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馳援|記者連線上海援鄂心理醫生:我看見了很多“盔甲”下的柔軟

上海馳援|記者連線上海援鄂心理醫生:我看見了很多“盔甲”下的柔軟

青年報·青春上海見習記者 陳泳均

2月21日,上海一批心理醫生馳援武漢,為湖北送去“心靈解藥”。如今,時近一月,記者連線兩位松江馳援一線的心理醫生,聽聽他們如何為身處武漢的醫護人員和當地市民“打開心門”。

結合小型團隊輔導,逐漸推開“心門”

一張紙,一支筆,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在畫畫中,不自覺地將埋藏在心底的負面情緒展現出來。幸好,心理醫師們用專業知識和溫柔疏導慢慢推開他們的“心門”。

“我們有對醫護人員開展‘巴林特’小型團隊輔導。考慮到疫情的原因,人與人之間保持1米距離,這不利於團體治療的展開。剛開始的時候大家一般比較沉默,誰都不敢輕易打開自己的心扉。因此,心理繪畫是常見的技巧之一。”

上海驰援|记者连线上海援鄂心理医生:我看见了很多“盔甲”下的柔软

熊強是上海馳援武漢醫療隊的青年隊員,也是松江區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的一名主治醫師。他告訴記者,通常在酒店大堂對馳援武漢的心理醫生開展小型團隊輔導,心理繪畫往往是作者的心理投射,這種形式有助於瞭解和發現一線醫務工作者的心理情況。

在一次“雨中人”的心理繪畫遊戲中,有一幅護士的畫作令熊強醫師印象深刻。那位護士在紙上畫了傾盆大雨、黑雲密佈,只有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角落裡,頭頂沒有傘,低著頭,任由大雨的肆虐。熊強分析,這位護士心中一定積壓了不少負面情緒。

“我晚上躺在床上不敢閉眼,我擔心一旦睡過去,就像病房裡的病人那樣醒不過來了。”熊強了解到,這位年輕的護士本身性格內向,來到武漢後又很少與家人聯繫,憂慮、害怕的情緒長時間在心中積壓。

在那次團隊輔導結束後,熊強與這位護士進行了多次電話諮詢,每次通話時長在四十分鐘到一小時。

溝通中熊強會採取適量的自我暴露,“我到武漢後也有失眠的時候,這時我就會在駐點的房間,用唱歌軟件唱歌,你也可以試試喔!”最終,在多次的心理疏導和藥物輔助下,那位護士情況得以緩解。

這位護士的情況並非個案,一位當地有20年經驗的護士長,疫情期間,從醫技科調到了重症病房。在重症病房,長時間地看到生離死別,當她向熊強求助時,已幾近崩潰,痛哭了五分種後,才能言語。

“替代性創傷是前線醫護人員比較常見的心理困擾之一,尤其是同理心強的人。在心理疏導時,面對這樣的情況,傾聽、支持,共情是任何心理治療的基礎。”

熊強告訴記者,如果來訪者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可以嘗試地引導來訪者發現並探討,遇到來來訪者緊張、恐慌、焦慮、失眠時會結合一些放鬆訓練。另外,心理醫療隊也有錄製一些放鬆訓練的音頻發送到醫護工作群,讓他們需要時根據音頻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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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通醫護市民熱線,彼端溫柔迴響

迷茫,焦慮,時常熱線電話一接通,便是一陣哽咽或者痛哭,順著電話線一路傳到心理諮詢師這頭。一條電話線,牽出疫情下醫護人員和武漢市民埋藏許久的情緒。幸好電話熱線的彼端有溫柔以待和專業疏導。

“我整天呆在家,不能出門,真的受不了了。”

“我每天從醫院回到住處,經常失眠怎麼辦?”

“我發燒將近一週了,去醫院檢查顯示核酸陰性,但是我還是害怕我自己感染了!”

“此前,我們會在武漢江漢方艙醫院進行會診和查房。方艙醫院休艙後,我們的心理輔導工作仍在繼續。”

潘婷是上海馳援武漢醫療隊的青年隊員,也是松江區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的一名主治醫師。武漢大學畢業的她,一聽到需要心理醫療隊,就立即報了名。

她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心理醫療隊小組會在武漢協和醫院,和醫護人員進行面對面的心理疏導或者在駐點接聽來自武漢市民、醫護人員的心理求助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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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5點多,潘婷正看著團隊小組輔導的資料,突然接到來自同事轉來的電話。有位當地的護士心情幾近崩潰,因為此前都是由她進行心理援助,對方強烈希望由她來接聽電話。於是,潘婷立即與那位護士進行心理疏導。

“我好自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看著天花板想著是不是我感染給了我的家人?為什麼被感染的不是我?”這名護士曾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她的同事被隔離,她的家人已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雖然對方泣不成聲,潘婷用溫柔的聲音和沉穩的語調,一邊聆聽對方的傾訴,一邊耐心疏導。

她告訴記者,心理援助熱線需要向求助者傳達“我在聽,放心,你不是一個人,有我們一起支持你”的信號。近乎一個小時的聆聽,對方的情緒逐漸冷靜。那天晚上,潘婷沒來得及吃晚飯,就趕去開展醫護人員的小型團隊輔導。

有時候,如果遇到電話諮詢無法改善的情況,心理醫師會約來訪者到心理門診,必要時還會會結合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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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馳援武漢的心理醫生而言,回到住處後,他們總想著多整理、多查閱些資料,因而與家人通話也是匆匆數語。潘婷的兒子正在讀小學一年級,正是捨不得母親的年齡。

剛到武漢後,有次通話中,兒子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媽媽,你沒有聽我的話,還是去了武漢。”聽到這句話,潘婷瞬間百感交集,她身為母親,固然捨不得可愛的兒子,但是她更是名醫生,於是她將這份牽掛埋在心底。“這是我的職責,我始終記得我在武漢大學讀醫時,第一課就是關於醫生的擔當和職責。”

當記者問及疫情結束後最想做的一件事時,她笑著說,想回家多陪陪兒子。

青年報·青春上海見習記者 陳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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