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跟深山裡的孩子相比，我還是幸運多了。上小學時我就去過兩趟市裡了，11歲那年還跟著爸媽去過北京。當小女孩們還在花枝招展的時候，我的心思都用在了看書上。哥哥腦瓜很靈，我卻並不怎麼聰明，可有股子韌勁。當時我們兄妹的成績一路遙遙領先。以往村裡人都說張家的兩個孩子以後肯定有出息，能出兩個大學生！可優異的學習成績和良好的家境並沒有帶來太多安全感。我自幼已感覺自己跟那些吃商品糧的同學不一樣。1990年之前，農村與商品糧兩種戶口在各種權利上存在極大的區分，商品糧戶口意味著一份吃“皇糧”的旱澇保收的工作。這種區分甚至影響了老師對學生們的態度。我們村就在縣政府後面，縣城最好的學校想佔用我們村的土地。深有遠見的老村幹部跟縣裡和校長約法三章，我村無償提供土地，對方一概免除我們村娃娃的學費。當時商品糧子弟中零星夾雜著幾個我們村的孩子。老師們對這些城市戶口的同學格外關照,對泥巴腿農村孩子另眼相待，一些成績草包的小傢伙們還難逃挖苦和體罰。小學三年級那年，學習成績很好的我在數學課上遭遇了一場莫須有的嚴重體罰。我不敢告訴爸媽，怕他們找老師理論，又處理不好。我想倘若我不是農村戶口，可能老師就不會肆無忌憚。那時我便暗下決心，“我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擺脫繁重的重體力勞動，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的生活。在1990年至1993年左右，全國不少中小城市都出現了一股“賣城鎮戶口”的熱潮。這一政策對那些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體制外的民辦教師和各種城市臨時工有著致命的吸引力，畢竟大家都想削尖腦袋要一張城市戶口。這種戶口的價格在不同地域行情不同，在我們那裡30000元一個，還要託關係。愛子心切的爸媽也考慮了這一“鯉魚跳龍門”的捷徑。不過實在太貴了。於是，他們做了一個決定，只給兒子買！終究還是沒能逃脫重男輕女。但他們這番話碰巧被十歲的我聽到了。我立馬感覺世界都要塌了！其實我並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只是感覺這個事情跟我很相關，又沒有我。於是我蹲在堂屋的角落裡嚶嚶哭泣。後來爸媽終究心疼我，說“砸鍋賣鐵”也要為我們好，破釜沉舟地掏了六萬血汗錢，給我和哥哥都買了戶口。這在當時絕對是一筆鉅款！很快消息傳來，到1997年之後，無論正式還是農村戶口，政府都不再分配工作。只有眼下已經是國企臨時工的人可用買來的戶口農轉非。而我和哥哥都太小，顯然這兩個戶口都浪費了，錢也白掏了，成了一個笑話。現在想來，這種賣戶口的做法對老百姓非常不公平。他們或許已明知，一旦國家不再包分配的政策下來，買來的戶口只是一張廢紙罷了。老百姓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最後卻不了了之，家裡的責任田都被收了回去，政府又不給分配工作了。現在想想，這些打著政府名義倒賣戶口的人，其依據在哪裡？戶口定價的標準又是怎樣？掙來的錢又下落如何，都不得而知了。“1992年那是一個春天”。鄧爺爺的南巡講話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很多農村、城市的個體戶，通過改制大潮“升級”為民營經濟企業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村裡出現了好多木材加工廠、磚窯廠等。並非所有個體戶在大浪淘沙下留存了下來。爸媽畢竟沒有讀過太多書，見識受限。哥哥幾次勸說老爸要考慮轉型升級，他都不以為然。後來壓價等惡性競爭層出不窮，忙活一年也掙不了多少。這樣的日子不瘟不火地過著，爸媽經常看著電視新聞說鄧小平怎麼怎麼好，大家的日子好過多了。老百姓們都是很淳樸感恩的。1997年鄧小平在香港迴歸之前去世，舉國悲痛，我還託哥哥一早到縣裡的新華書店排隊，買了兩張鄧爺爺的肖像掛在牆上。梅花香似苦寒來。後來我和哥哥考上大學。爸媽支撐了我們兄妹兩個大學的學費，我甚至傲嬌地沒有申請貧困生貸款。可2005年一場變故，使得家裡一下錢財散盡，心氣盡失的爸媽徹底放棄了個體戶生意。不過他們依然支持我一口氣讀完了碩士和博士。村裡個體戶也更新換代，少數存活下來的已是知名的企業家。隨著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繼承了爸媽不屈從於天命，勤勞肯幹的品質，一路向前。現在我成了一名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兼職教師，在繁忙工作之餘，偶爾想想詩和遠方，哥哥也成了資深工程師。經過十年打拼，我們在各自的城市基本站穩了腳跟，每年還帶爸媽去國內國外旅旅遊。在市場經濟大潮下，私營經濟是助推國家的重要力量。近來國務院鼓勵科研人員離崗創業，這些科創企業或成新時代的“個體戶”。與此同時，小商小販也一直充斥街頭巷尾。每次看到他們風餐露宿的樣子，我就想起當年家的影子。在被城管呼來喝去的日子裡，他們艱難維繫著一家人的生活，期望著孩子們以後可以過上比他們更好的生活。我這個農村個體戶家庭走出來的孩子，見證了私營經濟的起起伏伏。無論道路是否順暢，我們每個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享受到了教育帶給我們人生的巨大改變，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潮中獲得了生存和發展機遇，也有機會開拓自己的一番事業。希望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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