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如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如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如眼前花。《菜根譚》
讀書不研究聖賢者的思想精髓而只知背誦文句，這樣的人只能成為一個寫字匠；做官的不為人民著想而只知道領取俸祿，這樣的官像一個披著官服的強盜。只研究理論知識而不切身實踐，這樣的人就好比一個不懂得佛理只會讀經的和尚；有些人事業有成以後不想為後人積些陰德，那麼，他們就會像眼前正在綻放的豔麗花朵，用不了多久就會凋謝。
扁鵲是春秋戰國時非常著名的醫學家。他醫術高明，為人們所信服。關於他，流傳著很多動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和他的兩個徒弟出去辦事，途經虢國，恰好碰上虢國的太子“死”了。虢國城裡鬧鬧嚷嚷，亂成了一片，有的人在默默為虢國祈禱，有的人在忙著為太子奔喪。
扁鵲聽說了太子“死”的經過，覺得有點疑問，於是找到太子的從屬宮中庶子，把太子發病的情況和“死亡”的時間詳細地問了一番。隨後他對中庶子說：“我覺得太子沒有死，我可以把他救活。”
中庶子不相信扁鵲說的話，認為他在吹牛，便說：“你不要開玩笑了，你什麼時候見過死了的人還能復活的？你不覺得這話說得太離奇了嗎？”
扁鵲說：“既然您不相信我說的話，那咱們就用事實來說話吧——只要您去向國君報告一下，說有一個叫扁鵲的人還可以救活太子。現已等候在宮外，聽候國君的吩咐。”
中庶子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根本就不相信這話，因此不願意冒險為他去報告。經過扁鵲再三勸說，中庶子才同意去報告國君。國君一聽說太子還有救，就趕緊把扁鵲恭恭敬敬地請進宮裡。
扁鵲對太子進行了詳細的檢查，經過診斷，認為是“屍厥症”，也就是現在醫學上說的“休克”或“假死”。找到了病因，扁鵲師徒三人一刻也不敢耽誤，趕快搶救。經過一番得力的搶救，太子果然又活了過來。接著扁鵲給太子進行熱敷，又吩咐僕人堅持給太子吃20天的湯藥，虢國太子這才完全恢復了健康。
整過這次事件以後，扁鵲名聲遠揚，被天下人盛傳有起死回生之術。每當聽到別人這樣說，扁鵲就向他們鄭重其事地說：“真正死了的人怎麼可能救活呢，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太子的病，雖然表面看起來像死人一樣，其實並沒有真死，我只是用適當的治療方法把他從假死中挽救過來罷了。”
又有一次，扁鵲經過蔡國。蔡國國君蔡桓侯一聽說神醫扁鵲來了，立即用隆重的禮節接待他。意想不到的是，扁鵲見到桓侯卻說：“您現在已經有病了。不過幸好病在膚淺的部位，趕快進行治療吧，否則它會向嚴重的方向發展。”
桓侯聽後很驚訝，便說：“我沒病。”
扁鵲聽了這話後無可奈何，只好走開了。扁鵲離開後，桓侯對他左右的大臣們說：“即使自己有點名氣也不應該這樣無禮，為了博取名利竟然為沒有病的人治病。”
五天後，扁鵲又來晉見桓侯。他看到桓侯後說：“您的病已經深入到你的血脈裡了，現在如不趕緊治療，它會越來越嚴重。”
桓侯很不高興地說：“我沒病。”
又過了五天，扁鵲又來了，他再次勸說桓侯：“您的病已經深入到腸胃裡，再不趕緊治療，就無藥可救了。”
桓侯這次理都沒理扁鵲，認為他在無中生有。扁鵲無話可說，只得無奈離去。
又過了五天，扁鵲又來了，他看了看桓侯的臉色，扭頭便往回走。桓侯感到奇怪，攔住扁鵲問明原因。扁鵲說：“國君的病已經發展到骨髓裡了，我已經無能為力了。”
沒過幾天，桓侯果然病死。
扁鵲把他一生所學的醫術都運用到實踐中，提出了著名的“望、聞、問、切”四診法，成為歷代中醫的傳統診斷方法，一直延續到今天，為祖國的醫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個物質的人作惡並不可怕，一個學問高深的人不走正路才叫人畏懼。讀書不光是為了增長學問，更是為了修養品德，一個學問高深、道德高尚的人才是受人尊敬的人。
北宋仁宗時期的宰相韓琦，是河南安陽人，少年時中進士。歷任數職後，在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被拜為宰相。英宗時，他繼續執政；神宗即位後，他辭去相位，以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後來移判大名府。
大名府總人口約七八十萬人，在北宋四京當中，僅次於東京開封府。因此，大名府非常不易治理，尤其是關於民事糾紛、獄訟的文書，比一般府郡要多出很多倍。年近六十的韓琦坐鎮大名府，大小事務一律親自審理，如果是因身體狀況不好而不能親力親為時，就會將政務委託給可以信賴的人代為處理，而且還要代為處理之人每天向他彙報一天的大小事務，這樣他才能安心養病。當別人勸他不要那麼操勞時，他總是認真地回答：“刑獄訴訟，是關乎人命的大事，絕不能有半點疏忽啊！”
韓琦這種鞠躬盡瘁的精神，不僅深得百姓的讚揚，而且多次得到朝廷的褒獎，神宗還曾多次御賜湯藥加以撫問。他的功績被史書上記載為：“人愛之如父母，有鬥訟，傳相勸止，曰：‘勿擾吾侍中也。’”
韓琦自弱冠入仕，一生為官近五十年。他做過三朝宰相，兩次為顧命大臣，處於危疑之際而能知無不為。有人告誡他說：“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為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韓琦回答說：“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擾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令聞者愧服。
讀書如果不能領會聖賢教誨，那不過是像抄書工人一樣是書本的奴隸；做官如果不知道體恤百姓，那就無異於衣冠楚楚的大盜；只知研究學問卻不注意身體力行，那就不過是誇誇其談罷了；建功立業者如果不想著提高自己的德行，那就只能如曇花一現，不會長久。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讀書只是獲取知識的一種方式。讀書的精髓應在於學習某種先進的思想理念或方法。人應該駕馭書，而不能成為為讀書而讀書的“書呆子”。而“為官一任”，當應“造福一方”。只取官俸，不愛護人民之官，白白浪費了施政的光陰和社會財力，可謂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敵。
古人治學，其目的並非只為懂得文章，最主要是自己能躬行實踐所學得的學問，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學以致用”，用自己之所學貢獻國家社會，假如學問跟實踐不能相輔相成，那就變成了徒具形式的口頭禪。例如一個修禪的人，即使天天絞盡腦汁作理路上的苦鬥，假如不徹底實踐參禪悟道的真功夫，到頭來連一點用處也沒有。總而言之，讀書如果不探求聖賢哲理，就不能算是學以致用；做官如果不愛護人民，就不能算是人民父母官；創立事業而不肯積陰德，就不能算是愛護自己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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