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原以拆牆聞名於世，現在牆又一次被建立起來

東歐鉅變，蘇聯解體後，美國的政治評論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文章。其中心觀點是，冷戰的結束傳遞了一個信號：整個人類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已經進化到了終點。傳統的權力政治和大規模的衝突將會衰落，與此同時，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正在等著我們。

然而放眼全球，儘管“民主”已經成為了一種較為常見的政府形式，甚至對許多生活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民眾也極具吸引力，但是它似乎依然無法阻擋“歷史的迴歸”。中東地區紛亂的戰事使平民遭受不加區分的野蠻襲擊，甚至流離失所。部分歐洲和北美國家則受制於高升的失業率和明顯的財富兩極分化。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在亟待緩解的難民浪潮中呈現狂熱態勢。“歐洲原以拆牆聞名於世，現在牆又一次被建立起來”。

近期，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傳播態勢，多數歐美國家採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英國和瑞典選擇“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策略，將醫療資源向老年人和重症患者傾斜；美國多個州相繼宣佈大中小學停課，國家疾控中心亦公開禁止50人以上的集會；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等多個歐盟國家則先後宣佈全部或部分關閉邊界……其中，有不少措施引發了國內網友的熱議。

《歷史的迴歸》一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提出，今天的全球體系給一部分想要利用歷史的人提供了便利——他們不是從中認清真相、辨別是非，而是利用當代的信息和技術挑撥人們的情緒，製造出非理性的、不穩定的事件。而在這樣的態勢下，個體更應該梳理歷史的發展路徑，並且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種好的制度，都不應僅僅依賴於決策者或者政治家，而是關乎於每個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做的反思和努力。

自由民主的崛起

譯/魯力

自由民主的勝利毫無疑問是意料之中的結論。事實上，福山理想中的政體是偉大政治力量和特定歷史時刻的產物。民主本身自然是非常古老的政治原則，這一原則似乎基於由人民(又稱

縱觀人類歷史，這種民主制度被很多種方式以及一系列政治制度闡述。這些方式中有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所有的法律都是由社會成員直接普選決定，就像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公民通過召開集會實現的那樣。其他的方式是間接民主(indirect democracy)。比如說，我們選舉議會議員，議會議員代表的是選區內人民的觀點，並代表他們參與制定法律。但是不管是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由人民直接統治(rule bydēmos) 不總是被看作最好的或是最成功的政府形式。事實上，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看，民主曾經被很多人批評。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譴責民主激發暴民統治，通過歧視和壓迫的方式，多數人會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少數人。當公元前400 年，雅典人被馬其頓國王征服時，民主成了一種荒謬的政治制度，並非廣受讚賞。儘管有改進政治決策機制的案例——最著名的是13 世紀以來英國“議會” (parliaments)的創立和擴張，數個世紀以來，政治權力都被集中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在16—17世紀的歐洲，當我們的現代民族國家剛剛出現，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張並非“人民的權力”，而是保證王權只需對上帝負責，以此獲得絕對的權威。在新教改革之後，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絕對的主權(

大約用了兩個世紀的時間，民主才將自己確立為政治組織中具有吸引力和切實可行的選項。對於民主的復興而言，有兩個時刻至關重要，一個是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和新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另一個則是法國大革命(1789—1799)，革命者不僅限制國王路易十六的絕對權威，而且要將支撐王權的貴族統治制度徹底終結。根據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鄧恩(John Dunn)的說法，就是在革命期間，“民主”從最初用來描述統治制度的名詞，擴展到概括一類人的名詞 (“民主主義者”，democrat)，表示支持的形容詞(“民主的”，democratic)，以及用來描述轉向由人自治這一政治制度的動詞(“民主化”，to democratize)。

但這一過程並不完全一帆風順 :當法國大革命的主人公們在要摧毀什麼樣的制度上達成共識的時候，他們卻在到底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他們中的一些人，受19 世紀法國哲學家讓– 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啟發，相信真正的民主只能通過統治者直接實現人民的意願來實現——廣義上被認為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對待所有人都要平等。在這裡盧梭用了兩個關於民主的概念——“一致”和“平等”——來挑戰國王在制定法律和主權權威方面的神聖權力。相反，只有人民之間的自由、平等、互惠共識，才能構成政治共同體中合法性權威的基礎，並提供法律的來源。因此，立法權並不屬於統治者，而是屬於人民，在此之後也被稱為人民主權(

當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領袖時，這一模式的潛在危險通過一種血腥的方式徹底顯現出來。在廣為人知的恐怖時代裡，他假模假樣地進行公審，判處數以千計的公民死刑。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民主的支持者們要竭力解決兩個主要問題 : 第一，由誰來決定人民的意願?第二，如果多數人的意願，是奴役和大規模屠殺等在道德上無法被接受的行為，應該怎麼辦?

第二類革命者，受到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之父們的啟發，堅信多數人的意願並不一定能確保好政府的實現。還有其他兩類因素必須要考慮。首先，他們借鑑現代自由主義之父、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觀點，認為人民主權必須要由一系列基本權利加以完善，這樣可以保證少數人免於多數人的暴政。第二，他們認為三個政府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應該分權制衡，以避免任何一個分支濫用權力。在這一制衡體系中，獨立的司法機構被看作政府架構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用來防止多數人的暴政。對於個人的尊重，被看作基本的民權和政治權利，以及對於法治的尊重都成為自由民主(

基本權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宣稱這些權利是普世的——屬於全人類。這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18 世紀晚期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樣開啟了定義和關注“人性”的歷史進程。這一良知和關切延伸的轉折性時刻始於18 世紀80年代，直至1807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正式宣告廢除奴隸貿易運動付諸實踐。廢除奴隸貿易運動是現代人道主義行動的起源——這不僅僅是一國之內的慈善行動，而且讓那些生活在遙遠地方的正在受苦的人得到解脫。支持這些的，就是我們的普遍人性。18 世紀晚期自由和平等觀念的提出，被英國曆史學家喬納森·伊斯雷爾(Jonathan Israel) 描述為“思想的革命”：它使得人們徹底改變了看待和思考社會組織的方式，從一個科層制的模型轉向更為平等主義和包容主義的範式。

不管怎麼說，這一時期湧現出的民主十分特別——是代議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民主”這個定義也並不是一定指按字面意思那樣，組成一個由人民直接實施統治的政府——就和古希臘通過公民大會和公審實現的那樣，而是人民通過選舉選出政治代表，委託他們實施統治的權力。詹姆斯·麥迪遜指出這一政治階層會“提煉和擴展公眾的視野”，摒棄普通民眾的偏見，通過他們的智慧和經驗，提煉出更為廣泛的公共利益。而且，“思想的革命”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才轉化為平等這一可見的表述，特別是在政治領域。民主的第一種形式，雅典城邦，等級制特徵就十分明顯:大約有30000 個成年男性(約佔人口總數的10%)擁有政治權利，而奴隸、外國人和女性則沒有投票權。最早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同樣將大部分人排除在政治參與的範疇之外。

儘管理想的政治願景是由人民統治，受到權力制衡的制約，但繼續主導政治的，是狹義上的“人民”。還有三類群體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第一類是那些無產階級者。富有的民主主義者，雖然人數少，但在政治上卻是強有力的少數群體，他們害怕貧窮的大多數被賦予選舉權——後者的訴求與富有群體完全不同。舉例來說，在英國，直到20 世紀早期，選舉權才擴展到英國人口中的大多數。第二個導致政治權利被嚴格限制的原因是性別。儘管自19 世紀中期以後，婦女參政的鼓吹者在政治上就十分活躍，但直到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婦女才獲得在英國和加拿大投票的權利。在美國，有一些州單獨採取行動，賦予女性投票權，但直到1920 年，這一基於性別的管制才被撤銷。美國在當時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在其他的西方國家，婦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得投票權。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限制因素是種族。儘管諸如反對奴隸貿易運動這樣的早期人道主義，大多是基於人類共同尊嚴的理想，事實上他們只是提升了對“他者”的同情，而非實現了真正的平等。18世紀廢奴主義運動中的奴隸們距離成為“人”、擁有各項民權和政治權利還有很大距離。根據美國文學歷史學家林恩·費斯塔(Lynn Festa)的說法，他們沒有真正的權利，“只有被剝削的權利”。少數族裔被剝奪政治參與權的情況又持續了超過一個世紀，這後來也變成了戰後美國民權運動的焦點。儘管憲法修正案使得非洲裔美國人在理論上擁有了參與美國政治的權利，但是官僚機構的障礙依然高不可攀，只有很小一部分比例的黑人真正參與了投票。直到1965 年《投票權法案》 (the Voting Rights Act)通過之後，非洲裔美國人才完全變成了“公民”。

因此，民主的鞏固不僅僅需要一次思想的革命，而是需要很多次。民主在全球的擴張是不穩定的，也遇到過很多挫折。在20 世紀初，全世界大約只有10 個民主國家(根據當時的定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數字翻了一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就此做出了那條著名的論述，“對於民主國家而言，這場大戰使世界更安全了”。但是在短短几年之內，由於經濟危機(加上大蕭條)和政治動亂，形勢發生了逆轉。波羅的海的新生民主國家和波蘭均被瓦解，初生的民主在歐洲的核心地帶——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受到重大挫敗，法西斯政府向人民承諾提供更好的秩序和更多的繁榮。與此同時，在拉丁美洲，軍事政變推翻了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的民主政府。

在20世紀30年代，與民主對立的政治制度，比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的制度，看起來都比置身孤立主義的美國，以及法國和英國搖搖欲墜的民主制度更具活力，也更為成功。

“人民傾向於跟隨贏家”，卡根指出，“在兩次大戰之間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看起來很虛弱，並處於守勢。這導致的結果是，到1941 年世界上僅有九個民主國家，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不禁感嘆一旦英國被納粹德國征服，世界將進入“新的黑暗時代”。

正是在軍事上對法西斯主義的決定性勝利，以及對日本、朝鮮半島南部和德國等國家的佔領，才使得民主在1945 年之後迎來了發展的第二次浪潮。可能替代民主的社會制度都黯然失色——特別是在許多西方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中產階級不斷擴大，國家福利制度不斷加強的對比之下。事實上，市場經濟的崛起直接鞏固了民主制度。這一現象同樣有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比如高教育水平、人口流動順暢、法治和獲取信息的便利，同樣支撐了廣泛而平等的政治參與。此外，到20 世紀60年代，去殖民化的進程不斷推進，發展中世界裡新的民族國家不斷誕生，湧現出一些新的民主政權，使得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增加了四倍。

然而，直到80年代，民主才能宣稱，自己比競爭者更好地滿足了人類的需求。回過頭來看，隨著南歐國家(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專制政權的民主化，民主開始了第三波進程。

西方國家還面臨著“滯漲”(stagflation，即高失業率、高通脹率和低經濟增長率)的詛咒。在這個階段，民主制度的替代者似乎還具有活力，也有很多理論家開始謹慎探討，民主制度是否已經達到了自身的極限。

又過了10 年的時間，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國家的數量也超過100 個。自由民主——加上人民的統治、對人權的保護、法治以及自由市場——是全球政治經濟主導權競爭中當之無愧的勝利者。這一勝利也使很多西方國家的政治階級試圖將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經濟模式推廣到全世界，以加速推進形成福山所描述的“普世的同質化國家”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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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角力、難民遷徙、

貧富不均、社會不公⋯⋯

21世紀，是歷史的終結還是歷史的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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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

（現代人小叢書系列）

[加拿大] 珍妮弗·韋爾什 著

魯力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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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20世紀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並導致“歷史的終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本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回應並反駁了福山的這一著名論點。韋爾什指出，21世紀的世界並未如福山所預言的一般，成為自由民主的開放世界；戰爭與難民、政治與經濟的國際角力、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書促使讀者重新審視自由民主的歷史，並引導讀者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歷史正在迴歸，它具有怎樣的當下特色？人們正如何使用歷史？自由民主是否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我們應如何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

關於“現代人小叢書”

1961年起，加拿大廣播公司、阿南西出版公司和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共同發起了“梅西公民講座”項目，圍繞群體意識、技術、大眾媒介、債務和財富、公民權利等一系列與當下公共利益關切的議題，邀請到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識分子展開面向公眾的演講。這些演講的內容以出版物的形式流傳下來，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我們從中選擇了對今日國內讀者尤有啟發的首批12本，組成這套“現代人小叢書”系列的第一部分，其作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文學批評家諾斯羅普·弗萊……它們講述了人們應該如何面對現代社會依舊未能擺脫的工具理性的“鐵籠”命運，如何在充滿困惑和迷霧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審慎的樂觀，以及，更重要的，保持並回歸自我的本真。

這裡有作為一個公民，你應該知道的一切。

已出版

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〡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

書摘：在遷移的世界中，何處是歸依

償還：債務和財富的陰暗面〡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書摘：債務背後的慾望與利益，道德與人心

培養想象〡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書摘：沉浸於時間中的巨人

畫地為牢〡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書摘：群體既是你的安慰，又是你的敵人

技術的真相〡厄休拉·M. 富蘭克林（Ursula M. Franklin）

書摘：當全球化威脅人們生存的根基無意識的文明〡約翰·拉爾斯頓·索爾（John Ralston Saul）

書摘：在個體和政府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中間力量？

效率崇拜〡賈尼絲·格羅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

設計自由〡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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