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在記錄歷史時，常常會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歷史人物融為一體，交匯成歷史的長河；亦會將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融匯於前人的經驗中。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不但是一本史書，也是個人的傳記。它記錄了司馬遷的生活經驗、情緒表達、個人際遇等，亦承載著司馬遷的行事風格和思考模式。
繼承父志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因為先祖“世典周史”，所以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傳承史官家世。
漢武帝封禪時，司馬談身為史官，卻未能參加，這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司馬談在失望之餘嘆道：“是命也夫！命也夫！”
漢武帝劇照
在司馬談看來，現在漢朝興起，天下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輩出；司馬談自己做太史而不予以記載，這種行為斷絕了天下的歷史文獻，他感到十分惶恐、不安。
正因如此，他希望兒子司馬遷能考慮繼承家業史職，也殷切期盼兒子能繼承自己著書的遺願。他認為自己死了，兒子必定做太史，所以臨終前對兒子說：“莫忘了我的遺願。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
司馬遷於三十八歲時，繼承了父親的職務，擔任了太史令，而他除了侍從武帝出巡之外，其餘時間都在漢朝政府的藏書處整理史料；他開始以繼承父親遺志自許，著手完成著書的工作。
西漢時期太史令掌管天官，不治民。太初元年，司馬遷奉武帝之命，主持改歷工作，創制太初曆，為中國奠定了曆法基礎。
司馬遷畫像
根據《報任安書》中記載的“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可見史學和星曆的關聯密切。也就是說，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因掌管天官的緣故，才有了獨樹一幟的天人古今觀點。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司馬遷在十歲時開始學習歷史文化知識。歷史中流傳了許多英雄的傳奇事蹟，他們建功立業，從而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正因如此，司馬遷一直都想要沿著歷史的足跡，實地考察歷史的遺址。
司馬遷有三次考察機會。第一次是他二十歲時的“壯遊”，主要以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為主；第二次是以使節的身份，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第三次是他扈隨漢武帝之遊。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他以長安的家裡作為起點，開始了遊歷的生活。他對所到之處的歷史、風俗都進行了考察；他採集傳說，追逐著歷史中的風雲人物的足跡。
范蠡劇照
他的足跡到洛陽，再往南行，先到江淮，也就是江蘇和安徽的北部，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
他到了淮陰，訪求了韓信貧困的故事，也親自去了韓信的墓地所在，接著從江淮上江西的廬山，再到浙江紹興縣南的會稽山。
據說禹在此會諸侯，計算貢賦，所以稱為“會稽”。禹駕崩後葬於此地，山上有一個洞，因為禹進去過，因而稱為“禹洞”；而禹的後代越王勾踐，也在此地臥薪嚐膽、謀劃復仇大計。
他到了九疑山，相傳舜葬於此地。九嶷山是湘水的上游，他又搭船渡沅、湘二水，來到長沙，遙想屈原在汨羅江旁憂國憂民的心情。
他更北上涉汶水、泗水，接著經由齊、魯拜仰孔孟的家鄉，登泰山，遊番縣、薛縣，考察孟嘗君的封邑。
之後，他到彭城縣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瞭解漢朝開國君臣的發跡過程；又經過楚，訪問了春申君的宮殿遺址。
春申君劇照
這真可謂是一次“壯遊”！
司馬遷回到長安，在元朔五年時被任命為郎中；元鼎六年，他三十五歲時，又以使節的身份，前往雲南的昆明。他不辱使命，安撫了西南的蠢動，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
這一次，司馬遷的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即今天昆明一帶的西南地區。
除此之外，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為了封禪之事以及求仙之事多次出巡，司馬遷基本都扈從參與。司馬遷跟隨著漢武帝，足跡遍及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等華北地區。
由此可見，司馬遷幾乎走遍了整個中國。在當時交通非常不方便的條件下，他能夠足遍全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壯遊天下的影響
豐富的閱歷，開闊了司馬遷的眼界，也震撼了他的心靈；實地的考察，使司馬遷更能感受史書中那些慷慨悲歌的人物，也更能感同身受地為他們的不幸而悲傷。
這種人生體驗，影響了司馬遷的思想，讓他產生了更遠大的志向。
屈原畫像
當司馬遷前往屈原自殺的汨羅江畔時，他追懷屈原，想到了屈原直言極諫但不被採用，還流落漢北；他因同情屈原的處境，而不禁潸然淚下。
當司馬遷到齊魯時，他學鄉射之禮。因為孔子講業齊魯之都，所以司馬遷便沉浸在儒學之風中，感受齊魯文化，產生了更多的崇敬之意。
司馬遷的《史記》資料，源自金匱石室之藏；而漫遊天下的旅行，則讓他親眼目睹了許多歷史遺蹟和歷史文物，掌握了很多地理資料。
換言之，司馬遷是在親身感受著、欣賞著歷史的悲喜劇。
至於文筆方面，宋代蘇轍稱太史公遊天下名山大川，增閱了履歷，也擴展了胸襟，所以他的文筆能豪放自如。可見，司馬遷壯遊天下，對他的寫作是有極大幫助的。
志仿春秋
古人修書都有其動機和背景。如《春秋》是孔子依魯史而作的著述，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負與政治哲學。
孔子劇照
《史記》不僅僅是網羅天下舊聞的歷史書，其中還包含著司馬遷的思想。司馬遷著述《史記》的目的，是探究天理與人類的關係，貫通古今歷史演化的脈絡，闡述自己的政治觀，希望能夠“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認為政治制度上有世襲的體制，在文學歷史上也有傳承的制度。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眼中，孔子是一介平民，到漢初卻傳了十幾代；所有的讀書人都崇奉孔子，都以孔子的學說為人生準則；因此，可以稱孔子為“至聖”了。
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是將自己的思想，通過記錄歷史來表達。可見，他不但要完成父親的遺志，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希望自己能像孔子作《春秋》一般，起到垂範的作用。
李陵之禍
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期間，遇到人生最悲慘的事件——遭受腐刑。
司馬遷非常欣賞李陵的戰國士林之風。在李陵降匈奴之後，司馬遷認為李陵處於患難之時，需要有人援助，因此選擇為李陵辯護說情。
李陵畫像
司馬遷認為李陵敗降匈奴，是有其苦衷的。李陵雖然兵敗，但他以少敵多，以弱御強，而且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才不得已投降的。
所以，司馬遷力保李陵。但他的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和認同。
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是在借“李陵事件”，批評自己頻繁征討匈奴的政策；他因而大怒，將司馬遷投入牢獄，準備判其死刑。
而司馬遷下獄之後，由於其家貧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他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不得已只能屈辱地接受腐刑來抵罪。
司馬遷畫像
司馬遷在“李陵事件”之後對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必須“隱忍苟活”，不僅要要完成父親的遺願，還要“成一家之言”，因此，他發憤著書，渴望像古時聖人賢者那樣，用著作來表達自己的心志。
司馬遷從小接受史官教育的薰陶，並且有機會壯遊天下，這些都對他日後撰寫《史記》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改變司馬遷命運的，是“李陵事件”。遭受腐刑後，司馬遷覺得身受奇恥大辱，但因著書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而他的不朽之作《史記》，則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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