪，有了一定积累，于是在肇周南路附近的车站路北首购地9亩，自建校舍。
1917年和1918年，胡明复和胡刚复分别以中国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和中国第一位从事X射线研究的物理学博士身份从哈佛毕业。当时，包括北京大学等在内的国内一些大学争相邀聘，而他们的美国导师也希望他们留校继续研究，但兄弟二人都婉言谢绝了。
追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一直是胡氏家族的理想与精神传承。早在这之前，胡明复就立志要将其兄胡敦复主持的大同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学府，以实现他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对加盟大同这一选择，胡明复曾对赵元任推心置腹地说，教育和科学是一条强国之路，中国的教育不光落后，而且多受外来干涉。自己办学虽然艰苦，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出一所理想的大学。而胡刚复曾在给母校的信中说：“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之所以说是暂告完成，是指科学没有止境。此时正值欧战方酣，我深感循实业科研路线报国之责任。而我师杜安教授也希望我留校帮助他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八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推动……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即使是近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话，仍然感佩不已。
胡明复到大同伊始，便挑起校务和教学工作的重任。为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办学，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学校。从教学安排、人事调配，到学校基建，他都一一过问。那时正是大同发展时期，基建任务十分繁重。为了不影响教学计划，节省资金，胡明复便亲自动手设计图纸，从1918～1924年期间，大同的多座教学楼、宿舍楼都是经胡明复设计、策划建成的。
胡明复还创建了大同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他认为学生光啃书本不行，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和研究，为此他倡议成立了“大同数理研究会”，并经常为研究会开办讲演，介绍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使学生社团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基地。
胡刚复则着力于大同物理学科的建设，主持大同物理系。当时，国内物理学十分落后，尤其是实验物理学还是空白。他通过南通实业家张謇父子的捐助，在大同创建了我国早期近代物理实验室之一（其创建的我国早期大学物理实验室还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实验室），其中有用于测定光波和光的折射率的迈克耳孙干涉仪，有测量电子电荷的密立根油滴仪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大同这样一所私立大学来说是多么不容易。
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兄弟二人不仅将在国外积蓄捐出补贴学校，而且在大同上课也不拿薪水。他们还四处兼课，常年奔波在各大学之间：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高师、东南大学……风尘仆仆，艰辛备尝，是大同大学在外兼课最多的老师之一，而所得收入除生活费之外悉数上交学校。有人统计，仅胡明复，10年间为大同捐资达2万余元——这也是他当时的全部节余。
在胡氏三兄弟及立达学社成员的苦心经营下，大同由当初仅设普通科（初中）逐步增加到大学预科（高中）、专修科，直至本科，并于1922年经国民政府立案改为大同大学。到二三十年代，大同大学已是沪上学科门类较齐全，颇具规模的知名私立大学，占地100余亩，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体育馆等一应俱全，由胡明复、胡刚复、吴在渊领衔的数、理及电机系蜚声学界。可惜抗战期间，因无财力迁往内地，大同部分校舍遭日本飞机轰炸受损，后来原校址被日军占为养马场。上海沦陷后，学校迁入租界，借地方继续上课，其中中学部迁到法租界律师公会上课，大学部迁到公共租界光夏中学上课，尽管十分困难，但他们百折不挠，二次创业，含辛茹苦，一如既往，于1939年9月又贷款在新闸路建成大同大学新校舍，继续在抗战的烽火中培养人才。抗战胜利后，原南车站路校址大部分校舍被日寇破坏。
大同大学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早成立的私立大学。在40年的办学历程中（1952年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仅保留大同中学建制），培养了钱其琛、钱正英、于光远、严济慈、钱临照、陈学俊、沈天慧、华君武、傅雷等一大批人才。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执著追求科学与教育救国的典型。胡氏一门追随敦复三兄弟先后服务大同大学的还有他们的胞妹胡范若、胡芷华，堂兄胡宪生、堂妹胡卓等。
交大校园里的名教授
胡明复于1921～1926年受聘于交通大学。时值大同大学困难时期，他既担任大同的校务和教学工作，同时还兼着其他学校的课程，十分辛苦。但他在交通大学的课却是一个满负荷专任教授的工作量，且从不缺席。寒冷的早晨，胡明复穿着一身破长衫，搭乘电车来徐家汇赶早上8点钟第一堂课，因衣服单薄，常常冻得清鼻涕直流。
他讲普通话略带无锡口音，声音不很响，但语言清楚简洁，偶尔会冒出几句幽默话。他的课，无论“解析几何”还是“微积分”和“微分方程”，都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备受学生欢迎。据他的学生回忆，“解析几何”在中学没学过，到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开“解析几何”，半年就要学完，所以一堂课要讲很多内容。但半年下来，大家的基础却打得非常牢。还有“微积分”，是三、四年级许多工程课程的重要基础，由于胡明复教学得法，大家学得牢固，所以后来学工程时一般都没有什么困难。
尽管异乎寻常地忙和累，他上课却非常认真，凡学生练习和考卷，随到随阅，从不耽搁，对学生要求也一点不放松。为准确把握尺度，掌握学生情况，他评分设A到E五个等级，考试出题也非常难，不下真功夫很难及格。一次月考，题目是计算圆环的惯性矩，这是考查学生掌握积分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结果一半学生不及格，大家要求重考，胡明复一口应允。到了考试那天，题目发下来，学生大为意外，原来是旧题重出。尽管是重做一遍，还是有许多人考得一塌糊涂。这件事让学生们一生难忘，他们从此懂得，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还有一次“微积分”大考，一名学生58分不及格。补考59分，还是不及格。这名学生很郁闷地去找胡明复，胡明复长叹说：“我看你一知半解，糊里糊涂，还是重温一遍的好。”他对学生的认真严格由此可见。
当时，交大著名教授还有物理系周铭、化学系徐名材，三人都以讲课精彩、要求严而出名，因三人名字中都有一个Ming音，时称“三民主义”教授。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之所以能在胡教授从A到E的严格评分下幸获A++，并免大考，实在是因为受到恩师言教身教的感动，不得不发愤努力。”
在交大期间，根据当时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的实际情况，胡明复还与裘维裕、周铭等教授借鉴西方办学经验，提出从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入手，抓好数、理、化等课程，搞好高等工程教育。学校采纳这一建议，遂于30年代初开始对基础课教学进行改革。首先是增加基础课学时，充实内容。当时一般工科大学，数、理、化只安排在一年级，而交大则安排两年数学（一年级“微积分”，二年级“高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两年物理（“理论物理”与实验课程分开设立，各四学期）、两年化学（一年级“普通化学”，二年级“分析化学”），这在当时工科大学是绝无仅有的。
1925～1926年、1931～1936年，胡刚复两次受聘交通大学物理系，并曾任系主任。他也是交大学生崇拜的大教授，曾有中院的学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学部的老师好到什么程度，我实在不知道。据我的哥哥说，像胡明复、胡刚复那样的天才博士，在外国都是很少的。”
胡刚复讲课很有个性特点，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富于激情，常常沉醉其间不能自已，是有名的“拖堂老师”。哪位老师的课安排在他后面便很“倒霉”——必须站在教室外面等候，即便是大冬天；或者是学生下课后，不得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赶下一堂课。那时，他还在南京、杭州等地的大学兼课，常常是这里的课一上完，马上要乘火车赶到外地上课，但因为拖堂，有时竟误了火车。
尽管这样，他的课却是学生的首选，他上课往往能让学生沉浸在科学的魅力之中。除交通大学外，他还在许多学校当过教授，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有吴有训、严济慈、吴学周、赵宗尧、钱临照等一大批科学精英。
胡氏兄弟中，数胡敦复在交大执教时间最长，从1930年至1945年，长期担任交大数学系教授并系主任。胡敦复博学多才，教学更是公认的全能教授。据说在创办大同的困难时期，哪门课没有人教，他就去顶，凡“数学”、“物理”、“国文”、“英文”、“哲学”、“拉丁文”甚至“声韵学”，他都能教。据长子胡新南回忆，胡敦复唯一不懂的是化学，也只有化学系没有他可教授的课程。因此胡新南报考大同大学时，特意选了化学系，以避开父亲的严格管教。谁知他最终还是没能逃掉，因为大一新生有一门必修课——逻辑，教授这门课的正是父亲。
在交大时，胡敦复教的数学涉及多个门类，但主要是“微积分”。“微积分”是大学一、二年级理工科学生的重要基础课，交通大学素来注重基础，因此教一、二年级基础课的都是学生崇拜的名教授，20年代有“三民主义”，三四十年代有“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教授又称五大教授，所教科目均是基础学科——数、理、化、国文、英文）。老交大教学有“基础厚”的美誉，与著名教授为大学低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程不无关系，“五权宪法”之一的胡敦复是当时交大学生公认的微积分权威，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基本概念，推理严密但明白易懂。由于他面对的主要是工科一、二年级学生，因此他讲课常用引进几何概念和物理概念的方法来简化某些过于繁复的数学推导过程，从而使学生由抽象的微积分能很快联系到几何问题和物理问题，惊奇地感到高等数学原来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的武器。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是学生眼里那种能于不知不觉中引领你前行的一代名师。
交通大学1947届学生陈警众回忆说，胡敦复讲“微积分”有三个严，一个不严。“三严”即严谨、严密、严格。严谨——逻辑性非常强，层次分明，因果清晰；严密——讲任何内容都是先前提，再边界条件，再适用范围；严格——所有表达都非常规范，包括手书“X”，必先左后右，像印出来的一样。一个“不严”，是不严厉，他非常尊重学生，但并不是放任不管。陈警众认为老师有三种：最好的是在前面引着你走，中间的是搀着你走，最次一等的是在后面推着你走，而胡敦复就是在前面以魅力和学识引领你走的名师。
也有学生认为，那时（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授课的老师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严师型——大多是教了几十年的书，用教科书或自编的讲义，恪尽职守，认真讲解，一丝不苟，几十年如一日。大部分人属这类。另一类属名流型——大概一般不备课，准时上讲台，开口便讲，却总能层次分明，头头是道，如胡敦复、朱公谨、胡松岩等。
40年代初，战事频仍，交通大学被迫迁入租界，借用位于爱麦虞限（今绍兴路）路上的中华学艺社校舍上课。身为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和大同大学校长的胡敦复在这里为一年级学生教授“微积分”。其中微分部分的极限问题，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半学期过去了，竟还没讲完。这时下面的学生担心起来，甚至私下里说：“这个老糊涂，这学期怎么能教完微分部分呢？”谁知他把极限和无穷小这两个基本点讲清后，各种函数的微分问题便只是普通技巧问题。因此在最后两周的几堂课里，便很快讲完全部内容，且极轻松透彻。这让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胡先生一点不糊涂。相反，他们为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感到惭愧。
在交大，凡上过胡敦复课的学生差不多都知道“切豆腐”的故事。胡敦复在讲“微积分”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微分以及极限的概念，用“切豆腐”打比方说：将一块豆腐先切1/2，然后再切1/2，再1/2，再1/2……通过这个例子，学生明白了什么是极限，以及从极限到绝对零、趋近零再到积分等等，抽丝剥笋，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都是胡敦复当年的学生。吴文俊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上他（胡敦复）的‘微积分’，他讲得很清楚，我的数学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好的。”汪道涵说：“我曾听过胡敦复教授讲‘微积分’，胡先生学识丰赡，讲课清晰。”
胡敦复上课时漂亮的板书也是学生佩服的内容之一。曾有学生说：“胡师敦复，教大一‘微积分’，讲课认真，内容精彩。黑板字迹，一丝不苟。边讲边写，有如碑帖，颜柳再生，不过如此。”
作为数学系主任，胡敦复为交大数学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胡敦复到校时，交大扩充物理、化学、数学三系成科学学院，并首招数学专业本科生。当时，虽仅有他一名教授，3名讲师，但仍然开出一系列专业课程。到1936年，发展到教授5人，讲师2人，数学系专业课程体系基本形成，4年内共需学习40余门课程，其中数学系的专业课程21门，如“微积分”3门，“解析数学”5门，“代数”4门，“几何”3门，研究课程2门，“科学思想史”、数学问题4门。此外，为其他院系开设数学课7门。鉴于当时交通大学的性质，对数学专业的教学，胡敦复主张理论与应用并重，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重视结合工程学科的应用。其中一、二年级注重基本原理及应用方法，三、四年级才逐渐加深理论。根据这一要求，当时数学系学生须修物理、化学、工程和管理等课程近80学分，约占全部课程的40％。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强，能很快适应各种需要。此外，他还注重引导学生对当时数学上的重要问题或新领域进行研究，养成学生的科学思想和创造精神。从二年级起，每学期均设数学问题一课，二年级设有“科学思想史”课程，目的使学生了解科学思想源流及各方面重要的科学发展。这种重视学生宏观科学视野的开拓反映了胡敦复科学的教育思想。
由于胡敦复一生致力于教育实业——办学，行政事务繁忙，和两个弟弟相比，他在学术上的贡献略显逊色，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在谈到胡敦复时说：“胡敦复先生是很好的教育家，因为他不写什么论文，所以当时不那么出名。”但作为教授、教育家，他已非常著名。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评选部聘教授，以奖励在大学任教10年以上，且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对学科发展具有特殊贡献者。经过反复酝酿，第一批部聘教授在24个学科中遴选30人，胡敦复成为数学科当选的2人之一。
胡敦复十分关心中国数学的发展和组织建设，他在任交大数学系主任期间，积极联络当时国内的数学家，发起组织中国数学会。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交通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胡敦复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后又当选为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数学会工作。1936年8月，他在北平主持了中国数学会第二届年会。此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大部分高校内迁，中国数学会的活动一度中断。但1939年，胡敦复和留在上海的部分数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组成临时编委会，坚持出版数学会刊物《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1940年，中国数学会决定分散召开年会。9月1日，胡敦复主持了上海年会，并组织总会分寄选票给各地会员，进行第三届数学会职员的改选等工作。胡敦复是中国数学界早期杰出的组织者和著名活动家，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胡敦复年过花甲，赴台湾长子处休养。后受聘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12月1日病逝世于西雅图，享年92岁。
1927年6月12日，胡明复在无锡家乡不幸溺水身亡，年仅36岁。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中国科学社发行纪念专刊，胡适、任鸿隽、杨杏佛等皆撰文；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纷纷举行追悼会。国民政府在公报上发布政府令：“该故博士胡明复，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教育，十年不倦……将该故博士生平事迹，勒碑礼堂，永留纪念。”1929年7月，中国科学社将胡明复遗体迁葬杭州西湖烟霞洞，蔡元培题写了碑文。1931年，中国科学社将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新落成的图书馆命名为明复图书馆（今卢湾区图书馆）。
1966年2月19日，胡刚复病逝于天津，享年74岁。1987年，中国物理学会设立“胡刚复物理学奖”。1992年，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胡刚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缅怀他为中国物理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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