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於博物館中的珍貴文物，自問世起其意義就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生轉變。以首都博物館收藏的《董美人墓誌》拓片為例，從墓誌的產生到人們對墓誌原石的訪尋，從第一份拓片的產生到人們對拓片的渴求，從收藏家手中片紙千金的貴重之物到博物館中珍藏的一級文物，在時間的推動下，它的身份及內涵不斷髮生著轉變。
一 博物館中收藏的珍貴文物
清拓《董美人墓誌》封面 首都博物館藏
在首都博物館的藏品中，有一件珍貴的墓誌拓片，即清代拓制的《董美人墓誌》拓片。這件墓誌拓片在博物館的入藏鑑定中，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在文化部頒佈的《文物藏品定級標準》中，對一級文物的定級標準界定為：“反映各民族生活習俗、文化藝術、工藝美術、宗教信仰的具有特別重要價值的代表性文物……其他具有特別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代表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此件墓誌拓片必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
(一)拓片的現狀
該拓片為全拓整紙一張，縱五十一釐米，橫五十一點四釐米，被裝裱於兩片木板封皮的冊中。拓片上的墓誌為楷書，共計四百四十一字。墓誌釋文為：“美人董氏墓誌銘。美人姓董，汴州恤宜縣人也。祖佛子，齊涼州刺史，敦仁愽洽，標譽鄉閭。父後進，俶儻英雄，聲馳河渷。美人體質閒華，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順以乘親，含華吐豔，龍章鳳採，砌炳瑾瑜，庭芳蘭蕙。既而來儀魯殿，出事梁臺，搖環佩於芳林，袨綺繢於春景，投壺工鶴飛之巧，彈棋窮巾角之妙。妖容傾國，冶咲千金，妝映池蓮，鏡澄窗月。態轉回眸之豔，香飄曳裾之風，颯灑委迤，吹花迴雪。以開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終於仁壽宮山第，春秋一十有九。農皇上藥，竟無救於秦醫；老君靈醮，徒有望于山士。怨此瑤華，忽焉凋悴，傷茲桂蕊，摧芳上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龍首原。寂寂幽夜，茫茫荒隴，埋故愛於重泉，沉餘嬌於玄隧。惟鐙設而神見，空想文成之術，弦管奏而泉噴，彌念姑舒之魂。觸感興悲，乃為銘曰：高唐獨絕，陽臺可憐。花耀芳囿，霞綺遙天。波驚洛浦，芝茂瓊田。嗟乎頹日，還隨湲川。比翼孤棲，同心只寢。風捲愁慔，氷寒淚枕。悠悠長暝，杳杳無春。落鬟摧櫬，故黛凝塵。昔新悲故，今故悲新。餘心留想，有念無人。去歲花臺，臨歡陪踐。今茲秋夜，思人潛泫。遊神真宅，歸骨玄房。依依泉路，蕭蕭白楊。墳孤山靜，松疏月涼。瘞茲玉匣，傳此餘芳。惟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制。”
清拓《董美人墓誌》 51.4cm×51cm 首都博物館藏
拓片上鈐有“世珩金石”“漢後隋前有此人”“留餘”“聚學軒藏”“翟雲升字文泉長壽印”等朱文收藏印章共六枚（其中一枚已漫漶不可辨識）。在墓誌的木板封皮上，鐫刻著張廷濟題字八列：“才人美人十五員，煬帝時制。開皇時未有此名也。案：董是蜀王秀宮人，何以終於仁壽宮山第，史未之詳也。上海友人徐紫珊謂仁書來雲：陸耳山副憲第五子劍庵官興平，得此石，今歸其家。道光庚子三月十八日，儼齋五兄大人正。小弟張廷濟。隋董氏姬美人墓誌。”
(二)對此拓片的價值認知
首都博物館收藏的《董美人墓誌》清拓本的價值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墓誌本身的書法藝術價值；二是墓誌拓片作為藝術和歷史信息載體的版本價值。
墓誌成書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九七），由小楷寫成，是隋代墓誌中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代表。“隋結六朝之局而下開唐宋，於書學史上為重要關鍵。隋書內承北朝樸直之緒，外收南朝綺麗之風，剛柔相濟，遂成疏朗俊整之體……隋代書法名跡，除智永真草千字文外，以龍藏寺碑、董美人墓誌、蘇孝慈墓誌、啟法寺碑、孟顯達碑，最為著名”，這是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書法精論》中對隋代書法及《董美人墓誌》的評價。王玉池先生認為：《董美人墓誌》“工穩精緻，秀美玲瓏。結字微扁，筆畫鋒芒畢現，刀口有如新刻”，雖然是“秀美娟好、穩淨端麗”，但“不以光整為尚”，與“一般館閣體或白摺體”不同。二〇〇七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史》中，將隋代書法分為“平正和美”“峻嚴方飾”“秀朗細挺”“渾厚圓勁”四種風貌，其中，《董美人墓誌》的書法屬“端莊秀麗”，被認為是“峻嚴方飾”一類的代表。
以上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部分書法研究著作對《董美人墓誌》的評價，雖然在對其風格方面的判斷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肯定了《董美人墓誌》在剛柔相濟、承前啟後的隋代書法中的代表性，並高度評價了其在書法藝術方面的美學價值。
年代久遠，流傳到今天的隋代墨跡非常稀少，各種石刻及墓誌成了我們瞭解隋代書法面貌的主要資料。《董美人墓誌》原石於清嘉慶年間在陝西興平縣出土，為上海陸劍庵在陝西省興平擔任官職時所得，後來歸於上海徐渭仁(紫珊)。徐渭仁對於此方墓誌十分珍愛，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隋軒”，然而在咸豐五年（一八五五）上海小刀會起義失敗後，清兵入城，徐渭仁被清廷加以“從賊”之罪，死於獄中，墓誌原石也在此期間不知下落。《董美人墓誌》原石從嘉慶年間出土到咸豐五年消失，存世時間只有短短五十餘年，因此現存的原石拓本，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目前收藏於各公立機構中的該墓誌拓本，從面貌看大約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所謂的“蟬翼拓”本，用墨顏色極淡，用紙薄如蟬翼，非常準確地拓出了原碑的字跡，這類拓本數量最為稀少，極為珍貴；第二類具有用墨濃重、筆劃相對較細的特點，比之第一類拓本，其存世數量相對多些；第三類是碑毀之後重刻的拓本，目前一般認為這種重刻本有一處與原石拓本有顯著區別，即墓誌第一行“墓”字的“土”邊無點，而原石此處是有“點”的，這可以作為重刻本和原拓本之間的重要辨識標誌。也有觀點認為，原石拓本中，在關中出土時的初拓本是“蟬翼拓”，徐渭仁在上海拓印的拓本皆墨色濃重、字劃瘦細：“徐紫珊載歸上海時拓本，拓墨烏黑，字劃較關中初拓瘦細，相去甚遠，驟視之似非一石，細細勘之，石花字劃均合，乃同出一石無疑”，但拓手的差別並不足以判定拓本是關中初拓還是後來在滬所拓，故宮博物院魯穎即在她的《故宮藏三種董美人墓誌原拓》一文中提出了這一問題。除了對拓本種類的辨析之外，此墓誌拓片的真偽也在出土時即存在爭議，但在今天，將墓誌原石看作是隋代墓誌的代表的觀點已經得到一致認可，各博物館、圖書館也都將其視為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的文物。
董美人墓誌 日本三井文庫藏本 局部
從外觀上看首都博物館收藏的這一拓片，它屬於墨色濃重、字口鋒利一類。拓片上鈐有“世珩金石”“聚學軒藏”“翟雲升字文泉長壽印”，表明它曾由翟雲升、劉世珩等人遞藏；而墓誌的木板封皮上鐫刻著張廷濟的題字，則表明它和張廷濟有一定關係。
二 拓片的過去
這件拓片木板封皮上所刻的內容，為張廷濟撰寫，包含了以下的信息：首先是張廷濟自己對墓誌內容存在的疑問之處，即他認為“美人”是隋煬帝時候的制度，在開皇年間是沒有的，且董氏是楊秀的宮人，為何會死在仁壽宮？之後述及墓誌原石由陸劍庵在陝西興平得到，後來又屬於上海徐渭仁，並特意提到此乃徐渭仁來信所告知的，這封信是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寫給“儼齋五兄”的。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上海藝苑真賞社的珂羅版印本《隋董美人墓誌銘初拓本》，後似有首都博物館收藏的拓片木板封皮上所刻的張廷濟信札原文，信札比木封皮的內容多了八句題詩，其餘地方略有出入。信札原文在“今歸其家”之後多了“墨其文索詩”幾字，在落款處則多了“錄去年春初所作請”這一內容，信札中“儼齋五兄大人一笑”的“一笑”二字刪掉，在木封皮處改為“正”字，末句“小弟張廷濟稿”中的“稿”字在木封皮中也被刪去；另外，信札中首行“董美人墓誌”五個字在木封皮中也沒有了，轉而在木封皮的最末一行，有“隋董氏姬美人墓誌”數字，木封皮所新添的字均按照張廷濟的字跡鐫刻。這種做法，似乎是要刪掉原來信札中有關張廷濟與“儼齋”進行詩文來往的內容，只保留二人曾因這本拓片有過來往的敘述及張廷濟對墓誌的考辨等。張廷濟（一七六八——一八四八），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解元，為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書法家。“儼齋五兄”即汪思敬，字儼齋，祖籍浙江嘉興，與張廷濟一度交遊密切。根據《收藏家》雜誌二〇一五年第十一期發表的文章《張廷濟致海鹽汪儼齋父子的信札八通》所披露，在道光己丑（一八二九）至道光丁未（一八四七）間，二人曾有至少八封書信往來，其中內容多為互相交流、搜求及購買古代碑拓法帖的經歷。《張廷濟致海鹽汪儼齋父子的信札八通》中還提及，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即這封信札出現的後一年，汪思敬、朱錦琮、朱葵之曾一起去探訪張廷濟並盤亙數日。而朱錦琮的名字，也出現在了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朱翼盦舊藏的《董美人墓誌》拓片中。在朱翼盦之前的收藏者為孟繼壎，其所抄錄跋語的第一段為張廷濟在道光己亥年的題跋，第二段為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朱錦琮的題跋，兩段題跋的來源均為張廷濟《清怡閣跋語》。其中，張廷濟題跋的內容大致為珂羅版拓本後附信札和首都博物館拓片木封皮所刻內容，而朱錦琮的跋語則是就張廷濟對“美人”這一制度出現在開皇時期及其亡於仁壽宮山第的質疑所作出的回應。由此可知，這件拓片是幾人交往中的一項重要談資，反映了他們之間的共同志趣。從張廷濟致汪思敬的八封信札的時間段看，一八四三年，朱錦琮正擔任山東東昌知府，彼時汪思敬也在東昌。首都博物館所藏拓片上有翟雲升（一七七六——一八五八）的收藏印章，而翟雲升晚年基本沒有離開過他的故鄉——山東萊州，這件拓片極有可能就是他從朱、汪二人處得到的。另外，中國國家圖書館還有一件經張廷濟、林白水、陶山等人歷次收藏的《董美人墓誌》拓片軸，上面鈐有張廷濟的“嘉興張廷濟叔未甫”印章。根據以上這些分散的信息大致可以推斷，徐渭仁既然曾向張廷濟“索詩”，不管是主動贈予還是被動要求，都可能有不只一份拓片從他手中流向後者，而後者手中的拓片則是通過贈予、出售等途徑流出，再由其及身邊緊密的交遊圈繼續流出。
以上的事件只代表了拓片在某個小圈子裡流傳的情況，而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整個社會背景下，《董美人墓誌》拓片究竟是怎樣一種存在呢？
董美人墓誌 北京大學藏本 局部之一
清末李伯元(一八六七——一九〇六)的現實主義小說《文明小史》中描繪過這樣一個情節：“有天，平中丞生日，預先告訴巡捕，就是送壽屏壽幢的，都一概不收，別樣更不用說了。各州縣都知道這位大中丞一清如水，而況預先有話，誰敢上去碰這個釘子呢？卻說那時的長安縣姓蘇名又簡，是個榜下即用，為人卻甚狡猾，專門承風希旨。既知這平中丞愛骨董的脾氣，趁他生日，特為打發家人送一分禮，這禮卻只有兩色，看官，你道是什麼呢？原來一個唐六如的《地獄變相圖》的手卷……一件是原拓《董美人碑》，連著張叔未的題跋，據說那碑出土未久，是從前出過土又入土，入了土又出土的，甚為難得。又做了兩隻楠木小匣，把兩件東西盛好了，請巡捕送上去。巡捕別的不敢拿上去，書畫碑版是中丞大人心愛之物，似不至於碰釘子，因此就拿了進去……巡捕在簽押房外，影影綽綽的不敢進去，平中丞迴轉頭來，卻看見了，便問是誰？巡捕走了進去，捧了兩個楠木匣回道：‘這是長安縣蘇令孝敬上來的。’平中丞道：‘哼哼，他倒敢以身試法麼？’周之傑望了一望說：‘這裡頭是什麼？且打開來看看再說。’巡捕連忙把匣蓋開了，周之傑先去打開手卷，見這個手卷畫著許多乞丐，有弄蛇的，也有牽猴子的，約略數去，約有二十幾個，用筆真是出神入化，平中丞連連贊好。又打開那部帖，看了後面的圖印，馮存善頭一個說道：‘這件東西倒難得，和中丞舊藏的《張黑女志》可稱雙壁了。’平中丞此時喜得心花怒放，連說：‘難為他了，難為他了。’巡捕尚呆呆的站著一旁請示，平中丞說：‘這樣壽禮，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傷廉的’。”小說中提及了以清廉著稱的巡撫平正，在所謂“原拓《董美人碑》”面前突然失卻了平常的風度，“喜得心花怒放，連說：‘難為他了，難為他了’”，最終自己以“清而不俗”“不傷廉”為理由收下了。這些雖為小說中的情節，但可以由此看出在小說寫成時的光緒末期，《董美人墓誌》拓片在社會大眾眼中的珍貴程度。小說還特意提及拓片帶有“張叔未題跋”，由此可知，當時張廷濟是以一個知名的金石收藏家與學者的身份對其作出鑑定與品評，在墓誌拓片的流行及價格形成方面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董美人墓誌 北京大學藏本 局部之二
《董美人墓誌》拓片在其所處時代的價值亦可從文獻中找到記載。清末小說家劉鶚（一八五七——一九〇九）在《抱殘守缺齋·乙巳日記》中曾寫道，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七月十五日，“小停雲館送六朝碑兩匣來，內有《鞏賓》《董美人》《元公姬氏》，皆難得之品。索價二千兩。予以此時無暇及此，卻之”。其中提到一份魏碑拓片、兩份隋代墓誌拓片，按照通常的說法，應該是要價白銀兩千兩，即使按平均價格計算，每件墓誌的價格也不低於白銀六百兩。前文提到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經張廷濟、林白水、陶山等人遞藏的《董美人墓誌》拓片軸，有說法曾被林白水以五百兩購得，但根據本軸下方陶山題跋可見，林白水“尚有蟬翼拓本極精，推為稀世之珍”，若此說為實，那麼無法判斷這件價值五百兩的拓本究竟是蟬翼拓本還是後來由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卷軸拓本。故宮博物院藏有朱翼盦藏本卷軸裝，在朱家後人編輯的《歐齋碑帖目錄》中，提及此件是於“丁卯（一九二七）購於隸古齋，價百二十元”。根據故宮博物院魯穎在《故宮藏三種董美人墓誌原拓》一文中的比較，《董美人墓誌》軸是“除了兩部明拓外的最高價”。民國時期，袁克文在寫給譚錫瓚的信中表明，若是能幫他找到墓誌原拓，他願意送出文徵明的小幅山水作為答謝：“《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寢不安！兄能致之，當以文徵明山水小幀為報，且立踐唐佛之諾。原主亦絕不無相償之酬也。”著名收藏家、書畫家吳湖帆也有一本《董美人墓誌》拓片（今藏於上海圖書館），他專闢一室存放此物，取名“寶董室”。以上事件說明了墓誌拓片在晚清至民國時期是價格高昂且珍稀難得的。
三 《董美人墓誌》拓片的價值內涵
眾所周知，清代以來，“訪碑”成為一項非常時尚的文化活動，這其中的直接原因也許是隸書的再度流行。宋代以來，人們研習書法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書是版本多樣的《閣帖》及其衍生品，但基本見不到漢隸的蹤跡。而作為一種沉寂了數百年又重新出現的書體，若想要對其進行了解和學習，必須要取法乎上，從漢代的隸書開始入手。而能夠使人們得見漢隸原貌的，也只有那些漢代碑刻了。清代早期，以鄭簠、朱彝尊為代表，這兩位學者探訪漢碑足跡千里，只為能夠搜求和學習“原本”，糾正自己書法中出現“日就支離”“去古漸遠”等問題。朱彝尊最初僅為了考經證史的學術目的，但後來研摩日久，也開始濡墨揮毫。劉恆在《中國書法史·清代卷》中指出：“作為研究考證金石文字的基本條件，在清初的學者中間，尋訪、摹拓以及互相交換饋贈碑刻拓片一時蔚然成風，在這種風氣的籠罩下，產生出一批以蒐集金石拓片豐富而著稱的收藏家……清初這批擅長金石考據的學者，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也對當時的書法界產生了廣大的影響……許多學者與書法家都是交往很深的朋友。因此，學術圈內的新成果和新動向，能夠很快為書法界所瞭解並加以借鑑利用。”
董美人墓誌 徐渭仁氏拓本 局部之一
在這種歷史和社會背景下，《董美人墓誌》的意義被重新發現，並被賦予了新的美學價值。最早記載《董美人墓誌》的汪鋆，雖然在《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中對墓誌的真偽問題提出了四點質疑，但最終承認它“文體婉妙，是齊隋間手筆，字跡端妖含古意，與歐虞伯仲，可寶也”。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說：“忠武王碑與刁遵同體，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幾與今吳興書無異，而筆法精絕，加有妙理，北朝碑實少此種。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靜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采用，今以吳興故，千載盛行。今日作趙書者實其苗裔”，在後面的文字中又說：“美人董氏……娟娟靜好則文衡山之遠祖也”，即是說趙孟、文徵明兩位知名度最高的書法家其實都是受到了這一墓誌的影響。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包世臣的看法有很大的個人臆想成分，因為墓誌原石是在清代嘉慶年間出土，以前也沒有任何拓本流傳，趙、文二人很可能根本沒見過它。但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對墓誌書法的意義的重視。到民國時期，羅振玉亦認為：“楷法至隋唐乃大備，近日流傳隋刻《董美人》《尉富娘》《張貴男》三志石，猶稱絕。”
然而，《董美人墓誌》在當時的影響絕不止於此。自清末以來，人們留下了無數歌頌此篇墓誌的詩詞，但其所歌頌的內容並不在於墓誌的書法藝術成就。首都博物館所藏拓片木封皮上鐫刻的張廷濟的題跋少了八句題詩，題詩原文出現在前文提到的民國時期上海藝苑真賞社的珂羅版印本《隋董美人墓誌銘初拓本》後，其內容為：“楊花落盡隋宮樹，幽珉猶記美人墓。雄龍雌鳳歡幾何，一十九年等閒度。裁文和淚秀庶人，花臺非復當時春。金鳧玉魚世已出，傳紅寫翠人空陳。阿嫲燃豆太煎迫，帝子游魂歸不得。古時塵滿鴛鴦茵，地下相逢淚亦滴。只今龍首草離離，三尺碑留董氏姬。莫嘆容華易銷歇，獨孤免罵阿雲兒。”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徐渭仁得到墓誌原石後做了拓片寄於張廷濟，特意求詩於張，此詩正是應徐渭仁所求而作。收藏家龐澤鑾得到舊拓《董美人墓誌》後，重新刻印了上萬本，並廣徵題詠，陳蝶仙有詩詞道：“認斑斑、零縑□墨，淚華千載猶涇。六朝山水都如夢，何況美人顏色。拋未得。有一縷情絲，嵌住三生石。呼之欲出。問環□來時，棠梨落後，誰與共寒食。休再說。往日隋宮明鏡，土花一寸凝積。落鬟故黛無憑據，早被繡紋侵蝕。尋往跡。□龍首原前，芳草年年碧。春燈似漆。縱拾取殘原先，摹來恨字，何以致魂魄”，詞間充滿了對這位沉寂數百年後重又浮現人間的“美人”的憐惜與傾慕之情。吳湖帆也曾為自己所收藏的《董美人墓誌》拓片請友人題詞。其中，葉恭綽題道：“武擔片石。認春心蜀道，鵑淚凝碧。瑤軫飄零，羽箭調疏，剩此可憐殘墨。驚鴻怨寫陳思賦，合纂入梁臺專集。勝雷塘十里荒阡，莫問玉鉤遺蹟。堪嘆楊花委地，洛川餘墜羽，猶伴書客。鏡黛塵凝，砌草霜清，漫想舊時顏色。稼華朝露庸非福，恨少個阿雲同歷。只深情、刻骨難銷，短夢低徊今昔”，表達了對楊秀和董氏二人感情的理解及悲憫。吳梅則題道：“金碧侯門，閉小冢，紅心草滿三弓。容光銷鏡月，縱瘞花銘在，彈指春風。玉兒幸死東昏，未籍青衣禁苑中。（按：美人沒於開皇十七年，至仁壽二年，蜀王以罪廢禁錮）笑錦帆流落天涯，暮鴉枯樹冷隋宮。石華乍啟塵封，故紙千金，幾番江漢傳烽。河山餘豔影，對舊朝文物，細想驚鴻。秋魂莫怨楊花，一研南薰墨正融。伴海濱巾角臨池，夜月環佩逢”，此闕詞內容豐富，運用比興手法，初寫“美人”事件的始末，又敘及“故紙千金”的今人的追捧之狀，最後以懷古思今的胸懷進行聯想：或許在充滿墨香的臨池中會和美人月下相逢。
董美人墓誌 徐渭仁氏拓本 局部之二
由此可見，我們今天對於拓片價值的認識及對其書法藝術的肯定，是直接延續了過去的認識，即源自於歷代收藏家對其視若拱璧的心態及其自身高昂的價值。
四 結語
已經消失蹤跡的墓誌原石本身，其產生時為何物？汪鋆在考證墓誌原石時曾提出四個疑點：其一，墓誌中提到的董氏籍貫為汴州，而《隋書地理志》中並無汴州這一名稱；其二，在董氏去世的一年裡，文帝本紀中並無記載此事；其三，在墓誌成書的開皇十七年五月，《隋書文帝本紀》中記載了蜀王楊秀至仁壽宮朝見的事，而《隋書庶人秀傳》中並沒有記載此事；其四，“美人”是隋煬帝時才有的封號，不應出現在文帝時期某個藩王的後宮。但這四點在文獻考證中都不能作為絕對的證據，因為很有可能不管是地名還是封號，都是從人們口中形成了的習慣性稱謂，而離真正出現昭告天下的典章制度還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加之年代久遠，文字記載也不都是翔實可靠的。《董美人墓誌》的內容不是皇帝死後的冠冕堂皇的文字，也不是母親死後子孫的懷緬之詞，甚至不是妻子死後丈夫所立的打上深刻倫常烙印的言語，它是一種純粹而簡單的表達，表達的是男性對女性的深切愛戀和緬懷之情，它超越了身份，超越了倫常，也超越了時代。
這方墓誌在崇尚碑刻的社會風潮中出土，從它被廣泛地拓印、傳播到原石毀佚、原拓本千金難求，其作為“物”的價值在不斷地變化著，最初的學術和藝術價值上漸漸加入了高昂的經濟價值，如徐渭仁、龐澤鑾、吳湖帆收藏之後，高調地請人撰文讚美並昭告眾人。也可以說，是由於此墓誌出土時間較晚，在它之前出土的那些墓誌及拓片早已完成了這種價值的轉變。
李軍先生說過，“志”即“記憶、記錄、懷抱”，而“藝術作為人對於天地萬物意義的見證，擁有與廣義的‘歷史’相同的本質”。以《董美人墓誌》拓片為例可以發現，同一件“物”的身上沉澱並凝聚著時間，見證並影響了不同歷史時期，而對“物”的收藏，是佔有並享用凝聚著他人生命和時間的過程，意義非凡。
(本文作者供職於首都博物館)
（節選自《榮寶齋》2018-12 總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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