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覺醒是否已晚?一場國民教育和共同修行

如果愛不能喚醒你

那麼生命就用痛苦喚醒你

如果痛苦不能喚醒你

那麼生命就用更大的痛苦喚醒你

如果更大的痛苦不能喚醒你

那麼生命就用失去喚醒你

如果失去不能喚醒你

那麼生命就用更大的失去喚醒你

庚子年,又一個六十甲子的開始。新年伊始,各地災難四起,活像宇宙要重啟。

天人合一:覺醒是否已晚?一場國民教育和共同修行

幾十年累積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在一次疫情中全方位地暴露無遺,一場疫情,一次開展全面、生動、深刻的國民教育、形成社會共識的機會,就看在什麼層面、多大程度、有多少人能夠覺醒,順應天地之變,從中反思、覺醒、蛻變。反思災難,吸取教訓,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趨勢、改變有以下幾個粗淺判斷。


1、食物、醫療與健康養生


疫情由吃而起,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停留在“身”的層面,就從衣食住行的健康生活的常識和技能開始。


古人將“天人合一”宇宙觀和認識論落實為衣食住行和健康養生之道,留下了很多健康生活的知識和技能。食物藥食同源,有寒溼溫涼熱的食性,穿衣不露肚臍,不露腳踝,保護背後的大椎穴,太極拳、八段錦強身健體,按摩、針灸、艾灸等自然療法簡便實用。



祖先留下好的文化和知識,讓我們好好生產,好好地生活,現在把它弄丟了,化肥、農藥和添加劑毒害食物,身體出問題,去醫院,醫療也有問題。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應“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當務之急,歸結為兩件事,關心食物和健康養生問題,掌握有關技能。


因為吃出了問題,生態文明首先從吃開始。對於食物,不能僅僅相信食物的營養成分,還要學習中國文化和知識體系的食物智慧,關注食物的性質和功能,食物是最好的藥,以食悟道,由“關心糧食和蔬菜”,關心食物和健康與土地、與大自然,進而關注鄉村與農民的價值,自覺地選用生態種植和生態加工的食物。《道德經》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讓人心發狂”,工業加工的食物添加了各種化學成分,刺激人的感官,聞起來特別香,卻讓人感覺失真。吃飯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讓人們忽視了它是人與自然聯結的重要紐帶。


在健康養生方面,“為人父母者,不知醫為不慈;為人子女者,不知醫為不孝。”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很多農村大娘都會拍打、按摩、捏脊,懂得養生知識,掌握基本的健康技能,不用花錢,就能治療家人的常見病,但是現在大多數人都不會了。每個人都應該學習《黃帝內經》,人人可以成為自己和家人的醫生,在經過時間檢驗的古老文化的滋養下,做一個健康的中國人。


在醫療體系方面,在美國,醫療保險問題每四年就會成為總統大選的一個重要議題。在現有的以各種儀器診斷的體系下,醫療勢必高價、天價,低效、無效甚至有害,不能解決醫療保險問題,也不能解決醫患關係問題。洛克菲勒基金將西醫引進中國時,曾對中醫做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中醫簡便、安全、廉價、高效。對比現在,老百姓看病是不是夠簡便,夠廉價,夠高效。採取適合中醫的培養方式,培養真正的好中醫,採用中醫主導的診療體系,不用收治病人多多益善和效益作為考核指標,迴歸醫者的仁心,“只要世上人莫病,何愁架上藥生塵”“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中醫不但造福國人,也造福世界,也是中國文化對於世界可以做出的另一個大貢獻。


2、走出僵化的“科學迷信”的認知和知識系統


國家、社會和個人都迫切需要從這個僵化的認知和知識系統中走出來。


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達成共識,正知、正見是形成基本的社會共識的前提和基礎。知識是一箇中性偏褒義的詞彙,“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深入人心,以至於人們對知識缺乏必要的警醒和審視,尤其是對被主流體制、機制合理化確定了正當性的知識,會想當然、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從新冠肺炎的治療結果看,知識就是命運。選擇什麼樣的知識,就選擇了什麼樣的生活;選擇什麼樣的治療方式,就會選擇什麼樣的命運,同病不同命。不恰當的知識還可能是破壞的力量,不能全面認識問題就會受殃,反之就有福。


首先,要認識、承認已有認識和知識的侷限。宇宙和世界既浩渺又精微,有物理學家說,人類已知的世界,用物理公式可以表達出來的,只佔這個世界的5%,剩餘的95%人類暫時未知。


其次,要認識、承認已有認識和知識的缺陷。以中醫、西醫為例,“西醫讓人明明白白地死,中醫讓人糊里糊塗地活”,有研究表明,用儀器和檢測能夠呈現出來的部分只佔身體的35%,65%功能性的聯繫沒有辦法直觀地呈現出來,但正是這65%決定了健康與否。西醫通過各種檢測、造影等技術手段清楚地讓人知道疾病的結果,但忽視了身體各部分的內在聯繫,找不到真正的病因。中醫從整體、聯繫的思維尋找病症背後的病因,尋因治果,但沒有辦法呈現出來,屬於“隱性知識”。教科文組織說:“利用當地和本土知識的部分困難在於,它們往往是隱性知識。” 在“科學”思維的參照下,這些隱性知識都被當作愚昧的迷信,被邊緣化,從人們的生產、生活、文化和教育中消失了,“對我們科學的日常生活、與環境的互動、價值系統和世界觀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然而,科學只是諸多知識系統的一種知識,其他的許多知識體系根植於不同的文化,滋養、支撐著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豐富、多樣的知識遺產,它們對實現國際發展目標包括千年發展目標的重要性的作用仍然被低估了”。西醫、中醫各有短長,各自的短處同時就是長處。


第三,要認識到已有知識的長期應用會形成積弊。知識的固有侷限沒有被足夠了解,在使用知識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弊端。知識本身的侷限性決定了它有一定的適用範圍, 也有一定的弱點,在適用範圍內正當適切的利用,沒有問題,但超出使用範圍,或者使用不當,就會出現問題。知識無善無惡,但在不適宜的時間和空間運用,就會有害益之別。一種知識滲透到人們的生產、生活,直至成為社會主流,就會形成一個以這個知識體系為核心的龐大的制度、政策、標準和文化教育的系統為之服務,不斷強化它的權威和地位,從而形成一個利益鏈條,在國際和國內層面都是如此。因此,新舊知識的更替往往會經歷艱苦的鬥爭。我們身邊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中醫自近代以來不斷遭到貶抑和排斥,如果能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理性地看待那麼多文化名人反對中醫,一定是這種知識所屬的文化系統在當時出現了問題。同樣的,西醫在近代以來追求“科學”的潮流中充當了急先鋒,西醫起源於戰場急救,外科手術很精湛,但面對複雜的生命系統力不從心,依靠大量的儀器進行治療,使得人們就醫高風險、高花費。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西醫一再宣稱沒有特效藥,中醫卻展現出了實際的療效。只是消除知識的刻板成見和偏見,讓人們重新接受中醫,“實事求是”卻是以生命和苦難為代價,知識的另一種破壞性力量由此也可見一斑。羅素在《宗教與科學》一書中說:“從長遠的觀點看來,真理的發現增加人類的福利,而基於錯誤的行為有礙於人類的福利。新的真理往往給某種既得利益帶來不便——但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人們應當自由地發表新的真理”。


沒有永恆不變的科學和真理,某一種知識或文化流派都是“相對正確”,盛行日久,都會累積出週期性的問題和偏差,因此,文化和知識需要不斷地校準航向,保持清醒的自覺,週期性地糾偏,只有“求善”,才能糾偏,才能在知識產生對大多數有害的情況下,保持有益於世界的“客觀”。當“專業”或者“科學”成為利益的奴僕,甚至成為害人的幫兇,有一部分人應該成為知識的良心,這部分人應該是知識分子。發現現有知識的侷限甚至危害,提醒人們,給社會和大眾傳播有益於人們的文化知識,是知識分子應該去做的事情。當知識分子也成為一個知識利益系統和鏈條的一部分,成為自覺的維護者或者不自知、裝糊塗,起不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就像今天這樣,災難會用生命的代價,促使人們改變人們認識,“只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場所發展的‘知識’,無法讓問題迅速解決,反而更加惡化、擴大,越來越棘手。問題出在哪裡呢?知識和力量若未伴隨著慈悲和同理苦難之心,將成為危險的能力。科技發展若與世界苦難和悲憫之心背道而馳,亦可能走上歧途。光憑知識與力量不足以解決人民疾苦,因為這二項特質缺乏目的,因此不能為知識與力量的發展指出方向”。


國家採用的文化和知識體系越具有包容性,就越具有活力。關於宇宙和生命有多少未知,以宇宙、世界之大,只能不斷無限接近,難以一時窮盡,承認已有認識的侷限和缺陷,並準備隨時補充和修正,具備開放、包容的氣度和格局,才是真正“科學”的精神。不以淺薄的眼睛和機器可見的“形而下”的部分,阻礙人類對無限的認知,才能走出迷信“科學”的矇昧。


如果不讓已經獲得的“科學”知識成為修正、補充未知的障礙。有多少未知的領域會取得突破?有多少在傳統和鄉土中蘊藏的知識被“科學”壓抑得難以為繼,它們為世界和國家將會釋放、煥發出多大的創新活力?


不可估量。


3、文化自信到底自信什麼?


我們常說要有文化自信,但很多人不瞭解傳統文化,內心有天然的對“封建”“愚昧”的牴觸,沒有形成社會共識,對傳統文化中的什麼自信也不清晰。


錢穆先生在他去世前寫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徹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天人合一”涵蓋生態、生產、生活和生命,古人把這樣的宇宙觀和認識論變成了生態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又通過絲絲入扣的教育將這個文化傳承下來,藥食同源的食物體系和中醫中藥是“天人合一”的大道深入生活的方便器用,也是文化傳播的手段和工具。


無論中西之爭,還是中西醫之爭,表面上是文化之爭,深層的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方式和知識系統之爭。錢穆先生認為:“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


我們迷信現代科學,將本體論、認識論與價值論割裂,把“天人合一”排除在科學的大門之外,認為中國沒有科學,遠遠沒有理解這種認知方式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全面、系統、聯繫的“求善”主導的思維方式“象天法地”、“天人合一”,構建了將“天地人三才”緊密聯繫的認知體系,將自然與科學、自然與人文高度結合在一起,將生產、生活、生命和生態融會貫通,系統地解決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4節氣就是這種認知方式的代表,幾千年來物候、氣候的變化還如此精確,留下了農耕文明的根;“尊道貴德”把五倫有序的社會和人生穩妥地安置在天地之間,讓人們安身立命。有道德才能遵守自然規律,有智慧的都是有德行的,文化知識體系、國家和個人都是如此,概莫能外。以“求善”的人文價值主導的知識體系天然地具有包容性、開放性,以此認知方式為基礎的古老文明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物我兩分、注重物質、一味外求知識體系會越來越僵化、狹隘和無情。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面臨的突出問題,這個時代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人與環境的問題,在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中,世界公認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因為我們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個文化的根還深紮在鄉村和農民房前屋後的菜園和手工技藝中。


中華文明覆興需要通過教育傳承文化,最大的挑戰恰恰在文化教育界。自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文化和知識體系從國學轉向科學,大學取代書院,多向西方和蘇聯學習學科、專業和課程體系設置,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的國際化浪潮更加洶湧,陷入“惟西方馬首是瞻”的誤區。如今,西方陷入系統性危機,中國堅持文化自信,文化和知識體系面臨再度轉向,民族的才是國際的,但文化教育界的各級主政領導多在西方接受教育,讓他們真正從內心認可、接受傳統文化,再製定、落實有利於推動傳統文化教育的政策就成為首要任務。


最好的教育應該首先解決安身立命的問題。現如今,青年一代普遍覺得空虛、無聊,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人到底為什麼要活著?只看重高分數、高學歷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中國文化能解決在天地之間安身立命的問題,中國曾有的教育教人從小立志、靜心、自覺,注重道德心性,當今世界急需重建道德和精神的教育。馬一浮先生說:“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於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唯其為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瞭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珠。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並非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於全人類”。教育重拾自信,將是文化自信的先鋒。國人競趨海外留學,如反向引導,引導國際學生到中國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和手工技藝的遊學體驗,可能會吸引一些民間力量率先轉型。


在科學研究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任重道遠。這些年忙於追隨美國模式,喪失了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能力,也遠離實踐。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以消費促增長的消費主義的經濟學需向有益於環境和人民幸福的“幸福經濟學”轉變,與此相應的任務是如何構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再則,認識單一學科、專業的狹隘和侷限以及如何進行跨學科思維。面向問題的實踐導向自然要求跨學科,因為現實問題不是為學科和專業準備的。“如何讓人民幸福”這個問題很難被稱為學術語言和話題,但能引出政體、政治經濟制度、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全球治理、世界和平這樣的系列思考,政治實踐和學術研究都需要這樣的跨學科思維。


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重視中國系統思維蘊藏的創新潛力,看古人如何認識天地人的關係,結合現代科學的成果和方法,中國式的“天人合一”的科學研究會在生命科學研究方面獨領風騷。


最後,認識到人類在大自然面前天不怕地不怕的無所畏懼、恣意妄為是災難的根源,除了少部分人的部分自覺還可靠,沒有什麼可以抵擋人性的底線,就不能不涉及宗教,以因果承負的宇宙、社會和人生法則,約束人的貪慾。科學終將會證明佛、道教中的一些認識才是終極真理,它們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因為科學目前還不能證明,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一葉障目,用一句簡單粗暴的“封建迷信”否定這些重要的文化資源。


4、生態文明與鄉村振興如何可能


建設生態文明,在歷史的座標系統當中,應該知道現在在哪裡,要往哪裡去。我們這些年非常熟悉的詞彙是“發展”和GDP,傳統和鄉土是另一種文化和知識系統,在工業化背景下,人們對於傳統和鄉土的印象多是落後、愚昧,是要被拋棄的。目前的主流文化和知識還是西化的工業化體系,改革開放40年,基本是向西方學習,現在提出生態文明和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肯定要走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選擇什麼樣的文化和發展道路,也是自近代以來“中西之爭”的延續;實施生態文明和鄉村振興的戰略和國策其實是對於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的一次重新選擇和再出發,如果我們能夠拉長時段去看,看得更清楚。


政治權力可以形成“中心化”,經濟同樣也會形成“中心化”,工業化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心化,我們對權力的“中心化”非常警醒與敏感,但對工業化帶來的“中心化”卻因對資本的膜拜而盲目追隨,沒有清醒的批判意識,喪失了基本的思考和判斷力。現在世界是一家獨大,世界中心就是紐約,就是華爾街。之所以出現很多現代問題,也跟與土地隔絕太久有關,人類重新尊崇大地,與土地建立聯繫,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基礎。


人們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選用生態產品是推動生態文明的起點。在“衣”方面,將來會用棉麻絲、布鞋;化肥、農藥的化學制劑會被有機肥料、生物製劑取代;日化洗滌、護膚品、化妝品使用酵素、植物製品,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綠色農副產品加工和手工釀造諸如醬油、醋、豆腐,沒有化學添加,如果把這個產業還給鄉村和農民,不僅解決了食品安全問題,也為鄉村產業振興開啟了大門。總之,生態製品從材料到製作工藝都綠色環保,可以再生,可以重複利用,如果取代現有的生活用品,生活方式的改變將會推動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產業格局。


以自然為師,重新構建符合生態智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大樹之下寸草不生的跨國托拉斯不符合世界的生態法則,將不斷萎縮,代之以區域均衡的多中心。以土地為基礎和核心的產業天然地具有分散、多中心、多樣化、均衡、共生這些符合生態法則的特點,從一定區域的自循環農業生產出發,可以重構輕工業的產業鏈條,圍繞土地形成的生產方式有助於形成合作、互助、共生的生產關係,有助於建立社群,因此也是由小及大,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途徑,基於農耕的中華文明會成為不可多得的現代財富。


從宏觀的背景和視野理解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生態文明、鄉村振興、中華文明覆興、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可以歸結為一件事。如果鄉村真正振興了,其他目標都能隨之實現。而個人對於生態文明可以做的貢獻就是開始吃生態種植和沒有各種添加劑的工業食物。食農教育要從身邊的每一個人開始,不要放過任何一個人,從好食物的味道誘惑開始,通過購買消費有機食物,讓農民重新回到土地,恢復生態農業,也讓人們儘量地不用化學洗劑,用酵素、植物提取製作的用品。這樣做,不僅是在幫助農民,拯救鄉村,其實是在拯救我們大家。因此,生態文明是一個平民化的運動,通過自覺的消費,改變世界,人人參與,人人貢獻。


5、社會制度:政治與人性的博弈


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就是與人性的博弈。人性善惡是一個日常話題,容易讓人忽視它才是哲學和政治學說的起點和基礎,對於人性善惡的不同認識,派生了不同的哲學流派和治理制度。二十多年前福山出版《歷史的終結》,樂觀地以為人類歷史將在資本主義的完美中停止前進,社會主義則因為各種“顏色革命”,哀鴻遍野。西方世界認為,社會主義超越了人性的自私、貪婪和貪圖享樂,只能成為空想。二十多年後,西方世界陷入系統性危機,應該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美國的發展模式應該是世界各國將來都要避免重複的道路。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讓壟斷資本控制國家與社會,民主體制設計上很完美,但在實踐中困境重重。


人類究竟應該選擇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社會制度究竟有什麼新內涵?建設生態文明,方向明確,但還未形成共識,路徑也不清楚。重新定義“發展”,校準航向,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到政策、工作機制、教育和社會共識諸多方面,進行系統的變革和努力。正如不丹前總理吉美·廷禮所說,新的發展模式需要“改掉以GDP為基礎的消費或以市場為中心的總體經濟模式,改變國家與個人追求的方向,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就得做大幅而徹底的調整。”我們的社會組織與經濟必須重新安排,具備以往不同的功能與結構。”“這些觀念對於企業界的意涵又是什麼?我們的工廠、銀行和其他事業體要怎麼辦?教育的形式與內涵又該如何改變?市場將如何運作和規範?金融與貿易制度又該怎麼重新架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並正視的問題。”這些都很考驗政府的決心和魄力。近一兩年間,湧現了很多社會企業,它們不以盲目追求利潤和個人利益為目標,已讓我們看到一點希望的光芒。


無論如何,讓“生命”的成長和幸福成為發展和治理的目的和價值,是無論什麼制度必須解決的問題,讓國民幸福超越人性的善惡之爭,將促進個體的心靈愉悅和精神成長作為政治、經濟制度的起點和終點,置於制度設計的核心地位。


6、社會治理和建設進一步下沉到社區


人類的文化和知識傳播從貴族群體不斷下移,通過教育普及到平民,社會治理的重心變化也遵循這個規律,從國家-社會向社區-個人不斷下沉的趨勢已經很明顯,國家的作為和力量並不是萬能的,“在為人民提供幸福的能力或職能方面,有時社會的力量遠大於國家的力量,國家並不能在所有的層面上,滿足人們所有的需求,這一部分需要構建社會力量去解決的,有時甚至是根本性的解決。”社區治理和個人的公共行為決定社會的文明程度。火神山醫院捐獻工資的農民工、快遞小哥汪勇、住酒店隔離的保潔人員離開酒店時主動打掃乾淨,小人物的英雄善舉更值得尊重和珍惜。無我利他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快遞員“沒有任何資源,但一呼百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普通人心中的善意和自覺才是最可靠的治理,一個自足、自循環的生態社區才是災難的庇護所。


7、精神成長救贖人類


萬物有靈,萬物相通。人生天地間,與各種生命遵循同一個自然的法則和節律,但對於物質的過度追求隨著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斷提升,已經讓人們忘記天地間還有規則需要遵守,不要說合乎天道,跟自然的距離都已遠得不能再遠,大多數人缺乏靈性和生機,就是因為丟失了“天人合一”的根本傳統。


迎合、滿足人性和超越人性的制度,在人性面前都難以拿出系統完備的解決之道,政治在與人性的博弈中,輸給了人性,都試過了,都有問題,都不滿意,那麼,最終,除了解決自己的問題,除了依靠每個人提升道德和精神修養,降低索取無度的物質慾望,人類是否還有出路?如何在高度的道德自覺中達到精神自由和自在,是世界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才是人類自我救贖的方舟。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場或許比“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大的改天換地正在醞釀中,依據歷史發展軌跡,認清時勢,認清我們處於什麼樣的時代,認清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的角色,才會有歷史的自覺。個人、社區、社會、國家和世界各國的自覺匯聚一起,才能改變人類的命運。


覺醒,已刻不容緩。

(文章來源於華道生態社區 ,作者蕭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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