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于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自问世起其意义就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转变。以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董美人墓志》拓片为例，从墓志的产生到人们对墓志原石的访寻，从第一份拓片的产生到人们对拓片的渴求，从收藏家手中片纸千金的贵重之物到博物馆中珍藏的一级文物，在时间的推动下，它的身份及内涵不断发生着转变。
一 博物馆中收藏的珍贵文物
清拓《董美人墓志》封面 首都博物馆藏
在首都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珍贵的墓志拓片，即清代拓制的《董美人墓志》拓片。这件墓志拓片在博物馆的入藏鉴定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对一级文物的定级标准界定为：“反映各民族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工艺美术、宗教信仰的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文物……其他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此件墓志拓片必定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
(一)拓片的现状
该拓片为全拓整纸一张，纵五十一厘米，横五十一点四厘米，被装裱于两片木板封皮的册中。拓片上的墓志为楷书，共计四百四十一字。墓志释文为：“美人董氏墓志铭。美人姓董，汴州恤宜县人也。祖佛子，齐凉州刺史，敦仁愽洽，标誉乡闾。父后进，俶傥英雄，声驰河渷。美人体质闲华，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顺以乘亲，含华吐艳，龙章凤采，砌炳瑾瑜，庭芳兰蕙。既而来仪鲁殿，出事梁台，摇环佩于芳林，袨绮缋于春景，投壶工鹤飞之巧，弹棋穷巾角之妙。妖容倾国，冶咲千金，妆映池莲，镜澄窗月。态转回眸之艳，香飘曳裾之风，飒洒委迤，吹花回雪。以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终于仁寿宫山第，春秋一十有九。农皇上药，竟无救于秦医；老君灵醮，徒有望于山士。怨此瑶华，忽焉凋悴，伤兹桂蕊，摧芳上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龙首原。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埋故爱于重泉，沉余娇于玄隧。惟镫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喷，弥念姑舒之魂。触感兴悲，乃为铭曰：高唐独绝，阳台可怜。花耀芳囿，霞绮遥天。波惊洛浦，芝茂琼田。嗟乎颓日，还随湲川。比翼孤栖，同心只寝。风卷愁慔，氷寒泪枕。悠悠长暝，杳杳无春。落鬟摧榇，故黛凝尘。昔新悲故，今故悲新。余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泫。游神真宅，归骨玄房。依依泉路，萧萧白杨。坟孤山静，松疏月凉。瘗兹玉匣，传此余芳。惟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制。”
清拓《董美人墓志》 51.4cm×51cm 首都博物馆藏
拓片上钤有“世珩金石”“汉后隋前有此人”“留余”“聚学轩藏”“翟云升字文泉长寿印”等朱文收藏印章共六枚（其中一枚已漫漶不可辨识）。在墓志的木板封皮上，镌刻着张廷济题字八列：“才人美人十五员，炀帝时制。开皇时未有此名也。案：董是蜀王秀宫人，何以终于仁寿宫山第，史未之详也。上海友人徐紫珊谓仁书来云：陆耳山副宪第五子剑庵官兴平，得此石，今归其家。道光庚子三月十八日，俨斋五兄大人正。小弟张廷济。隋董氏姬美人墓志。”
(二)对此拓片的价值认知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董美人墓志》清拓本的价值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墓志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二是墓志拓片作为艺术和历史信息载体的版本价值。
墓志成书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五九七），由小楷写成，是隋代墓志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代表。“隋结六朝之局而下开唐宋，于书学史上为重要关键。隋书内承北朝朴直之绪，外收南朝绮丽之风，刚柔相济，遂成疏朗俊整之体……隋代书法名迹，除智永真草千字文外，以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启法寺碑、孟显达碑，最为著名”，这是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书法精论》中对隋代书法及《董美人墓志》的评价。王玉池先生认为：《董美人墓志》“工稳精致，秀美玲珑。结字微扁，笔画锋芒毕现，刀口有如新刻”，虽然是“秀美娟好、稳净端丽”，但“不以光整为尚”，与“一般馆阁体或白摺体”不同。二〇〇七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中，将隋代书法分为“平正和美”“峻严方饰”“秀朗细挺”“浑厚圆劲”四种风貌，其中，《董美人墓志》的书法属“端庄秀丽”，被认为是“峻严方饰”一类的代表。
以上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部分书法研究著作对《董美人墓志》的评价，虽然在对其风格方面的判断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肯定了《董美人墓志》在刚柔相济、承前启后的隋代书法中的代表性，并高度评价了其在书法艺术方面的美学价值。
年代久远，流传到今天的隋代墨迹非常稀少，各种石刻及墓志成了我们了解隋代书法面貌的主要资料。《董美人墓志》原石于清嘉庆年间在陕西兴平县出土，为上海陆剑庵在陕西省兴平担任官职时所得，后来归于上海徐渭仁(紫珊)。徐渭仁对于此方墓志十分珍爱，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隋轩”，然而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兵入城，徐渭仁被清廷加以“从贼”之罪，死于狱中，墓志原石也在此期间不知下落。《董美人墓志》原石从嘉庆年间出土到咸丰五年消失，存世时间只有短短五十余年，因此现存的原石拓本，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目前收藏于各公立机构中的该墓志拓本，从面貌看大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所谓的“蝉翼拓”本，用墨颜色极淡，用纸薄如蝉翼，非常准确地拓出了原碑的字迹，这类拓本数量最为稀少，极为珍贵；第二类具有用墨浓重、笔划相对较细的特点，比之第一类拓本，其存世数量相对多些；第三类是碑毁之后重刻的拓本，目前一般认为这种重刻本有一处与原石拓本有显著区别，即墓志第一行“墓”字的“土”边无点，而原石此处是有“点”的，这可以作为重刻本和原拓本之间的重要辨识标志。也有观点认为，原石拓本中，在关中出土时的初拓本是“蝉翼拓”，徐渭仁在上海拓印的拓本皆墨色浓重、字划瘦细：“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瘦细，相去甚远，骤视之似非一石，细细勘之，石花字划均合，乃同出一石无疑”，但拓手的差别并不足以判定拓本是关中初拓还是后来在沪所拓，故宫博物院鲁颖即在她的《故宫藏三种董美人墓志原拓》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除了对拓本种类的辨析之外，此墓志拓片的真伪也在出土时即存在争议，但在今天，将墓志原石看作是隋代墓志的代表的观点已经得到一致认可，各博物馆、图书馆也都将其视为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物。
董美人墓志 日本三井文库藏本 局部
从外观上看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拓片，它属于墨色浓重、字口锋利一类。拓片上钤有“世珩金石”“聚学轩藏”“翟云升字文泉长寿印”，表明它曾由翟云升、刘世珩等人递藏；而墓志的木板封皮上镌刻着张廷济的题字，则表明它和张廷济有一定关系。
二 拓片的过去
这件拓片木板封皮上所刻的内容，为张廷济撰写，包含了以下的信息：首先是张廷济自己对墓志内容存在的疑问之处，即他认为“美人”是隋炀帝时候的制度，在开皇年间是没有的，且董氏是杨秀的宫人，为何会死在仁寿宫？之后述及墓志原石由陆剑庵在陕西兴平得到，后来又属于上海徐渭仁，并特意提到此乃徐渭仁来信所告知的，这封信是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写给“俨斋五兄”的。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上海艺苑真赏社的珂罗版印本《隋董美人墓志铭初拓本》，后似有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拓片木板封皮上所刻的张廷济信札原文，信札比木封皮的内容多了八句题诗，其余地方略有出入。信札原文在“今归其家”之后多了“墨其文索诗”几字，在落款处则多了“录去年春初所作请”这一内容，信札中“俨斋五兄大人一笑”的“一笑”二字删掉，在木封皮处改为“正”字，末句“小弟张廷济稿”中的“稿”字在木封皮中也被删去；另外，信札中首行“董美人墓志”五个字在木封皮中也没有了，转而在木封皮的最末一行，有“隋董氏姬美人墓志”数字，木封皮所新添的字均按照张廷济的字迹镌刻。这种做法，似乎是要删掉原来信札中有关张廷济与“俨斋”进行诗文来往的内容，只保留二人曾因这本拓片有过来往的叙述及张廷济对墓志的考辨等。张廷济（一七六八——一八四八），字叔未，浙江嘉兴人，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解元，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俨斋五兄”即汪思敬，字俨斋，祖籍浙江嘉兴，与张廷济一度交游密切。根据《收藏家》杂志二〇一五年第十一期发表的文章《张廷济致海盐汪俨斋父子的信札八通》所披露，在道光己丑（一八二九）至道光丁未（一八四七）间，二人曾有至少八封书信往来，其中内容多为互相交流、搜求及购买古代碑拓法帖的经历。《张廷济致海盐汪俨斋父子的信札八通》中还提及，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即这封信札出现的后一年，汪思敬、朱锦琮、朱葵之曾一起去探访张廷济并盘亘数日。而朱锦琮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朱翼盦旧藏的《董美人墓志》拓片中。在朱翼盦之前的收藏者为孟继埙，其所抄录跋语的第一段为张廷济在道光己亥年的题跋，第二段为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朱锦琮的题跋，两段题跋的来源均为张廷济《清怡阁跋语》。其中，张廷济题跋的内容大致为珂罗版拓本后附信札和首都博物馆拓片木封皮所刻内容，而朱锦琮的跋语则是就张廷济对“美人”这一制度出现在开皇时期及其亡于仁寿宫山第的质疑所作出的回应。由此可知，这件拓片是几人交往中的一项重要谈资，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志趣。从张廷济致汪思敬的八封信札的时间段看，一八四三年，朱锦琮正担任山东东昌知府，彼时汪思敬也在东昌。首都博物馆所藏拓片上有翟云升（一七七六——一八五八）的收藏印章，而翟云升晚年基本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山东莱州，这件拓片极有可能就是他从朱、汪二人处得到的。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件经张廷济、林白水、陶山等人历次收藏的《董美人墓志》拓片轴，上面钤有张廷济的“嘉兴张廷济叔未甫”印章。根据以上这些分散的信息大致可以推断，徐渭仁既然曾向张廷济“索诗”，不管是主动赠予还是被动要求，都可能有不只一份拓片从他手中流向后者，而后者手中的拓片则是通过赠予、出售等途径流出，再由其及身边紧密的交游圈继续流出。
以上的事件只代表了拓片在某个小圈子里流传的情况，而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整个社会背景下，《董美人墓志》拓片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董美人墓志 北京大学藏本 局部之一
清末李伯元(一八六七——一九〇六)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明小史》中描绘过这样一个情节：“有天，平中丞生日，预先告诉巡捕，就是送寿屏寿幢的，都一概不收，别样更不用说了。各州县都知道这位大中丞一清如水，而况预先有话，谁敢上去碰这个钉子呢？却说那时的长安县姓苏名又简，是个榜下即用，为人却甚狡猾，专门承风希旨。既知这平中丞爱骨董的脾气，趁他生日，特为打发家人送一分礼，这礼却只有两色，看官，你道是什么呢？原来一个唐六如的《地狱变相图》的手卷……一件是原拓《董美人碑》，连着张叔未的题跋，据说那碑出土未久，是从前出过土又入土，入了土又出土的，甚为难得。又做了两只楠木小匣，把两件东西盛好了，请巡捕送上去。巡捕别的不敢拿上去，书画碑版是中丞大人心爱之物，似不至于碰钉子，因此就拿了进去……巡捕在签押房外，影影绰绰的不敢进去，平中丞回转头来，却看见了，便问是谁？巡捕走了进去，捧了两个楠木匣回道：‘这是长安县苏令孝敬上来的。’平中丞道：‘哼哼，他倒敢以身试法么？’周之杰望了一望说：‘这里头是什么？且打开来看看再说。’巡捕连忙把匣盖开了，周之杰先去打开手卷，见这个手卷画着许多乞丐，有弄蛇的，也有牵猴子的，约略数去，约有二十几个，用笔真是出神入化，平中丞连连赞好。又打开那部帖，看了后面的图印，冯存善头一个说道：‘这件东西倒难得，和中丞旧藏的《张黑女志》可称双壁了。’平中丞此时喜得心花怒放，连说：‘难为他了，难为他了。’巡捕尚呆呆的站着一旁请示，平中丞说：‘这样寿礼，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伤廉的’。”小说中提及了以清廉著称的巡抚平正，在所谓“原拓《董美人碑》”面前突然失却了平常的风度，“喜得心花怒放，连说：‘难为他了，难为他了’”，最终自己以“清而不俗”“不伤廉”为理由收下了。这些虽为小说中的情节，但可以由此看出在小说写成时的光绪末期，《董美人墓志》拓片在社会大众眼中的珍贵程度。小说还特意提及拓片带有“张叔未题跋”，由此可知，当时张廷济是以一个知名的金石收藏家与学者的身份对其作出鉴定与品评，在墓志拓片的流行及价格形成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董美人墓志 北京大学藏本 局部之二
《董美人墓志》拓片在其所处时代的价值亦可从文献中找到记载。清末小说家刘鹗（一八五七——一九〇九）在《抱残守缺斋·乙巳日记》中曾写道，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七月十五日，“小停云馆送六朝碑两匣来，内有《巩宾》《董美人》《元公姬氏》，皆难得之品。索价二千两。予以此时无暇及此，却之”。其中提到一份魏碑拓片、两份隋代墓志拓片，按照通常的说法，应该是要价白银两千两，即使按平均价格计算，每件墓志的价格也不低于白银六百两。前文提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经张廷济、林白水、陶山等人递藏的《董美人墓志》拓片轴，有说法曾被林白水以五百两购得，但根据本轴下方陶山题跋可见，林白水“尚有蝉翼拓本极精，推为稀世之珍”，若此说为实，那么无法判断这件价值五百两的拓本究竟是蝉翼拓本还是后来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卷轴拓本。故宫博物院藏有朱翼盦藏本卷轴装，在朱家后人编辑的《欧斋碑帖目录》中，提及此件是于“丁卯（一九二七）购于隶古斋，价百二十元”。根据故宫博物院鲁颖在《故宫藏三种董美人墓志原拓》一文中的比较，《董美人墓志》轴是“除了两部明拓外的最高价”。民国时期，袁克文在写给谭锡瓒的信中表明，若是能帮他找到墓志原拓，他愿意送出文徵明的小幅山水作为答谢：“《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寝不安！兄能致之，当以文徵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绝不无相偿之酬也。”著名收藏家、书画家吴湖帆也有一本《董美人墓志》拓片（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他专辟一室存放此物，取名“宝董室”。以上事件说明了墓志拓片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价格高昂且珍稀难得的。
三 《董美人墓志》拓片的价值内涵
众所周知，清代以来，“访碑”成为一项非常时尚的文化活动，这其中的直接原因也许是隶书的再度流行。宋代以来，人们研习书法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书是版本多样的《阁帖》及其衍生品，但基本见不到汉隶的踪迹。而作为一种沉寂了数百年又重新出现的书体，若想要对其进行了解和学习，必须要取法乎上，从汉代的隶书开始入手。而能够使人们得见汉隶原貌的，也只有那些汉代碑刻了。清代早期，以郑簠、朱彝尊为代表，这两位学者探访汉碑足迹千里，只为能够搜求和学习“原本”，纠正自己书法中出现“日就支离”“去古渐远”等问题。朱彝尊最初仅为了考经证史的学术目的，但后来研摩日久，也开始濡墨挥毫。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指出：“作为研究考证金石文字的基本条件，在清初的学者中间，寻访、摹拓以及互相交换馈赠碑刻拓片一时蔚然成风，在这种风气的笼罩下，产生出一批以搜集金石拓片丰富而著称的收藏家……清初这批擅长金石考据的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对当时的书法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许多学者与书法家都是交往很深的朋友。因此，学术圈内的新成果和新动向，能够很快为书法界所了解并加以借鉴利用。”
董美人墓志 徐渭仁氏拓本 局部之一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董美人墓志》的意义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了新的美学价值。最早记载《董美人墓志》的汪鋆，虽然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中对墓志的真伪问题提出了四点质疑，但最终承认它“文体婉妙，是齐隋间手笔，字迹端妖含古意，与欧虞伯仲，可宝也”。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忠武王碑与刁遵同体，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加有妙理，北朝碑实少此种。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静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采用，今以吴兴故，千载盛行。今日作赵书者实其苗裔”，在后面的文字中又说：“美人董氏……娟娟静好则文衡山之远祖也”，即是说赵孟、文徵明两位知名度最高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受到了这一墓志的影响。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包世臣的看法有很大的个人臆想成分，因为墓志原石是在清代嘉庆年间出土，以前也没有任何拓本流传，赵、文二人很可能根本没见过它。但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对墓志书法的意义的重视。到民国时期，罗振玉亦认为：“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日流传隋刻《董美人》《尉富娘》《张贵男》三志石，犹称绝。”
然而，《董美人墓志》在当时的影响绝不止于此。自清末以来，人们留下了无数歌颂此篇墓志的诗词，但其所歌颂的内容并不在于墓志的书法艺术成就。首都博物馆所藏拓片木封皮上镌刻的张廷济的题跋少了八句题诗，题诗原文出现在前文提到的民国时期上海艺苑真赏社的珂罗版印本《隋董美人墓志铭初拓本》后，其内容为：“杨花落尽隋宫树，幽珉犹记美人墓。雄龙雌凤欢几何，一十九年等闲度。裁文和泪秀庶人，花台非复当时春。金凫玉鱼世已出，传红写翠人空陈。阿嫲燃豆太煎迫，帝子游魂归不得。古时尘满鸳鸯茵，地下相逢泪亦滴。只今龙首草离离，三尺碑留董氏姬。莫叹容华易销歇，独孤免骂阿云儿。”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徐渭仁得到墓志原石后做了拓片寄于张廷济，特意求诗于张，此诗正是应徐渭仁所求而作。收藏家庞泽銮得到旧拓《董美人墓志》后，重新刻印了上万本，并广征题咏，陈蝶仙有诗词道：“认斑斑、零缣□墨，泪华千载犹泾。六朝山水都如梦，何况美人颜色。抛未得。有一缕情丝，嵌住三生石。呼之欲出。问环□来时，棠梨落后，谁与共寒食。休再说。往日隋宫明镜，土花一寸凝积。落鬟故黛无凭据，早被绣纹侵蚀。寻往迹。□龙首原前，芳草年年碧。春灯似漆。纵拾取残原先，摹来恨字，何以致魂魄”，词间充满了对这位沉寂数百年后重又浮现人间的“美人”的怜惜与倾慕之情。吴湖帆也曾为自己所收藏的《董美人墓志》拓片请友人题词。其中，叶恭绰题道：“武担片石。认春心蜀道，鹃泪凝碧。瑶轸飘零，羽箭调疏，剩此可怜残墨。惊鸿怨写陈思赋，合纂入梁台专集。胜雷塘十里荒阡，莫问玉钩遗迹。堪叹杨花委地，洛川余坠羽，犹伴书客。镜黛尘凝，砌草霜清，漫想旧时颜色。稼华朝露庸非福，恨少个阿云同历。只深情、刻骨难销，短梦低徊今昔”，表达了对杨秀和董氏二人感情的理解及悲悯。吴梅则题道：“金碧侯门，闭小冢，红心草满三弓。容光销镜月，纵瘗花铭在，弹指春风。玉儿幸死东昏，未籍青衣禁苑中。（按：美人没于开皇十七年，至仁寿二年，蜀王以罪废禁锢）笑锦帆流落天涯，暮鸦枯树冷隋宫。石华乍启尘封，故纸千金，几番江汉传烽。河山余艳影，对旧朝文物，细想惊鸿。秋魂莫怨杨花，一研南薰墨正融。伴海滨巾角临池，夜月环佩逢”，此阙词内容丰富，运用比兴手法，初写“美人”事件的始末，又叙及“故纸千金”的今人的追捧之状，最后以怀古思今的胸怀进行联想：或许在充满墨香的临池中会和美人月下相逢。
董美人墓志 徐渭仁氏拓本 局部之二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于拓片价值的认识及对其书法艺术的肯定，是直接延续了过去的认识，即源自于历代收藏家对其视若拱璧的心态及其自身高昂的价值。
四 结语
已经消失踪迹的墓志原石本身，其产生时为何物？汪鋆在考证墓志原石时曾提出四个疑点：其一，墓志中提到的董氏籍贯为汴州，而《隋书地理志》中并无汴州这一名称；其二，在董氏去世的一年里，文帝本纪中并无记载此事；其三，在墓志成书的开皇十七年五月，《隋书文帝本纪》中记载了蜀王杨秀至仁寿宫朝见的事，而《隋书庶人秀传》中并没有记载此事；其四，“美人”是隋炀帝时才有的封号，不应出现在文帝时期某个藩王的后宫。但这四点在文献考证中都不能作为绝对的证据，因为很有可能不管是地名还是封号，都是从人们口中形成了的习惯性称谓，而离真正出现昭告天下的典章制度还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加之年代久远，文字记载也不都是翔实可靠的。《董美人墓志》的内容不是皇帝死后的冠冕堂皇的文字，也不是母亲死后子孙的怀缅之词，甚至不是妻子死后丈夫所立的打上深刻伦常烙印的言语，它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表达，表达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深切爱恋和缅怀之情，它超越了身份，超越了伦常，也超越了时代。
这方墓志在崇尚碑刻的社会风潮中出土，从它被广泛地拓印、传播到原石毁佚、原拓本千金难求，其作为“物”的价值在不断地变化着，最初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渐渐加入了高昂的经济价值，如徐渭仁、庞泽銮、吴湖帆收藏之后，高调地请人撰文赞美并昭告众人。也可以说，是由于此墓志出土时间较晚，在它之前出土的那些墓志及拓片早已完成了这种价值的转变。
李军先生说过，“志”即“记忆、记录、怀抱”，而“艺术作为人对于天地万物意义的见证，拥有与广义的‘历史’相同的本质”。以《董美人墓志》拓片为例可以发现，同一件“物”的身上沉淀并凝聚着时间，见证并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而对“物”的收藏，是占有并享用凝聚着他人生命和时间的过程，意义非凡。
(本文作者供职于首都博物馆)
（节选自《荣宝斋》2018-12 总第169期）
江南收藏
《江南收藏》旨在传播艺术品收藏文化，传播
艺品、艺术家、艺术活动资讯。《江南收藏》为原创手机微刊，文章采用CC许可，署名非商业，禁止演绎，转载请注明。
《江南收藏》现设“艺苑集、文苑、梦想苑、艺术家风采、品牌机构、展览活动、知识库”七版块；知识库设“玉文化、书画艺术、茶艺术、珠宝世界、文玩杂珍、陶瓷艺术”六项。“艺苑集”版块为《江南收藏》日推特色版块，其余版块适时持续推送；“文苑“为《江南收藏》原创版块，欢迎投稿；2017年《江南收藏》新增“梦想苑”版块----让艺术不再沉重，唯有梦想。投稿微信号：jiemi_4（申请验证信息请注明‘江南收藏投稿’）
艺苑集版块持续宣传书画家有：程秋一、乔小龙、熊亦仁、雨石、张青涛、徐之璜、周雪耕、张继馨、汪传馥、陈建生、冯耀德、陈子游、冷万里、徐航、徐贤、夏回、许风康、周文雍、王歌之、王国安、王大夷、王大蒙、顾逸、王伟林、贺文斌、杨建华、阿焦、陈如冬、张泰中、刘继之、钱玉清、钱蓉蓉、吴献忠、陆国良、钱惠芬、薛龙、莫逆、李双阳、周华星、杨世能、秋叶、张建平、江南老仙、汪鸣峰、王晓东、林再成、陈羲、小葵多丽、姚光威、姚新峰、冯雷、庞彦德、刘佳、王平永、戚百康、陈伟华、陈红杏、李娟、聂正飞、李浩、赵廉熙、杨张、武文翛、蘇翁、田野、彭道庸、曹剑方、缪培良、虞山云水
都在朋友圈，名单随机顺序，持续增加中……
《江南收藏》由以下单位联合支持：
《现代苏州》杂志（微信公号：倷好苏州）
苏州龙宝斋艺术品有限公司（微信公号：longcuixuan_0011）
《雅昌艺术网》华东站（微信公号：A80480080）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微信公号：zhubaoxie）
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微信公号：gh_3eb63ad9fb2b）
《茶业新复兴计划联盟》（微信公号：chayefuxing）
--------------------------------
閱讀更多 江南收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