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孩子的学校食堂被卷入卫生安全问题的漩涡中，食品安全再度成为大众焦点。
与此同时，一段3年前发布的《日本学校午餐》短片，在社交网络上走红，看过短片的人不禁感叹“这样的午餐文化值得称赞”。（详情可阅读：纪录片《日本的学校午餐》值得国人深思的饮食教育！）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某种蔬菜，可以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可以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在这样的食品追溯模式下，可以保证人们吃到安全放心的食材，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日本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50年前，日本更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镉稻米、含汞鱼贝……其实我们的这个近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曾经历了比“三鹿奶粉事件”更严重的毒奶粉风波......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后，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12344人留下终身疾患。
当时日本尚未发明冷藏罐车，牛奶运输过程中，容易变质腐化，而用劣质奶制成的奶粉，难溶于水。森永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奶粉溶解度，便在奶粉中掺入含砒霜的催化剂，结果许多孩子在喝下这种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后，出现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
图为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会长冈崎哲夫
作为乳制品业的大户公司，森永打出的广告一直都是“最健康、最营养的婴儿奶粉配方”，此次毒奶粉事件一经曝出，摧毁了父母心中对其产品的信任，于是受害者家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这份政府明显袒护森永公司的赔偿意见书，遭到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的抗议与抵制。但即使“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以及各个受到利益侵害的消费者一再掀起舆论巨浪，他们的权益也无法得到进一步保障
1956年1月，在“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要求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否则费用概不负责。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受害者家长们跑到冈山县卫生部门前静坐，给日本各大媒体写投诉书，但这些举动都毫无效果。受害者家长们再愤怒不满，对森永的抵制也毫无进展。当时正处在日本战败后的恢复期，普通民众都自求温饱，无暇顾及他人。随着维权活动参与家长逐年减少，日本媒体也选择保持沉默，不再刊登家长们的投诉书，公众对毒奶粉事件的关注逐渐走低。
森永事件暂告段落，但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让广大消费者感到不满，看到这样的社会现状，仅剩4名成员的“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会”继续展开对“森永毒奶粉”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首先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战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抵制活动“抵制森永运动”就此开展了，与此同时，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开始纷纷向当地的法院起诉，将森永公司和当时的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直到1973年，日本的终审法庭终于判决森永有罪，并需支付巨额赔偿，给予所有受害者终身照顾。这次判决后，森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10亿日元（约6000多万人民币）的赔偿金额，森永50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照料曾经的受害者。同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将重心从发展主义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曾经的森永公司占据日本乳制业首位，在“毒奶粉事件”之后，声誉一落千丈，至今也未能回归到曾经的鼎盛状态。
时隔一年，《朝日新闻》又刊登了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对此事进行深度独家采访报道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的媒体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从人道与良心出发，我们有公开事实真相的义务。”
如今日本食品制造安全有序，但这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上万的受害者以及家长同盟长期的坚守，是前人半世纪的血泪堆砌而成的。
食品安全多源于利益驱动，要斩断这一不良循环，靠的就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惩罚性手段。有森永巨额罚款与世纪罪人的这一“前车之鉴”，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有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建立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4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反响强烈，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时至今日，日本食品制度的完善，不仅是政府引导下的国家福利，同时也是教育与社会意识提高的产物。
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与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或许我们所缺的，并不是家长的关心、愤怒的曝光以及舆论的压力，最为缺少的可能是类似森永所受的强有力、零容忍的“惩罚性手段”，以及更为细致完善的法律保障！
稚嫩的面庞，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请爱护他们，即小饭桌，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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