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西班牙人戈麥斯（Emilio Antepazo Gomez）第一次來到溫州，他從同行那裡聽說這座位於中國東部的沿海城市，這裡有不少生產廉價太陽眼鏡的工廠。此時的溫州，已開始享有太陽鏡之城（Sunglass City）的稱謂。
戈麥斯此行的目的就是在溫州尋找眼鏡供應商，並把它們的產品銷往歐洲。他在這裡找到了能生產低檔眼鏡的小型工廠，在向廠家介紹歐洲市場的需求並反覆溝通產品細節後，他第一次在溫州下了單，並在此後的21年間成為這座城市的常客。
今年5月，戈麥斯又一次到訪溫州。灰白頭髮的他揹著雙肩包，穿梭在溫州眼鏡展覽會的各家展臺間，希望能有新的發現。這是溫州眼鏡展舉辦的第十六個年頭，今年的主題是"打造世界眼鏡之都”。
正是藉助戈麥斯這樣的淘金者的幫助，溫州眼鏡產業從無到有，在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的四十年間，成為了全球眼鏡行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找不了市長，只能找市場
對於溫州眼鏡行業而言，1981年無疑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這一年，30歲出頭的蘇紫來第一次接觸眼鏡製作。早些年前，維修工出身的他就離開了經營不善的國營單位，在溫州農村承包了一家生產機械零件的集體工廠，但生意算不上好。
看到溫州的市場上開始流行起太陽鏡，蘇紫來也跟著搗鼓起來。他和幾個人分工合作，有的負責電鍍、有的做焊接、還有人提供鏡片。蘇紫來經手的主要是眼鏡架總裝，在鏡架的基礎上裝配鏡片擰好螺絲，就是一副完整的太陽鏡了。
現在看來，那時的太陽鏡十分粗糙。但在商品稀缺的年代，蘇紫來們拼裝的眼鏡並不愁銷路，這樣的眼鏡當時在市場上能賣1、2塊錢，來自義烏等地的銷售人員成為了踴躍的買家。
同樣在1981年，溫州一家發電廠的鍋爐工鄭志遠也加入到眼鏡行業的創業大潮中，這一年他27歲。
鄭志遠的妻子那時正幫著別的工廠為眼鏡點漆，這是眼鏡生產的工藝之一，他也學著做了起來。鄭志遠白天到單位上班，晚上回家就做眼鏡，有時候一天要點一兩千副眼鏡，得忙到半夜12點。
靠著這種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模式，鄭志遠每個月能賺上2萬元的“外快”，夠買一臺當時流行的本田125摩托車。此後的14年裡，他在溫州的眼鏡點漆行業裡做到遠近聞名，期間也擴大了小作坊，僱了6-7個人。
就這樣，在第一代眼鏡人的帶動下，一個全新的行業在溫州如野草般生長起來。
“一個有需求一個能生產，所以就形成了溫州的眼鏡產業，缺一不可。”蘇紫來回憶說，他選擇做眼鏡是為尋找出路的無奈之舉，“找不了市長，只能找市場。”
七山二水一分田，上天並沒有給溫州人提供豐裕的自然條件。建國後，這座位於臺海備戰一線的城市也很少得到國家投資，30年6億元的總投資額，僅相當於同等城市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
溫州人只能依靠敏銳把握商機，加上吃苦耐勞，求得自力更生。幾乎在眼鏡行業起步的同時，徽章、紐扣、電器開關等花樣繁多的小商品製造業也開始在溫州崛起。
但當時的社會氛圍並不鼓勵這種後來被稱為“溫州模式”的新現象。
“你個人怎麼可以做生意呢？”那時的政策環境依然如此。
儘管地方政府曾經對這種“打擦邊球”的做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風向很快轉變。1982年，溫州“八大王”事件爆發，因為投機倒把罪，螺絲大王劉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等私營經濟的代表人物被全國通緝，溫州的眼鏡行業也有人因為相同的罪名鋃鐺入獄。
這種風向直到三年後才徹底反轉。
1985年，一篇名為《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出現在《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旗幟鮮明地鼓勵“溫州模式”，“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是文章的副標題。統計數據也證明了個體經濟湧現的活力，這一年，溫州GDP增長了25%，比全國水平高出9個百分點。
此前一年，溫州還被列入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列，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這為眼鏡行業未來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打開外貿大門
1989年，高中剛畢業的吳建敏接管了父親的一個小型眼鏡加工廠。五年後，這位溫州人遇到了他從商以來的最大機遇。
這一年，有人給吳建敏介紹了一位名叫羅伯特的荷蘭人，讓他帶著到溫州考察眼鏡廠。羅伯特來自歐洲光學公司，這家企業曾一度掌控歐洲的眼鏡市場。
吳建敏估計對方的眼鏡訂單很大，自己的小工廠無力承接，就帶著這位歐洲客戶去了當時溫州最大的幾家眼鏡工廠。羅伯特離開溫州的那天上午，吳建敏被叫了過去，對方把一張紙交給了這個23歲的年輕人，上面寫著所需眼鏡的規格、數量和價格。
“這個訂單給你去做吧。”羅伯特讓翻譯告訴吳建敏。吳建敏就這樣意外拿下了一筆200多萬副太陽鏡的超大訂單。當時，他的工廠一年還只能生產10萬副眼鏡。吳建敏事後回想，他能贏得這份訂單，也許是數天的接觸讓羅伯特覺得這個溫州年輕人值得信任。
得到訂單後，吳建敏馬上著手擴大生產。但1994年在溫州登陸的17號颱風打亂了他的計劃，這場天災導致了當地上千人死亡，吳建敏的眼鏡廠也被徹底摧毀。從小有資產瞬間變為負債80萬元的他夜不能寐。
好在還有羅伯特的訂單。靠著“溫州人既能當老闆又能睡地板”的精神，吳建敏在一年後就從危機中緩了過來。而這筆來自歐洲的訂單，比吳建敏最初預想得要大得多，原本第一年200萬副的太陽鏡訂單，很快追加到了400萬副。到了1995年，訂單數量甚至加倍到了1500萬副。吳建敏也在這一年成立了黎東眼鏡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
羅伯特的這次溫州之行，不僅讓吳建敏挖到了第一桶金，也為溫州的眼鏡行業打開了外貿的大門。原本主要在國內銷售產品的他們忽然發現，原來眼鏡外銷市場那麼大。
那時的世界眼鏡行業正處於變局之中。上世紀70年代，全球太陽鏡的生產基地從意大利、法國和德國轉移到了中國臺灣。而隨著臺灣的生產成本提高，眼鏡廠商們又在四處尋找新的代工工廠。
而羅伯特就像是眼鏡行業的哥倫布，發現了溫州這片新大陸，曾經向臺灣工廠下單的客戶們由此紛紛將訂單轉向了溫州。
這些訂單大部分是出廠價1美元以內的廉價太陽鏡，其質量類似於現在的地攤貨。而溫州工廠當時的加工能力也很有限，大部分得依靠人工組裝。
唐治國（化名）還記得，他那時在生產線上裝配眼鏡，經常是左手抓上四、五副眼鏡架，右手在桌子上取一把鏡片後，一次性裝到鏡架上。而不像現在的工人，會一副副眼鏡慢慢組裝。
“那時候做得很粗糙，就是圖快嘛。有時候訂單要得急，根本來不及做。”他回憶說。
唐治國是在1996年到一家溫州眼鏡廠打工的，他在眼鏡行業總共幹了七年，正趕上了那段狂飆突進的時期，新的眼鏡廠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一開始，他所在的工廠也就50、60人，第二年老闆就蓋了新廠房，僱了兩三百號工人。儘管一個月僅能休息一天，但眼鏡廠給唐治國的報酬還算可觀，每月能有1800元左右。
一分錢的貼紙生意
溫州坊間有這樣一句俗語，五馬街上到處都有金元寶在滾，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五馬街是溫州鬧市區一條著名的商業街，興盛於清朝末期。
在溫州眼鏡行業藉助外貿起飛的那段時間，一些人看到了“五馬街上的金元寶”，林加乾就是其中一員。
1994年之前，林加乾還是眼鏡行業的門外漢。偶然的機會，25歲的他注意到了太陽鏡上的商標貼紙，這片小小的貼紙很容易被人忽略，就價格而言一張也就能賣1分錢。但林加乾覺得，這片貼紙會是一門不錯的生意。
這種貼紙依靠靜電吸附在鏡片上，當時大陸並沒有能力生產，都得從臺灣等地進口。儘管它的技術難度並不算高，但如果做工不好，可能導致太陽鏡片出現裂片。那時還在從事印刷行業的林加乾花了半年時間研發貼紙，在推向市場後很快一炮而紅。
當時，海外的眼鏡訂單紛紛湧向溫州，下單的客戶們也不願再費周章進口眼鏡貼紙，就都指定用林加乾生產的產品。一兩年後，林加乾就在眼鏡貼紙生意上超過了臺灣的競爭對手。很快，他又把業務延伸到眼鏡吊牌、包裝以及眼鏡盒。
同樣是1994年，早先年還在為眼鏡點漆的鄭志遠也找到了新門路。有朋友給他提建議，“做眼鏡腳套要比點漆好很多，你去試試看。”腳套是眼鏡的一個零部件，裝配在鏡腳上，直接接觸佩戴者的雙耳。
和眼鏡貼紙一樣，溫州當時幾乎沒有腳套的生產商。即使有零星生產，腳套的質量也很差。不少本地廠家不得不到廣東採購。
鄭志遠想摸清製作腳套的門道，就找到一位懂行的師傅請對方喝茶。一說就是兩個小時，大概喝了六七次茶，鄭志遠就把腳套了做出來。腳套的關鍵在於模具質量，當時行業裡普遍用的都是2500元一副的模具，而鄭志遠則向模具廠報價一副4000元，讓對方定製最好的模具。
質量一樣、價格便宜，加上溫州人之間的地緣感情，鄭志遠很快接到了不少溫州眼鏡廠的腳套訂單。到了1995年，他在原單位辦了停薪留職，全身心地投入到眼鏡行業中。
至暗時刻
儘管“太陽鏡之城”已名聲在外，但相比於鞋服等行業，在新千年到來時，眼鏡在溫州還算不上支柱產業。
《溫州統計年鑑》的主要出口商品名錄中，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單獨列上了眼鏡。此前的年份，這份權威統計並沒有將溫州眼鏡的出口數據記錄在案。2004年，溫州眼鏡出口額達到2.9億美元（以匯率為1:8.2計算，約合23.8億元人民幣），僅次於鞋子和服裝。
也正是在此期間，一批溫州眼鏡製造商開始調整產品結構，淘汰相對低端的太陽鏡產品，改做更為高端的光學眼鏡及太陽鏡。到2007年，溫州眼鏡出口額增長至5.4億美元（以匯率為1:7.3計算，約合39.4億元人民幣），三年間近乎翻了一倍。
此時，溫州眼鏡行業的明天似乎無限美好，而未曾料到的是，從業者即將迎接的卻是一段至暗時刻。
溫州博物館一樓歷史館的一處展臺內，陳列著四隻大虎牌打火機，它是溫州輕工行業家喻戶曉的品牌。打火機一旁擺放的是三副太陽鏡，捐贈者為1996年成立的泰恆集團。
正是這家溫州眼鏡行業的“元老級”企業，在2013年向法院提出破產重整。有著相似命運的，還有1993年建廠的信泰集團，這家當地有名的眼鏡公司在2011年即爆發債務危機，創始人甚至一度到大洋彼岸躲債。
溫州經濟也在此期間陷入低谷，2012年溫州GDP增速僅為6.7%，不但在浙江省內墊底，也創下了該市23年以來的新低。
眼鏡行業的轉折點出現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依賴外貿出口的溫州眼鏡行業遭遇困難。2009年，全市眼鏡出口額罕見地下降了11%。當時寬鬆的貨幣環境，則讓溫州眼鏡製造者們迷失了方向，大家感覺實業沒前途，不務正業的人多了起來。
“眼鏡廠成為了融資平臺，大家用工廠的產值去銀行貸款，有了錢之後，不是投眼鏡而是去投金融和房地產，因為投資眼鏡收益太慢。”一位當地眼鏡行業的資深人士回憶說。
吳建敏那時甚至感覺，再這樣下去，溫州的眼鏡行業就要沒了，因為行業裡優秀的人都去做房地產了。期間他也曾涉足房地產行業，但是最重要的一筆上千萬投資，還是留在了眼鏡行業，用於建設新廠房和購買設備。
事後看來，溫州眼鏡商人們的跨界投資大多被證明是錯誤的，大部分人虧得一塌糊塗後選擇迴歸主業。泰恆、信泰集團這兩家公司走入困境，也都起因於在房地產、光伏行業的多元化投資失敗，最終導致資不抵債。
溫州的眼鏡從業者們逐漸意識到，眼鏡行業可能不會讓自己很富有，但是它更穩當，而且只有在這個行業，他們才具備競爭力。
2013年，當時擔任溫州眼鏡商會會長的吳建敏提議在一年一度的溫州眼鏡展上舉辦一個儀式。他帶領同行們集體在保證書上簽字，宣佈將回歸眼鏡行業重新經營實業。而那屆展覽會也頗為應景地將主題定為“實業的力量”。
最好的時光
馬里奧（Mario Pietribias）在演講用的PPT上標了兩條線，朝上的箭頭代表溫州，箭頭朝下的則是深圳。
聆聽演講的大部分人是溫州眼鏡行業的從業者，他們當然明白馬里奧在說什麼，他曾是全球第二大眼鏡公司霞飛諾的首席執行官。在過去數年間，溫州正逐漸取代深圳，成為新的世界眼鏡工廠，兩條不同走向的線條代表著這種趨勢。
保守估計，目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鏡由溫州生產，除了有著傳統優勢的太陽鏡，光學眼鏡的佔有率也在逐年提高。
“這是溫州眼鏡行業最好的時間。”不止一位溫州眼鏡從業者自信滿滿地說。數十年的積累後，溫州已經擁有了約1000家眼鏡及配套企業，從業者20萬人，去年眼鏡出口額63.9億元，同比提高了13%。
在經歷2012年的低點後，整個溫州經濟也逐漸復甦，2017年GDP增速達到了8.4%的階段新高。
過去五六年，曾經以“沙灘貨”為主業的吳建敏開始承接Ralph Lauren這樣的國際大牌訂單，現在出廠眼鏡的均價已提高到了6-7美元，最貴的則有15美元。除此之外，不少溫州眼鏡企業的客戶也由二三線品牌過渡至Prada、Hugoboss這樣的頂級品牌商。
早前，這些國際大牌都會選擇在深圳代工生產，而在“溫州生產”的品質提高後，它們逐漸湧向了溫州。
“別小看一副眼鏡，很難做的，這個彈弓就要承受很多次的彎折。”吳建敏取下自己戴的一副黑框眼鏡，推動著鏡片和鏡架間的彈弓。按照現在的生產能力，這個零件所允許的公差已經縮小到原先標準的約十分之一。
上世紀90年代，在臺灣低端太陽鏡訂單轉移到溫州的同時，深圳從香港承接了高端的光學鏡和太陽鏡生產，現在溫州則準備接過深圳手中的交接棒。
而在馬里奧看來，推動這種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價格。他這樣形容溫州的優勢：過得去的質量，還算不錯的服務，當然，最重要的是吸引人的價格。
“幾乎質量接近的東西，深圳7美元，我們5美元，客人很容易把訂單轉到溫州來，我們的成本會比深圳更有優勢。”溫州市眼鏡商會秘書長許海洲說。
按照他的分析，在溫州和深圳下單的歐美主流品牌，目前的比例還是3:7，最大的品牌可能還只是在溫州試水。比如阿瑪尼，會選擇溫州生產自己的二線品牌Armani Exchange，而Giorgio Armani的生產基地則依然留在深圳。
但不可否認的是，溫州在全球眼鏡產業鏈中的重要性正在不可逆轉地提高。
代工天花板
“製造到了最好的時候，實際上從整體行業來說，一個新的大危機也來了。你快到天花板了，怎麼辦？”許海洲說。
這也是馬里奧試圖提醒溫州同行們的，價格優勢是暫時的，未來總有人會提供比你更低廉的價格，那時溫州的工廠型企業將難以生存。而這樣的時間點，可能長則10年短則5年就會到來。
如何轉型，是代工為主、缺少品牌的溫州眼鏡企業未來所面臨的問題。
“最終還是要推出品牌，這才是我們接下來要走的路，如果都是靠製造，有一天如果轉移了呢？”溫州眼鏡商會現任會長林加乾反問道。從眼鏡貼紙起家的他現在是藍道工業的董事長，這家公司每年能生產1億隻眼鏡盒，是行業內的隱形冠軍。
鄭志遠是溫州眼鏡品牌較早的嚐鮮者。2006年，這位先後從事眼鏡點漆、腳套的創業者將業務延伸到了成鏡，他選擇了兒童眼鏡這個冷門的領域，並很快決定建立自己的品牌，把命運掌握在自己而非下單者的手裡。
做出這個決定之初，鄭志遠就被告誡說，做品牌就像養娃，得花十年甚至二十年培養。十多年過去，他開始慢慢嚐到甜頭，因為品牌有了附加值，同樣的兒童眼鏡外銷只能賣30元一副，在國內市場的價格則可以賣到每副100多元。
鄭志遠作為董事長的冠豪眼鏡公司，每年能銷售200萬副兒童眼鏡。但像他這樣在品牌經營方面有所建樹的，在溫州眼鏡行業目前仍屈指可數。
相比於品牌經營，代工被認為更實在，按客戶的要求把數量、品質和交期做好，市場風險很低。許海洲認為，“但是要投品牌，每年砸2000萬，五年後怎麼樣，什麼都不知道。在這點上很多老闆就止步了。”
吳建敏也嘗試推出過眼鏡品牌，但是並不算成功。他曾總結，國際上的眼鏡品牌大部分是服裝品牌的附帶產品，想單獨做眼鏡品牌難度很大。
因此吳建敏轉而嘗試另一條路徑——收購眼鏡品牌。“創品牌不如去收購。別人做得可以了，就把它收了，能少走5-10年創業的路。”他正籌劃聯合溫州的眼鏡企業成立一支對接資本市場的產業基金，並且已經在物色品牌收購的目標。
對於溫州的眼鏡企業家而言，無論是收購品牌或是建立品牌，時間都將成為一個決定因素。在成本更低廉的眼鏡產地出現前，他們是否能建起足夠寬的護城河，直接關乎太陽鏡之城的未來。
閱讀更多 界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