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末清初時期，得益於亞歐新航路的開闢，大量的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以及意大利等外國人為了謀求自身經濟或政治上的利益不斷往中國內地輸入，據相關資料統計，明朝正嘉（正德、嘉慶）年間僅寧波一地的葡萄牙人就曾高達1200人之多。當然，在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奉歐洲教皇之命到中國開闢“新大陸”的虔誠的傳教士們，如明朝末年來華的利瑪竇先生和湯若望先生以及康熙年間曾叱吒欽天監的南懷仁先生等等。
矛盾伊始：“西學”對封建統治秩序的刺激
在上一篇文章 當中筆者已經講到，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環境下順利完成教皇所賦予的使命，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們採取了“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學術”的傳教策略。而所謂的“學術”從某種意義上則代表了17世紀西方超前的科學技術（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人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體系）和較為開放的文化思想，這對於正處於高度君主專制主義下的封建統治秩序而言無疑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刺激。因此，在這些新思想、新技術還未完全被當時的清朝統治階層接受和認可之前，必定會受到來自於部分頑固派和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發生於明末清初時期的一場中西“曆法之爭”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場“曆法之爭”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又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清代“欽天監教案”，作為本案的主角人物，傳教士湯若望也因此身陷險境。
“曆法之爭”：一場科學與“神學”之間的較量
自漢武帝時期以來，“天人合一”便成為了歷朝歷代最高決策者所強調的基本統治思想，所謂“奉天承運”便是該思想的最直觀體現，除此以外，為了將“帝王受命於天”的思想彰顯得更加神聖化，統治者往往還會將“天意”與“人事”進行刻意融合，以便更深一層次地維護原有的統治秩序。而作為“天意”與“人事”之間的橋樑，“曆書”也就成為了統治者受命於天的重要憑證。因此，各朝對於“曆書”都表現得尤為重視。
以明代為例，明朝時期所實行的“大統歷”是在元朝“授時歷”的基礎上編制的，初期這種曆法還能夠滿足當時帝國運轉的日常需求，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大統歷”所產生的弊端和誤差已逐步顯現，更換更精確、科學的歷法已勢在必行。
16世紀，恰逢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來華，為了在短時間內取得統治者的信任，傳教士們率先瞄準了當時已落後於西方的天文學，為此，在這些人的輔助之下，明朝首部具有實質性科學理論依據的歷書——《崇禎曆書》得以問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還沒等到明朝開始真正使用該部曆書其國祚便到了盡頭。
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滿清入主中原。次年，《崇禎曆法》在湯若望等人的舉薦下有幸在清代得以重新啟用，是為《時憲曆》（統稱為“農曆”）。《時憲曆》的頒佈，昭示著我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曆法改革得到了階段性成功，與此同時，由於該曆法受到以楊光先等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也預示著一場中西“曆法之爭”即將爆發。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楊光先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摘謬論》拉開了清初“曆法之爭”的帷幕，隨後，又著《辟邪論》和《正國體呈稿》二文加以譴責湯若望。楊的目的很簡單，便是要以這種方式讓統治者對以湯若望為首的傳教士們進行打擊並拒絕西洋新法，改用陳年舊曆。熟悉清初歷史的讀者應該很清楚，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順治帝與傳教士湯若望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甚至還一度稱湯若望為瑪法（“爺爺”的意思）並給予其各種特權。事實證明，此舉不僅為湯若望傳教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且也為繼湯若望之後的西洋傳教士在中國實施勸化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這一時期的楊光先是斷然動不了湯若望的。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僅24歲的順治帝不幸染疾駕崩。順治帝的去世，使湯若望在政治上徹底失去了靠山，而四大輔政大臣又多是專權、保守之主，這一政治氛圍對於湯若望及其傳教工作而言無疑是不利的。果不其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楊光先在輔臣鰲拜和蘇克沙哈的支持下再度上書《摘謬十論》、《選擇議》等文攻擊湯若望及其西洋曆法。最終經戶、吏兩部會審，湯若望被罷去欽天監“監正”一職，擬定死罪。（後來由於孝莊太后的極力干預，湯若望獲釋出獄，不久病死於教堂）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楊光先順利榮升欽天監“監正”一職。
在楊光先擔任“監正”期間，欽天監內部精通西洋曆法的官員基本被其剪除殆盡，清朝再度恢復為年久失修的“大統歷”。關於楊光先本人，筆者有幸查到了關於他生前所講的一段話：
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天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
康熙八年（關於1667），在鰲拜及其黨羽勢力瓦解之後“楊光先時代”的欽天監也隨之終結。在多次公開驗證西洋曆法精密程度遠高於“回回曆”和“大統歷”之後，康熙帝將楊光先撤出欽天監，改由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擔任欽天監“監正”一職，併為湯若望平反昭雪。
至此，清初時期的“曆法之爭”得以謝幕，西洋曆法憑其精確性和科學性成功“脫穎而出”。
新舊曆法：相較於科學屬性，統治者更看重其政治屬性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無論是從兩種曆法的科學性還是精確性來講，西洋曆法比先前中國所採用的“大統歷”和“回回曆”都要略勝一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既然如此，統治者若想要確定其中一種曆法作為本國曆法的話只需如康熙帝一般將二者進行公開驗證便可，這道程序對於統治者而言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但為何在康熙帝以前沒人做公開性的驗證呢？顯然，這裡邊必有蹊蹺。
我們暫且先回到文章前面所講的這樣一個情節：《時憲曆》的成功頒佈。
從表面上看，清廷之所以頒佈《時憲曆》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改變當時“大統歷”和“回回曆”等陳年舊曆誤差過大的不良局面。然而，結合當時的局勢分析也不難發現，此刻正處於明清易代之際，而新曆法的頒佈便昭示著“正朔”已重新確定，清朝入主中原實屬上天註定，名正言順。說白了，湯若望的建議看似是幫助清朝確立一種科學且精確的新曆法，實際上此舉僅僅只是恰好符合當時清朝統治者的政治需求，故而能先後受到多爾袞、順治帝的種種優待。
最後，我們再將目光聚焦到楊光先這麼一個小人物的身上。縱觀清代“曆法之爭”的整個過程，不可否認此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作為一個小人物的他又是如何能夠在錯綜複雜的清廷內部當中掀起一段大浪呢？有不少人認為此人背後有幕後指使者，但對於這一觀點筆者不敢苟同。首先，作為一個典型的保守派，楊光先認為曆法的傳統歷理是要遠大於其歷數（準確性、科學性）的，史料記載如下：
楊光先：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
客觀而論，楊光先的這一想法在當時是更符合那些執拗於滿清舊思想的當權者的，如專政時期的鰲拜及其黨羽，這也正是楊光先在順治帝當權期間沒能扳倒湯若望而在順治帝去世後將湯若望一扳便倒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楊光先僅僅只是清朝初期眾多保守派當中的一個縮影，進一步講就算沒有楊光先催化這場“曆法之爭”，也會有其他劉光先、趙光先等人加以代替。
結語：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明清時期曆法的科學性和精確性實際上並不是作為國家曆法的唯一標準，對於統治者而言，其政治屬性從某種程度上是要遠大於科學屬性的，正如我國史學家陳佔山老師所說的那樣：“在明末清初，曆法不僅僅是一門科學，還扮演著更重要的政治角色，那就是知曉天命信息的最直接手段”。
文章的最後，再容筆者打個不是很恰當的比方：明末清初的這場“曆法之爭”就好比是一場科學與“神學”之間的較量，最終科學既輸給了“神學”，又贏得了“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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