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跟深山里的孩子相比,我还是幸运多了。上小学时我就去过两趟市里了,11岁那年还跟着

#改革开放40周年#跟深山里的孩子相比,我还是幸运多了。上小学时我就去过两趟市里了,11岁那年还跟着爸妈去过北京。当小女孩们还在花枝招展的时候,我的心思都用在了看书上。哥哥脑瓜很灵,我却并不怎么聪明,可有股子韧劲。当时我们兄妹的成绩一路遥遥领先。以往村里人都说张家的两个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能出两个大学生!可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家境并没有带来太多安全感。我自幼已感觉自己跟那些吃商品粮的同学不一样。1990年之前,农村与商品粮两种户口在各种权利上存在极大的区分,商品粮户口意味着一份吃“皇粮”的旱涝保收的工作。这种区分甚至影响了老师对学生们的态度。我们村就在县政府后面,县城最好的学校想占用我们村的土地。深有远见的老村干部跟县里和校长约法三章,我村无偿提供土地,对方一概免除我们村娃娃的学费。当时商品粮子弟中零星夹杂着几个我们村的孩子。老师们对这些城市户口的同学格外关照,对泥巴腿农村孩子另眼相待,一些成绩草包的小家伙们还难逃挖苦和体罚。小学三年级那年,学习成绩很好的我在数学课上遭遇了一场莫须有的严重体罚。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找老师理论,又处理不好。我想倘若我不是农村户口,可能老师就不会肆无忌惮。那时我便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摆脱繁重的重体力劳动,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在1990年至1993年左右,全国不少中小城市都出现了一股“卖城镇户口”的热潮。这一政策对那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体制外的民办教师和各种城市临时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毕竟大家都想削尖脑袋要一张城市户口。这种户口的价格在不同地域行情不同,在我们那里30000元一个,还要托关系。爱子心切的爸妈也考虑了这一“鲤鱼跳龙门”的捷径。不过实在太贵了。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只给儿子买!终究还是没能逃脱重男轻女。但他们这番话碰巧被十岁的我听到了。我立马感觉世界都要塌了!其实我并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感觉这个事情跟我很相关,又没有我。于是我蹲在堂屋的角落里嘤嘤哭泣。后来爸妈终究心疼我,说“砸锅卖铁”也要为我们好,破釜沉舟地掏了六万血汗钱,给我和哥哥都买了户口。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很快消息传来,到1997年之后,无论正式还是农村户口,政府都不再分配工作。只有眼下已经是国企临时工的人可用买来的户口农转非。而我和哥哥都太小,显然这两个户口都浪费了,钱也白掏了,成了一个笑话。现在想来,这种卖户口的做法对老百姓非常不公平。他们或许已明知,一旦国家不再包分配的政策下来,买来的户口只是一张废纸罢了。老百姓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最后却不了了之,家里的责任田都被收了回去,政府又不给分配工作了。现在想想,这些打着政府名义倒卖户口的人,其依据在哪里?户口定价的标准又是怎样?挣来的钱又下落如何,都不得而知了。“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邓爷爷的南巡讲话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很多农村、城市的个体户,通过改制大潮“升级”为民营经济企业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村里出现了好多木材加工厂、砖窑厂等。并非所有个体户在大浪淘沙下留存了下来。爸妈毕竟没有读过太多书,见识受限。哥哥几次劝说老爸要考虑转型升级,他都不以为然。后来压价等恶性竞争层出不穷,忙活一年也挣不了多少。这样的日子不瘟不火地过着,爸妈经常看着电视新闻说邓小平怎么怎么好,大家的日子好过多了。老百姓们都是很淳朴感恩的。1997年邓小平在香港回归之前去世,举国悲痛,我还托哥哥一早到县里的新华书店排队,买了两张邓爷爷的肖像挂在墙上。梅花香似苦寒来。后来我和哥哥考上大学。爸妈支撑了我们兄妹两个大学的学费,我甚至傲娇地没有申请贫困生贷款。可2005年一场变故,使得家里一下钱财散尽,心气尽失的爸妈彻底放弃了个体户生意。不过他们依然支持我一口气读完了硕士和博士。村里个体户也更新换代,少数存活下来的已是知名的企业家。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继承了爸妈不屈从于天命,勤劳肯干的品质,一路向前。现在我成了一名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兼职教师,在繁忙工作之余,偶尔想想诗和远方,哥哥也成了资深工程师。经过十年打拼,我们在各自的城市基本站稳了脚跟,每年还带爸妈去国内国外旅旅游。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私营经济是助推国家的重要力量。近来国务院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这些科创企业或成新时代的“个体户”。与此同时,小商小贩也一直充斥街头巷尾。每次看到他们风餐露宿的样子,我就想起当年家的影子。在被城管呼来喝去的日子里,他们艰难维系着一家人的生活,期望着孩子们以后可以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我这个农村个体户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见证了私营经济的起起伏伏。无论道路是否顺畅,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享受到了教育带给我们人生的巨大改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机遇,也有机会开拓自己的一番事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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