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港漂的困境和无奈,在尔冬升的这部电影里一览无遗

本世纪初的香港警匪电影有很多,《旺角黑夜》是我格外喜欢的一部。

上映于2004年的《旺角黑夜》,是导演尔冬升三年磨一剑的作品, 这部有些文艺的警匪片,为他挣得了24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两个极具分量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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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改编自发生在香港的真人真事,所以,虽然故事围绕着黑帮斗争、买凶杀人等非常戏剧性的情节展开,却仍然以极为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呈现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道的香港社会。

色彩与故事

《旺角黑夜》的片名来自电影中的一次执法行动。黑社会大哥阿添的儿子老虎死于一场混混争斗,怒火中烧的阿添不但干掉了惹事的小混混,还从大陆找了杀手,欲除掉涉事大哥阿九来福(吴彦祖饰演)就是这个被委以重任的杀手。他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小村庄。接到通知后于平安夜这一天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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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先探听到风声的警察为了平息事端、维护治安,部署了代号为“旺角黑夜”的特别行动,希望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找到阿添、阿九以及神秘的来福。因此,电影7成以上的戏份都发生在圣诞节到来前喜庆又混乱的夜晚,黑色也就成为了整部电影的主色调。

主人公来福是一个游走在善恶之间的角色。他单纯、耿直、充满正义感,但是又被窘迫的现实逼上险途。显然,当一名杀手并非来福的本意,因此他在影片中的形象也始终摇摆模糊。于是,即使是乾坤郎朗的白昼,来福也总是不断穿梭在明暗之间,这就像是他内心深处善恶交战的外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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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夜晚来临,盘桓在来福身边的则是大片大片的黑暗。黑色代表了神秘、凶恶、危险,这是杀手身份带给他的必然属性,也预示了主人公来福悲惨的命运和黯淡无光的前路。

在旺角的平安夜,还有一个颜色同黑色一样浓重——那是绚烂的红。

“红”是平安夜的标志,但是在这个注定不平安的夜晚,红色又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和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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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丹丹就穿了一身大红。作为一个从事皮肉生意的女人,“红”与她最为贴近。红色代表了耀眼、炙热、浓烈与情欲,也正是丹丹的陪伴,让四处躲藏的来福体会到短暂的温柔和慰藉。在丹丹房间内休息的戏份,昏黄的灯光配上红衣红椅,暧昧温馨,情意绵绵,让观众和二人一起,在紧张的追逐中获得稍稍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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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别忘记,红色还有一层隐秘的属性,那就是危险。也是因为丹丹,来福得罪了嫖客华哥。带人前来复仇的华哥偷袭得手,来福被打到满脸是血,那骇人的红色在幽静的夜幕里显得格外狰狞可怖。失去理智的来福出门寻枪,虽然打伤了华哥,也丢了自己的性命。

电影中,尔冬升导演对色彩的巧妙运用,使之成为不可或缺,又极为有效的叙事手段,同时也形成了《旺角黑夜》极具特色的色彩风格。

浪漫主义下的边缘人物

《旺角黑夜》中的来福,本应该是一个没念过书,没见过世面,傻里傻气的村头小伙子。这样的少年,被单独安排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做枪手,其实与死士无异。

但是,人如果穷苦到一定程度,性命和草芥也就没多大分别。所以像来福这样的少年,在贫穷的五月沟必定是一抓一大把。

其实选择吴彦祖来饰演来福,还是有些许违和的,不论是他俊朗的外表,还是蹩脚的国语,都和大陆乡村少年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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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黑夜》的剧本,尔冬升导演打磨了多年,既然他敲定了吴彦祖做主演,必然有合理的考量。

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来福并非像推荐人说的那样,是住在村头的二傻子。相反,他很有一个专业杀手的派头:外表木讷,心思缜密,身手敏捷,反侦查意识强。不论是刚一登场对枪械的检查,还是天桥上沉着应对追捕,其表现都堪称优秀。甚至当来福面对人精老六设下的陷阱时,也可以从容看破,并一举击中对方的软肋,迅速抢得形势的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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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观众来说,来福这样的角色既是外来者,又是社会边缘人,本身是极度不讨喜的。所以,尔冬升导演对其做了相当程度的浪漫主义美化。不但启用了观众缘极好的吴彦祖,同时,令来福的所有行为都更加符合观众的期待。

电影中,他会出手惩治仗势欺人的混混,会重金感谢照顾素儿外婆的义工,会挺身追击抢包的歹徒,会痴心寻觅了无音讯的女友。

相对而言,张柏芝与女主角丹丹的气质则更为贴合。艳丽的外表加上叛逆不羁的性格,本就与角色相近,而张柏芝又把这个漂泊异乡,倔强泼辣的女人拿捏得极为精准。所以,当年的金像奖也没有吝惜给她一个影后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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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福同乡的丹丹也是个苦命人,被香港土著骗婚后,只能出卖色相来谋生。虽然她一度觊觎来福身上的钱财,却在最危急的时刻不离不弃,也正是她的坚持和引导,来福才

一度在善与恶的权衡中找回了几乎迷失的自我。丹丹身上当然有很多小人物的缺点,但是,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尔冬升导演对角色浪漫主义的美化,让观众意识到到,来福、丹丹这样的边缘人群,首先是质朴、真实、有血有肉的底层苦难者,而后才是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凶徒。这样的角色呈现方式,使得情感变化更加真实动人,人物性格也更加鲜活多样。

焦虑不已的中产阶级

与外来者、边缘人相对应的,是电影中的香港本土居民,即是以苗警官、斌仔、阿添、阿九等人为代表的社会中坚力量。

如果说尔冬升在刻画底层民众生活状态时,关注的是他们的悲惨处境,那么,当他将镜头对准苗警官等人,则更多地着眼于他们焦灼的心灵状态。

在香港,无论是警察、律师、医生还是黑社会大哥,都算得上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他们体会不到来福、丹丹等人难以为继的生存困境,但同样也不缺少各种焦虑和压力。

苗警官因为多年前开枪射杀过匪徒,所以陷入心理问题难以自拔,只知道埋头工作,发泄苦闷,最终妻离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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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斌仔开枪射中匪徒得到提拔,随后就把“开枪”标榜为自己的天职与能力,没想到不但误杀他人,还因此丢了性命。

老六为人奸猾,左右逢源,既想捞偏门挣快钱,又不愿冒丁点风险,出卖的全是同族兄弟,最终被来福抓住把柄,惊吓交集,几欲崩溃。

阿添、阿九等人混迹社团,表面光鲜亮丽,但是因为一点小小冲突就可能要以命相搏,整日担惊受怕,浑噩度日。

这些 “香港土著”的现实境遇实际上并不比来福等人轻松,他们囿于欲望的驱使,或图名、或逐利,始终无法停止对物质的不断追寻,最终使自己陷于无尽的压力与焦虑之中。这些社会精英、中产阶级的焦灼心境,其实代表的就是无数港人普遍的精神状态。

丹丹曾问过来福:“香港空气那么脏,为什么会叫做香港”。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呆的再久,香港也是陌生的,毫无立足之地。这里只是听闻中的天堂,等到真的身处其中,想的却只有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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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呢?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既然无法舍弃优质的生活条件、完善的配套设施,那就只能忍受着精神上的压力与煎熬,日日夜夜地苦捱下去。

哪一个更惨呢?

旺角的夜色中,有许多相遇,也有许多寻而不得。苗警官说,有缘会遇上,有孽也会遇上。

“缘”与“孽”这两个颇具宗教意味的词汇,却道出了片中人物都逃脱不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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