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孩子的學校食堂被捲入衛生安全問題的漩渦中，食品安全再度成為大眾焦點。
與此同時，一段3年前發佈的《日本學校午餐》短片，在社交網絡上走紅，看過短片的人不禁感嘆“這樣的午餐文化值得稱讚”。（詳情可閱讀：紀錄片《日本的學校午餐》值得國人深思的飲食教育！）
在日本的商店裡，如果你看上某種蔬菜，可以拿出手機，對準蔬菜標籤上的二維碼掃描一下，就可以查到它的品種、種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在這樣的食品追溯模式下，可以保證人們吃到安全放心的食材，這種可以追溯到生產源頭的食品，在日本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事實上，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經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50年前，日本更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鎘稻米、含汞魚貝……其實我們的這個近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曾經歷了比“三鹿奶粉事件”更嚴重的毒奶粉風波......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許多母親都發現，自己的嬰兒變得無精打采、情緒煩躁，伴隨著腹瀉、發燒、吐奶、皮膚髮黑等症狀。一開始，家長們以為是酷暑導致的身體不適，但是醫生詢問後發現了一個共同點：這些嬰兒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業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原來，當時森永集團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對嬰兒造成神經、內臟的嚴重受損。在8月末事件公開之前，已經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嬰兒夭折，在事發之後的一年後，受害致死的嬰兒達到了130名，12344人留下終身疾患。
當時日本尚未發明冷藏罐車，牛奶運輸過程中，容易變質腐化，而用劣質奶製成的奶粉，難溶於水。森永公司為降低成本，提高奶粉溶解度，便在奶粉中摻入含砒霜的催化劑，結果許多孩子在喝下這種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後，出現神經障礙、內臟受損等各類症狀。
圖為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會長岡崎哲夫
作為乳製品業的大戶公司，森永打出的廣告一直都是“最健康、最營養的嬰兒奶粉配方”，此次毒奶粉事件一經曝出，摧毀了父母心中對其產品的信任，於是受害者家長自發組織起來，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岡崎哲夫被推舉為負責人，他的女兒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就賠償和善後問題同森永公司展開談判。他們要求，森永公司負擔治療住院以及定期檢查的費用；對後遺症進行補償；一次性付清死亡嬰兒家庭250萬日元，重症家庭100萬日元，中等症狀70萬日元，輕症30萬日元賠款。
為了調節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選了幾位專家，成立了一個貌似持公允立場的第三方調查組織“西澤委員會”和負責賠償問題的“五人委員會”，它們的經費是由日本乳製品協會支付的。經過“調查”，“西澤委員會”的專家們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擔心後遺症的影響，現在還在治療的患者與砒霜無關，是其他疾病導致的。而“五人委員會”拿出的賠償方案，還不及“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方案的零頭：所有死亡者一律賠償25萬日元，生存者一律賠償1萬日元，這份政府明顯袒護森永公司的賠償意見書，遭到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的抗議與抵制。但即使“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以及各個受到利益侵害的消費者一再掀起輿論巨浪，他們的權益也無法得到進一步保障
1956年1月，在“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給受害嬰兒體檢，但要求必須到其指定的醫院，否則費用概不負責。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醫院，大部分接受體檢的受害兒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復”的體檢結果證明。受害者家長們跑到岡山縣衛生部門前靜坐，給日本各大媒體寫投訴書，但這些舉動都毫無效果。受害者家長們再憤怒不滿，對森永的抵制也毫無進展。當時正處在日本戰敗後的恢復期，普通民眾都自求溫飽，無暇顧及他人。隨著維權活動參與家長逐年減少，日本媒體也選擇保持沉默，不再刊登家長們的投訴書，公眾對毒奶粉事件的關注逐漸走低。
森永事件暫告段落，但層出不窮的公害事件讓廣大消費者感到不滿，看到這樣的社會現狀，僅剩4名成員的“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會”繼續展開對“森永毒奶粉”受害兒童的追蹤調查。繼續為受害兒童奔走。也許誰都想不到，這將是一場長達10餘年的艱難歷程......
由於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岡山縣首先成立了“岡山藥害對策協會”，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岡崎哲夫等幾位家長馬上找上門來。在他們的推動下，岡山縣對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兒童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這些受害兒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後遺症。隨即，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開始追蹤調查，1968年，他發表了著名的“丸山報告”，證實了毒奶與後遺症之間的關係，引起了軒然大波。日本戰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抵制活動“抵制森永運動”就此開展了，與此同時，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開始紛紛向當地的法院起訴，將森永公司和當時的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直到1973年，日本的終審法庭終於判決森永有罪，並需支付鉅額賠償，給予所有受害者終身照顧。這次判決後，森永每年都要支付超過10億日元（約6000多萬人民幣）的賠償金額，森永50多年來一直揹著沉重的十字架，照料曾經的受害者。同年，日本頒佈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這意味著日本開始將重心從發展主義轉移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上。曾經的森永公司佔據日本乳制業首位，在“毒奶粉事件”之後，聲譽一落千丈，至今也未能迴歸到曾經的鼎盛狀態。
時隔一年，《朝日新聞》又刊登了對“森永毒奶”受害兒童後遺症的追蹤調查報告。對此事進行深度獨家採訪報道的兩名《朝日新聞》記者說：“日本的媒體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從人道與良心出發，我們有公開事實真相的義務。”
如今日本食品製造安全有序，但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是上萬的受害者以及家長同盟長期的堅守，是前人半世紀的血淚堆砌而成的。
食品安全多源於利益驅動，要斬斷這一不良循環，靠的就是令人望而卻步的懲罰性手段。有森永鉅額罰款與世紀罪人的這一“前車之鑑”，在這種環境下，民間力量的覺醒，成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關鍵因素。
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有這樣一批具有主體意識的民間力量，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最為直接的影響是一批消費者維權團體的出現。例如，1949年12月，關西主婦聯合會成立，其活動重點是降低物價、驅逐黑市。在大阪，由於正常價錢在40日元的牛肉，賣到了250日元，當地主婦會發起“不買牛肉運動”，要求牛肉降價，否則便不買。這些活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國消費者團體聯絡會”在東京召集主辦了“全國消費者大會”，並發表了《消費者宣言》。從六十年代開始，為了解決環境汙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日本還湧現了各種社會實踐和社會運動，如“生活者運動”、“有機農業實踐”、“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合作運動”等等。
森永的問題解決了，並不等於它的問題不會在別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間力量還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拋開大企業”的可能——建立一個消費者與小型專業生產者的緊密關係。
以1976年成立的民間組織“四葉草合作聯盟”為例，這是目前日本關西最大的一個有機食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絡，有4萬成員。加入這個聯盟的商戶，基本都是無力與大企業進行競爭的散戶、中小企業，運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農戶和消費者通過申請成為該聯盟會員，聯盟旗下的農場負責收取附近農民會員產品，自己也生產一小部分，檢驗合格後，通過配送中心直接投遞到消費者家中。它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這個生產網絡是構建在信任和誠信基礎上的，如果有商戶想加入這個聯盟，必須有聯盟內部成員推薦，實際上就是需要有擔保人，還有對其農場、車間的考察，甚至於對商戶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內，同時，消費者隨時可以造訪任何一個生產者，瞭解這個生產的過程，甚至可以帶著專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產品測驗。即便出現了狀況，消費者也能輕易地追溯到責任人。
一旦成為了這個網絡的會員，也就意味著，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產品，你可以完全拋開它，自己決定購買來自哪一個牧場的牛奶。民間組織還可以直接參與對商品的檢測，比如各地的消費者協會，主婦會等。一些團體還可以發起“共同購買”，用團購的方式為商品的品質提供保證。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為這些力量保駕護航。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組織的相互聯繫、協作越來越多，甚至還有競爭。他們的聲音對日本政府的立法顯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費者團體首次提出了制止多餘包裝和過大包裝的口號，1971年，東京都便發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發生“瘋牛病”事件，民間反響強烈，於是日本政府頒佈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農林物資規格化和質量表示標準法規》。可以說，日本的食物儘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糾錯能力。
時至今日，日本食品制度的完善，不僅是政府引導下的國家福利，同時也是教育與社會意識提高的產物。
對於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們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
2000年，岡崎哲夫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我的一生沒有遺憾。”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問題與每個人都脫不了干係，或許我們所缺的，並不是家長的關心、憤怒的曝光以及輿論的壓力，最為缺少的可能是類似森永所受的強有力、零容忍的“懲罰性手段”，以及更為細緻完善的法律保障！
稚嫩的面龐，一顆顆幼小的心靈，請愛護他們，即小飯桌，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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