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立案庭說我缺一個身份證複印件，不給立，你去幫我印一下身份證吧。”
“法官，這申請書我不會寫，你替我寫了吧，寫完我簽名不就行了。”
“法官，咱又沒經歷過，這案子接下來我怎麼辦合適啊？你懂這個，有經驗，你幫忙給出出主意。”
稍有婉拒之意，接下來聽到的一般就是：“你們是人民公僕，要為人民服務。就讓你幫這麼點小忙，你還要說這說那的。”
······
法條浩瀚，雖然有時會給人事無鉅細、包羅萬象的感覺。然而本文寫的事，上不了“法條”的大雅之堂，也難有這方面的相關規定。所以只隨意聊聊，日常工作中，是合適，還是不合適。
說簡單也簡單，法院的紙、墨、打印機等相關財務管理規定就不講了，只講一個場景：一位原告不會寫起訴書，若法官“為人民服務”，幫他寫好了起訴書。而後被告又來了，更加可憐巴巴：法官，我不會寫字，你要“為人民服務”，幫我寫個答辯狀吧······
嗯，像不像老頑童的左右互搏之術？
搞法律的都偏激。“為人民服務”是宗旨，被當成一頂大帽子用來壓人時，很少有單位能抗的住。然而，法院這個特殊的單位，首要的任務是保證公平。保證公平，是法院人的職責與使命。努力保證公平，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所以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法院、法官，必須保持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距離，應該是一樣遠的。有些忙能幫，有些忙不能幫。能幫就是能幫，不能幫就是不能幫。
按道理講，在法院進入司法程序後，對一方當事人的服務，堅決不能建立在對另一方當事人造成傷害的基礎上。否則還談什麼公平？（節選，參考閱讀：我們不喊話荊消協）
有同事過不好這道坎，或者覺得只是一件小事，或者覺得當事人可憐，禁不住軟磨硬泡或是苦苦哀求，便給他指點了“方略”，或者幫他寫了文書，或者幫他印了證件。
這便可能帶來一系列的後果，例如，他可能會將此事廣泛傳播：法院可以幫忙寫文書、幫忙印證件。例如，他曉得軟磨硬泡管用之後，可能再提另外的或合適或不合適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他再去找別的法官辦理業務，再提類似要求，被依理拒絕之後，他便有了極為強勢的藉口：你說不行，上次別的法官怎麼就幫我辦了？！
德國法學家耶林的《為權利而鬥爭》說的很透徹。大意是，為權利而鬥爭，拒絕本不該負的義務，是艱難而光輝的職責。
就像戰場上守著同一條防線的戰友，每一個戰士的退宿，都會增加防線上其他戰士的壓力，是對防線上所有戰士的不負責任。
所以，同事們，每當此時，必須依靠專業的法治思維，去對抗本能的惻隱之心。法院人理應竭誠“為人民服務”，但不能忘記的是，原被告雙方都是人民，若對一方的服務，可能造成對另一方的傷害，那便堅決不能為之！
然而，結合日常的工作實踐想想，也不能咔擦一刀就這麼切了。很多時候，強硬的拒絕，好像也不是最合適的做法。
例如，原被告雙方經過一番調解，原告同意撤訴。原則上講，在談話筆錄簽名後，需由原告提交撤訴申請書。不過在最基層，非常多的原告不會請律師代理，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寫不好這個撤訴申請書的。
這個時候，一筆一劃教他寫嗎？讓他出去找人代寫嗎？都不大合適。一般情況下，書記員電腦中有撤訴申請書的模板，改個當事人名字、案由，直接就打印出來給申請人簽字按手印，就乾淨利落的入捲了······
這樣做有問題嗎？應該沒問題，字是當事人親手籤的，手印也是當事人親手按的。絕對沒問題嗎？又確實隱約感覺有點彆扭。
還是再寫個小例子吧。
有件一位老太太申請執行兒子，要贍養費的案子。隱約記得調解書定的每月三百元，每季度結算一次。
母子關係極僵，二人能達成一致意見的，貌似只有一件事：都堅決不與對方見面。結果就是，老太太需每季度來法院領取案款，同時申請執行下一季度的贍養費。
老太太年事已高、顫顫巍巍，又識字不多。據說，第一份執行申請書，是她花了八十大洋，在法院門口請人代寫的（參考閱讀：寫訴狀的人）。
因為每季度都來，很多同事瞭解她的情況：她無依無靠，這筆贍養費幾乎是她全部的生活來源。
所以慢慢成了個慣例，歷次申請執行，由執行局的同事幫她遮住上次執行申請書上的第幾季度、遮住落款日期，將執行申請書、調解書、還有她的身份證複印了，再交給她，讓她去立案庭立案。
若嚴格按法律規定，這樣當然是不合適的。當事人立案，應該自行準備執行申請書等材料，然而，對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經濟拮据，又沒上過學、不識字的她來講，又很難再說什麼。
就事論事當然簡單，然而，事情的成因，不妨也深入分析一下：司法工作實踐中，難以擺脫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還是與國情有關，與教育的普及程度有關。
暫不說法治精神、法律文化的普及，只說語文、文書寫作這類基礎教育，還普及的不夠好。當然，這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是不能急於求成的事。
而且，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國教育的普及、國民素質的提升，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比以前，已經好很多很多了。
我覺得，法官該不該幫當事人寫文書、印材料，不能一概而論。原則上講，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國情如此，若當事人情況確實特殊，在百分百確認不影響公平公正，不會對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任何不利影響的情況下，可以力所能及的幫一方當事人做點事。
畢竟，這對當事人、對法院的工作，都是有好處的。而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著普法工作大力推進，相關教育慢慢普及，情況會越來越好的。
拋磚引玉，大家多探討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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